进士的牌子好写，人家毕竟见过大世面，那举人怎么办？不能写中进士，也不能写两榜，放心，办法是人想出来的。举人出门的时候，由于可写的不多，他们充分发挥了创造力。
比如他是丁寅年江西乡试中举的，就写个牌子“丁寅举人”；再想想，老子在县衙是主簿（正九品），官位低是低了点，但也是官嘛，于是第二个牌子就写“某县主簿”；此外还有什么何年何月被表彰过、有何政绩，都可以写上去，反正能骗骗老百姓就行了。
正是这样的诱惑，使得无数人前仆后继，向着官位前进，可正如前面所说，当官哪有那么容易呢，朱元璋及他的子孙们早就为他们设置了最困难的一道关卡，这道关卡不但改变了历史悠久的科举制度，让无数人陷入极端的痛苦中，在某种程度上，它还影响了中国未来几百年的命运。
这道关卡就是八股。
八股
这是一个很值得一提的现象，八股可以说是明朝的发明创造，这套玩意儿自朱元璋起，到明朝中期发展完善，影响了后来近五百年的知识分子，不可不说。
学子们的考试科目分为三场：第一场考经义，也就是四书五经；第二场考试实用文体写作；第三场考时务策论，也就是给你个事情让你分析，颇有点应用文的意思。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经义，这是取士的关键。
那时候的考生们不像现在的学生考试前要复习很多内容，对他们而言，只要背好四书五经就行了，题目只能在这里出，不可能有别的题目。范围相当小，背起来容易，而且写文章时有规定的字数，一般不超过五百字，不像现在的某些命题作文动不动就要千字以上。这么看来，当年的考试似乎要容易些，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关键在于格式和个人发挥。八股文分为破题、承题、起讲、入题、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几个部分，其中精华部分是起股、中股、后股、束股，这四个部分你不能随便写的，必须用排比对偶句，共有八股，所以叫八股文。
这种写法十分古板，你想多写一个字也不行，真是害人不浅，很多人都是一边写一边乱编，只为了凑字数，达到对偶的效果。文字表面上看，十分整齐，细看下内容，废话满篇。
痛苦的不仅是考生，还有出题的老师，四书五经只有那么多字，各级考试都从里面出题，而出过的题一般是不能再用的，于是老师们奇计百出，把四书五经上下句割裂开，单独拿来出题，如把一句话斩头去尾，只用中间的几个字拿来考人，这种语句不通、张冠李戴的词句，连老师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何况学生呢？
结果就是糊涂考糊涂，出题的人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考试的人也不知道，这样考出来的是什么人才？
八股说到底是一种形式而已，就算古板，应该也不会造成太大的负面影响，别急，明朝统治者们还有杀手锏，这一招才是最厉害的。
明朝规定，所有的文章不能有自己的想法，必须仿照古人立言，即要按照圣人的思想去写文章，这个圣人是谁呢？朱熹。
朱熹曾经给四书写过注，也就是标注他自己的理解，然而这些理解被统治者看上，要求所有的学子必须按照朱圣人当年的思维来答题。
天可怜见！朱圣人当年可能在上茅厕时想出一句，写下来，吃饭时又想出一句，写下来，本来就作不得准，而过了上百年居然要所有的人按照他的思维方式来思考，确实是一种折磨。
这可就苦了明朝学子们，叫天不应，谁知道这家伙当年到底是什么样的思维，只能自己慢慢猜、慢慢把握，所谓搞不懂就问人，搞得懂就教人，实在没有人懂就去问神，对这些学子而言并不只是玩笑而已。
无数考生午夜梦回，脑海中挥之不去的就是朱熹那并不俊朗的外貌和并不魁梧的身材，久而久之，有些醒悟过来的人就开始问候朱熹的父母及祖先，似乎这样才能出口恶气。问题在于骂完后还是要考啊，不考就没有官做，这是实际的问题。
在固定的思维、固定的模式下，明朝的学子们开始完成他们的文章，让我们不得不惊叹的是，在如此困难的环境下，考生们仍然写出了很多锦绣文章，在下曾经看过两篇八股状元文，文辞优美，立意深刻，想到这些文章是他们在如此多的限制下写出的，实在令后生晚辈佩服不已。
八股考试的弊端是很多的，选出的人才很多都是书呆子。著名的明朝学者宋濂形容过八股选出来的某些人才，“与之交谈，两目瞪然视，舌木强不能对”，活脱脱一副白痴面孔。
但八股文还是有一定用处的，比如吴敬梓在他的《儒林外史》中曾经写道：“八股文若做得好，随你做什么东西，要诗就诗，要赋就赋，都是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可见，八股文是很多文体写作的基础。更重要的是，在这样的限制下，很多优秀人才更能脱颖而出，如后来的徐阶、高拱、张居正，哪一个不是八股文拿高分的？这些人才是高手中的高手。
总的看来，这一制度还是弊多利少，禁锢人们的思维，害人不浅，其影响深远，直到近代，人们还以考过八股为荣。比如陈独秀和当时的北大校长蒋梦麟都是前清的秀才，陈独秀曾经问蒋梦麟考的是什么秀才，蒋梦麟回答是策论秀才，陈独秀非常得意，哈哈大笑，说自己考的是八股秀才，比策论秀才值钱。蒋梦麟连忙作揖。八股之强悍可见一斑。
朝廷的斗争
朱元璋在解决了北元后，制定了一系列旨在恢复生产和生活的政策，收到了好的效果，但斗争终究是不会消停的，干掉外敌，就开始搞内患。具体地讲，是派别斗争。
所谓派别，实际上就是老乡会，大家都说一样的方言。朱元璋手下最大的老乡会就是淮西集团，会长本来应该是朱元璋，但考虑到他还兼任皇帝一职，所以当时是由李善长代理。这一集团人多势众，主要成员有李善长、郭兴、郭英、汤和、周德兴，还包括死去的常遇春等人，基本是朱元璋同志起家的班底。当时见面，如果能说淮西话，就是光荣。
有人曾问我，李善长何许人也，为什么是第一功臣？确实，他好像很少出面干什么大事，这是由他的工作特点决定的。此人主要负责后勤和政务办理，如果把刘基比做张良，那么李善长就是萧何。他一直跟随朱元璋打天下，鞍前马后地劳顿，后勤工作不好搞，劳心劳力又不讨好。朱元璋是个明白人，所以在建国后，便以李善长为第一功臣，任命他为丞相。
李善长这个人的特点是外表宽厚，心胸狭窄，谁敢和他过不去，就一定要解决对方。
俗话说恶人自有恶人磨，有敢专权的，就有敢分权的，淮西集团很快就遇到了对手，那就是浙东集团，这个集团的首领就是刘基。
这两个集团就在朱元璋的眼皮底下开始了斗争，朱元璋似乎也很有兴趣，他准备看一场好戏。
这场戏的主角是李善长和刘基，但仅有主角是不够的，下面我们要介绍配角和龙套出场，这些人人多势众，是这场戏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以找茬为职业的官员
他们的名字叫言官。下面我们将介绍一下这些人。
言官到底是什么官呢？顾名思义，就是说话的官，到了明朝后期，也有人把这些人称为骂官，实际上，他们是明朝监察制度的产物。
朱元璋建国之初，仿照元朝制度，建立了御史台，到了洪武十五年（1382），朱元璋将其改名为都察院。都察院的长官是左右都御史，这个官名大家在电视上经常可以听到，而都察院的主要骨干是都察御史，这些都察御史共有十三道，以当时的十三个省区分，共有一百一十人。这些人权力极大，他们什么都管，由于平时并没有什么具体的事务要处理，就整天到处转悠，不是去兵部查吃空额，就是到刑部查冤假错案，办事的官员看到他们就怕。
你可能会问，这些人权力如此之大，如果他们徇私枉法怎么办呢？对于这个问题，你应该大大地佩服一下朱元璋，他想了一些很绝的方法来规范御史的行为。
首先，挑选御史的时候，专门找那些书呆子道学先生、认死理的去干这行，因为这工作得罪人，捞不到钱，而道学先生是最合适的人选。其次，他用了以小制大的方法，这些御史都是七品官，可以说是芝麻官，赋予他们监管长官的权力，就使得他们不敢过于张狂。有个官名叫八府巡按（周星驰电影里出现过），乍一听，八府的巡按，官一定很大，其实也就是个芝麻官，往往是朝廷临时委派监察御史担任的，就相当于以前所谓的特派员，官极小，权极大。但就是这样，朱元璋还是不放心，于是他又建了一套班子，来监督都察院。这就是六科给事中。
对应中央六部，朱元璋设立了六科，各科设都给事中一人，官位正七品，左右给事中官位从七品。这些人的权力大到骇人听闻的地步。
他们如果认为以皇帝名义发出的敕令有不妥之处，居然可以将敕令退回！而皇帝交派各衙门口办理的事件，由他们每五天检查督办一次，倘若有拖延不办，或是动作迟缓者，他们就要向皇帝打小报告；各部完成任务，还要乖乖地去六科销账。此外，官员年终考核，这些给事中也要进行审核。
这些人的行为特点可以概括为：你要打我，我就骂你。
这不是一句玩笑话，他们从不动粗，全部功夫都在嘴和奏章上，你要是得罪了他，那就惨了，这些人骂人的功夫极高，都是饱读诗书之辈，骂人也有典籍来历，出自某典某条。如果你书读得少，还以为他在夸你呢。可能回家查了书，看到某个典故方才恍然大悟，连祖宗十八代也给人骂了。骂人不带脏字的功夫，实在厉害。
这种独门绝技代代相传，到东林党达到了高峰，真可谓是口水横飞，引经据典，用意恶毒却又言辞优美。套用葛优的一句话：“人家骂你都听不懂！”
朱元璋搞来这群人后，他自己也很快就吃到了苦头。
比如洪武年间，御史周观政巡视南京奉天门。这里说明一下，周观政是巡城御史，属于最低层的监察御史。在他巡查时，遇见一群太监正领着一伙女乐往奉天门内走去。根据大明的内宫制度，女乐是不准入内的。周观政当即上前制止，领头的太监理都不理他，说了一句：“我有圣旨在身！”（注意这句话的分量）
按说一般人也就放他过去了，可周观政坚持说就是有圣旨也不得违背大明的内宫制度，坚决不准女乐入内。太监遇到这么个人，只好回宫禀报朱元璋。朱元璋苦笑一下，便传口谕，不再让女乐入宫，还特意加上一句，周观政你干得好，回去休息吧。无论怎么说，朱元璋已经仁至义尽，给足了周观政面子。可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周观政死都不走，这个书呆子不依不饶，一定要朱元璋出来和他说。朱元璋明白自己选的这些人都是不会通融的，娱乐也搞不成了，亲自穿上朝服出宫进行安抚，对周观政说，你做得对，我已经反悔，不用女乐了。周观政听到后，才回家睡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