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旧文学的并行和交替
在20世纪初期的香港文坛，旧文学所处的正宗地位并未被新文学所代替。然而，“五四”新思潮和“五四”新文学所显示的时代新方向，所反映的历史新潮流，对于香港文坛的渗透，毕竟是从甚微之势，逐渐地产生了一些潜在的影响，并且，开始吸引了一些作家和部分文学青年，去接受新文学的熏陶，他们开始尝试运用白话文写作了。
这一时期出现的《双声》杂志，由孙中山先生倡办的《大光报》主创于1921年10月，该刊的主编是思想较新潮的黄昆仑和黄天石，他们都是新思潮的青年作者代表。《双声》的主要作者，也包括上海的徐枕亚、周瘦鹃、徐天啸、吴双热、许厪父等。而香港本地的一些年轻作者，则以香港作为小说的背景，用半白话和白话文体写作。比如黄天石发表在《双声》第2期的小说《谁之妻》，表现了香港青年在国内反封建浪潮影响下，追求个性解放争取恋爱自由的斗争。女教师兰侬与有妇之夫云屏私恋，而云屏的弟弟锦涛留法前夕，心爱兰侬而又不敢启齿求爱。兰侬与云屏情爱日深，一日，云屏从报纸上看到载有留法学生的船只触礁沉没，便以为弟弟也无以生还。于是，云屏按照广东嫁鬼的陋习，迎兰侬入门，名誉上是让她嫁给弟弟，实则仍与兰依私恋，终于导致兰侬有了身孕。忽一日，兰侬收到锦涛从法国寄来的信，说他在“舟覆之时，幸习泅泳，幸免于死”，被一侨胞救起。兰侬阅信后叹道：“我将为谁之妻？”这个故事，在一定程度上揭露和抨击了香港的晚清遗老遗少，在当时多少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尽管，小说运用的并非完全的白话，而是从文言文体中变化出来的半白话文体，被称为“放脚式”白话文，然而在当时的文化背景下，应该说是一种进步。
与《双声》差不多同时创刊的《妙谛小说》，由《共和报》代理主办，发行到国内外，是20年代香港文学期刊流出国外的开始，内容亦多为“鸳鸯蝴蝶派”作品，但它与《双声》一样，也开始出现少量的白话文。比如第四期有西琅的《兵威压迫下的华侨》，叙述了一队士兵在“兵头”的率领下到乡下去“捉贼安民”的经过，诉说了华侨受到侨居国民族歧视的遭遇，小说的语言确乎比《谁之妻》更为“白”了一些。在《双声》和《妙谛小说》的推动下，香港的一些文学期刊，逐渐出现了文言与白话并存共处的现象，构成了香港早期新文学的一线熹微。
创刊于1924年9月的《小说星期刊》，多数文章还是文言文，但也出现了部分的白话文。它每期的短篇小说中约有1/3是白话文；而连载小说中，大部分是用白话文写成的。如吴灞陵的《学海燃犀录》和许梦留的《一天消息》等。吴霸凌的另一篇小说《死》，叙述小尧因为迷信媳妇“不乐家”的习俗，于是“禁媳妇归宁”，导致媳妇自杀的故事，小说揭露大男子主义的危害性，控诉了封建迷信的陈规陋习。尽管小说全无结构与技巧可言，但通篇用的是流畅的白话文，表达的又是新的思想观念，可以说也是一种可喜的进步。
这一时期的香港文坛，处在新旧交替的一个转折点上，对于“五四”新文学的接受既有积极的一面，又有保守的一面。当时的文学期刊，双如《小说星期刊》，就发表了拥护旧文学的《四六骈文之概要》的文章，也发表了提倡新文学的《新诗的地位》的文章。比较典型的作者如罗丰铭，他自己不写白话文小说，但也并不排斥白话文。他在《小说星期刊》上发表的《新旧文学之研究和批评》一文，就指出：“白话文之短处在乎不用文言，文言之长处在乎能用白话。”可以看出其主张是折衷的。《小说星期刊》可以说是香港新旧文学交替时期的一份重要文学期刊，从当时的情形看，这个刊物发表的大多是用典雅古文刺绣出来的有关风花雪月的故事，但也没有完全排斥白话文。从《小说星期刊》的立场看，尽管它采取了文言与白话共存，新旧文学观念兼收并蓄的态度，但也反映了当时香港文坛出现的一些微妙的变化，开始展示出香港文学进入了文言与白话之消长、交替的过渡阶段。后来的文学工作者描述这一经历时，说那是一种“不尴不尬的情形”，具体就表现“在同一报章的副刊上，或是一个刊物上，新旧文学的并行”。
这确乎是一个新旧交替的时期，也是一个混乱和冲突的时期。当时香港爱好新文学的青年对此反应尤为强烈，他们在本港少数书店里买到由上海运来的新文艺杂志，接受新文学的熏陶，并开始为报纸副刊写作。这其中比较活跃的有谢晨光，侣伦、张吻冰、岑卓云、张弓、刘火子、李育中、易椿年等，他们成为当时的《大同日报》、《南华日报》等副刊的作者。其他的如《大光报》、《循环日报》、《华侨日报》等副刊，也开始容纳新文学作品。
随着白话文小说的出现，新诗在这一时期的香港文坛也稍露面目。《小说星期刊》在1925年第1朗发表了许梦留的《新诗的地位》的文章。在第2期中，许梦留又引用了胡怀琛与俞平伯的话，为新诗作了辩护，认为旧诗中因束缚的阻碍，就成呆板的、勉强的、虚伪的、狭窄的作品，没有诗的真意义，而新诗就要“适应环境而生相异的状态”。不过，应该指出，这一时期香港文坛出现的新诗，由于刚开始尝试用白话，到底显得过于“白”和直露，几乎没有什么艺术性和美感可言，这种现象，几乎成了当时香港文坛的一种通病。但对香港新文学的萌芽情形来说，这确乎又是一个必经的阶段，它所预示的前景是有希望的。
新文学的进入无疑构成了香港早期文坛的一种可喜的景象，然而，正因为是处在新旧交替时期，旧的封建的乃至低级趣味的东西，仍然存在于香港这块土地上。《小说旬报》便是当时的一个代表。该刊只存一期，未注明出版日期，但窥其风格文字，当为20年代的刊物。这个刊物以小说及谐趣诗文为主，沿袭了20年代香港报纸以谐部为副刊的风气。在这个刊物发表的所有小说或非小说文字，都写到香港地区伶妓之事，用的又是典型的旧式落难文人的骈四体裁。这样既是文言，表达的又是狭邪的、不健康的思想观念和情调的文字，在香港20年代的文坛上，无疑是一种负面的影响。
香港新文学的兴起
香港新文学的真正兴起是在1927年以后。
这是一个不平凡的年代。北伐战争胜利，代表旧势力的军阀被打倒，代表旧文化的国粹派，也开始放弃香港这个避居的堡垒。国内的新文学运动已经蓬勃发展，“文学研究会”、“创造社”、“太阳社”以及其他社团的文学作品，渐次输入香港，对于香港文坛和文学青年产生了强烈的震撼。
当然，从内因来说，这种现象的出现也不是偶然的，它在香港早期文学发展历史上，是一种必然性的结果。由于从20年代初期到中期出现了那些值得注意的变化，文言文、旧文学从处于正宗的统治地位，逐步向文白共处、新旧并存转化，从而开始了文言文与白话文消长、交替的过渡阶段。这种情形一直到1927年以后，香港文坛走出文白消长和新旧交替的浑沌过程，才开始呈现出实力对比的明显变化。
1927年2月，鲁迅应邀从广州到香港，在香港青年会作了两次演讲，题目分别为《无声的中国》和《老调子已经唱完》。鲁迅的演讲，一方面抨击了封建主义的愚民政策，它使得大家用的是难懂的古文，讲的是陈旧的意思，大多数人听不懂，这等于无声。他主张现代人应该说现代的、自己的话，变无声的中国为有声的中国。另一方面，鲁迅对外国人利用中国的旧文化，去奴役中国人民的用心，毫不留情地予以揭露，指出这种老调子也该唱完了。鲁迅对于“五四”文学革命的内涵和意义作了通俗的解说，指出这是一场文学革新、思想革新和社会革新的运动。
鲁迅的演讲，引起了香港当局和封建守旧派文人的恐慌，他们先是“派人索取入场券，收藏起来，使别人不能去听；后来又不许将讲稿登报，经交涉的结果，是削去和改窜了许多”。但是，香港青年对于鲁迅的演讲还是极为欢迎的，并且反应热烈。鲁迅回到内地后，写了《略谈香港》、《述香港恭祝圣诞》和《再说香港》三篇文章，表达了他对香港新思想和新文学发展的关注和信心。
鲁迅在香港的活动，对于已经初步接受了“五四”新思潮和新文学熏陶的香港文学青年来说，是一次极为深刻的启迪和有力的促进。同时，对于正处于文白消长和新旧交替过程中的香港文坛来说，其实力对比的变化也由于鲁迅的热忱鼓励，更展示出可喜的进步，从而使得香港文坛终于能够冲破旧势力的阻挠和多年的黑暗，迎来了1927年的香港新文学的兴起。
反映出香港新文学的兴起的标志，可以说有以下几个方面：
（1）报纸副刊展现出新文学的气象。从1927年开始，香港报纸差不多每一种都辟有一个新文学副刊，纯粹登载新文学作品。这里面有《大光报》的“大光文艺”副刊；《循环日报》的“灯塔”副刊；《大同日报》“大同世界”副刊；《南强日报》的“过渡”副刊；《华侨日报》的“华岳”副刊；《南华日报》的“劲草”副刊以及《天南日报》的“明灯”副刊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