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古老的文明是农业文明。温暖的气候、充沛的雨水、肥沃的土地，是农业文明发达的必要条件。位于东半球北纬30°线两侧、几条大河中下游的古埃及、两河流域、古印度和古代中国，是世界上文明产生最早的地区，发展出了发达的与农业文明相关的古代文明。
一、传承不绝的文明——中国
“大一统”思想与传承不绝的文明
中国是世界上几个古老文明中唯一未曾中断、延续至今的文明。同其他古老文明一样，中华文明历史上也经历过外族入侵和统治，如南北朝时期，匈奴、羯、氐、羌、鲜卑等民族，先后建立起十多个国家，统治黄河流域270多年；宋、辽、金、西夏对峙时期，党项族建立的西夏国、契丹族建立的辽国、女真族建立的金国，统治中国北方地区200多年；蒙古族建立的元朝，统治中国98年；满族建立的清朝，统治中国276年。但他们最终都融入了作为文化民族的华夏，使得有五千多年历史的中华文明没有像巴比伦古文明、埃及古文明、印度古文明、希腊罗马古文明那样，因外族的入侵或内部冲突，被其他国家、民族的文明取代而中断或者摧毁。中华文明始终一代一代传承下来，保持着自身文化的特色和独立的价值体系。探究其中原因自然十分复杂，比如地理的、经济的、社会的等等，但中华文化自身的因素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原因。就一时一事来论，文化的力量也许是弱小的，但就长久来说，文化的力量却是无坚不摧的，可以说文化是文明的灵魂。
中华文化的核心理念之一是“大一统”思想。四海一家，万邦和谐是我国的人们早在先秦时代就已形成的心理趋向和精神模式。到公元前221年，秦灭六国，中国第一次实现了政治、经济、文化、地域上的空前的统一，先秦时代的大一统理想终于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秦始皇实施一系列改革措施，置郡县、车同轨、书同文等，从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方面把中国纳入到统一的模式中去。汉代继秦之后，为了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维护帝国统一，汉武帝采纳儒生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儒家学说统一社会思想，确立儒家思想在社会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主体地位。儒家思想不但从精神层面上统一人们的思想，形成中国人独特的思维观念与民族精神，而且带来强大的民族凝聚力，而这种凝聚力的外在表现就是秦汉时代所奠定的中华大一统观念。它作为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民族心理特质，深深地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操守。在历史上，尽管中国社会分合无定，但是中国人的大一统观念却愈加强化，最终成为中华民族心理底层的不可动摇的文化根基。
尤其可贵的是这种大一统的思想主张的是“王道”而不是“霸道”，表现出“有容乃大”的宏伟气魄，造就了中国“和而不同”的文化观。一部中国文化史，就是一部各种学说、主张、观点，以及外来文化相互融合、并存兼进的历史。中国古代除了儒学的影响力以外，还可以数得出来的有道家、兵家、墨家、农家、纵横家、杂家等，这些观点各异的学说，虽然有相抵触的地方，但他们却能相互并存，在相互批评与辩驳之中得到了发展。此外，中原文化的先进性使各少数民族积极向汉文明靠拢，他们向汉民族的文化学习，接受汉族文化，用汉族文化来充实和提高自己；同时，汉民族也虚心向其他民族学习，积极借鉴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加以吸收融合，不断充实和发展自己民族的文化。甚至对外来文化，用的也是太极的功夫，而非血腥镇压，以致最终把他们融入中华文化，烙上深深的中华印记，比如佛教。这充分反映了中华文化的“一体多元”性，也体现了中华文化的和融思想和博大开阔的胸襟，也正是中华文化保持顽强生命力的内在因素！
先秦时期的科学思想
先秦，主要是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古代文化繁荣的一个重要阶段，在此期间中国的自然哲学也得到了很好的发展。自然哲学可以看作科学的一种形态，这当中充分体现了那个时代的科学思想，而这些思想对于提高生产力和促进社会进步无疑都起到了积极重要的作用。
首先，探讨世界万物的本原是古代自然哲学的重要内容，中国也不例外。在殷周时期就有了阴阳八卦学说和五行说。《易经》中用八卦（天、地、风、雷、水、火、出、泽）代表自然界中最常见的八种东西，认为天（阳）和地（阴）两种势力交感推移生成其他六种东西，并使万物发展变化。五行说在夏代就有萌芽，它把宇宙万物归结为水、火、木、金、土五种元素。战国时期的阴阳家邹衍则用阴阳来统帅五行，试图用阴阳五行对自然界和社会作统一的解释。在我国古代，也有用一种具体的事物来说明世界本原的观点，比如《管子·水地》篇中说：“水者何也，万物之本原也。”同时也出现了以比较抽象的东西来说明万物本原的学说。道家的创始人老子在春秋末年提出了“道”是“万物之宗”的思想。战国末期的荀子（约公元前298—前238）则认为世界万物都是由统一的物质性的气所构成，水、火、生物、人都是气的发展的不同阶段。中国的自然哲学家们也曾涉及到物质有没有最小单位或物质能不能无限分割等问题。惠施提出“至小无内，谓之小一”，即物质的最小单位无内可言。也有人主张物质可以无限分割，提出了“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的命题。
关于宇宙结构的学说，先秦早期就有了天圆地方说，主张“天员（圆）如张盖，地方如棋局”。到了西周时代，则有盖天说的出现，认为天如斗笠，大地像一个倒扣着的盘子。“盖天说”不符合天体的真相，不能解释天体运转的现象。比盖天说进步些的是地圆说，主张“天体如弹丸”。《庄子》则进一步对地是不动的观念提出疑问。商鞅的老师则有了对地球自转运动的最初描述。战国末期李斯则更猜测到地球在空间中的位移，有了“日行一度”的观念。到西汉末年更有了地球在空间中位移的科学描述。同时对地动而人却觉察不到的原因做出了解释；“地恒动不止，而人不知，譬如人舟中，闭牖而坐，舟行不觉也。”这是中国古人认识宇宙的一个伟大创见。
此外，不能不提到《墨子》，它是中国古代科学史上一部非常重要的著作。其中有关于光的直线传播和小孔成像的实验，也讨论了衡器一类的杠杆平衡情况，其方法和近代科学实验方法相似。但不可讳言，这时的实验方法还只停留在定性研究上。逻辑推理也没有形成一个严密的逻辑体系，中国古代科技几乎自始至终没有摆脱这种经验主义的实用科学模式，这就和古希腊注重逻辑推理的科学体系不同了，也最终导致了中西方科技社会发展的分野。
由历法农时到天文
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观测天象制定历法以指导农业生产自古以来就是一项极为重要的工作。加之中国传统思想中“天”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使天文学受到很高的礼遇，朝廷里就专设钦天监，不仅“敬授人时”，而且揭示“天”行之道；不仅为农业生产服务，而且为皇帝“天”子服务。这种特殊的地位也是中国天文学比较发达的重要原因。
中国从远古时代就已开始根据星象观测确定季节。《尚书·尧典》中说，根据黄昏时位于南方天空的是什么恒星，可以确定一年的四季。据传反映夏代知识的《夏小正》中讲到，一年12个月都有一些显著的天象为标志。殷商甲骨文准确地告诉我们，商代的历法是阴阳历。战国时的四分历，已经把一年的长度精确到365.25日，所以中国古代分圆周为365.25度，太阳在天上每天移动一度。这个规定是中国古代天文学体系的一个特点，是中国古代天文学自成体系的标志之一。到汉代时，中国的历法基本定型。从内容上说，它不仅是确定年、月和二十四节气，安排闰月，还包括日月食和五大行星运行的推算，类似于现在的天文年历。以后的历法制订工作，主要是进一步提高精度。
天象观测是中国古代天文学另一项主要内容。在二十四史中，历法制订的内容在《律历志》中，而天象观测结果记载在《天文志》中。中国史籍中保存有2000多年来关于日食、月食、彗星、新星、太阳黑子等天象的丰富观测记载，是现代天文学研究难得的宝贵资料。中国古代对恒星的观测成果，反映在历代的星表和星图中。战国时代的“石氏星表”，是世界现存最早的星表。在敦煌发现的唐代星图，是世界现存的最早星图。中国古代为了认识恒星和观测天象，把恒星几个几个地组合起来，这样的组合叫星官，每个星官都有名字，其中最重要的三垣二十八宿，成为中国古代的星空区划体系，这也是中国古代天文学的一大特点。二十八宿中部分星宿的名字，在《诗经》中就已经出现了。根据考古资料，中国最迟在公元前5世纪已形成完整的二十八宿体系。
到元代时，中国古代天文学成就达到高峰，元代历法《授时历》定一年长度为365.2425日，是世界历法史上最精确的数值，比欧洲早采用400年。然而后来由于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严令禁止在民间进行天文学研究，导致中国天文学的衰落，以致到明朝末年，中国人自己已经没有能力修订历法了，只好请西洋人帮忙。
儒释道对医学的渗透
中医自从《黄帝内经》采用阴阳五行论作基本理论后，就使它具有了民族化特征。隋唐时期，儒、释、道三家已成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医学受儒染，从形式到内容都有了儒、释、道风，更成为一种异于世界上任何国家的、具有很强的中国味道的学问。
唐朝孙思邈在他的《千金方》卷一中叙述说，医生应具备的理论素质是，不但要熟读医学经典，精通医理，还要“涉猎群书”，诸如五经三史，诸子百家，释典道论，甚至要求“妙解阴阳禄命、诸家相法、灼龟五兆，《周易》六壬并须精熟”。这其实是说医是一门以儒、释、道为辅佐的杂学。书中描述的大医风度是“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治病时，无问“贵贱贫富、长幼妍媸、怨亲善友、华夷愚智”，凡来治病者，“普同一等，皆如至亲”。而且不计个人吉凶安危，无论“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无作功夫形迹之心”。无论患者得了什么病，或恶疮或下痢，都不计臭秽，“但发惭愧、凄怜、忧恤之意，不得起一念蒂芥之心”。这副大慈大悲的菩萨心肠自然是建立在佛教理论之上的。又说大医的作风是“望之俨然，宽裕汪汪，不皎不昧”，不“多语调笑，谈谑喧哗，道说是非、议论人物”。到了病家，“纵结罗满目、勿左右顾盼”；“珍馐迭荐，食如无味”。这又是儒学标榜的清谨、耿介的士大夫情操。其中的房中术、求长生等内容明显带有道家修炼法的痕迹。这种医家的形象，其实也是中医学的形象，处处渗透着中华文化的味道，也反映着它内容的驳杂和神秘主义倾向。
中医现存的最早理论著作是战国时期成书的《黄帝内经》，这也是中医理论体系形成的标志。它包括《素问》和《灵枢》两大部分。《素问》内容偏重于论述人体生理和病理学及药物治疗学的基本理论、“望、闻、问、切”四种诊断方法、各种疾病的治疗原则与方法，《灵枢》则着重论述针灸的基本理论、经络学说和人体解剖、针灸的方法等。从理论上说，《黄帝内经》的特色在于把哲学的阴阳五行学说与医学的脏腑经络学说结合起来，以有机的整体自然观指导防病治病，用以论述各种疾病和种种致病因素之间的复杂微妙关系。虽然这些论述包含一些不科学的成分，但它确实起到了指导中医发展的作用，而且相对于近现代西医的机械自然观还有某些优势之处。从治疗方法上说，中医除了像其他地区古代医学一样主要使用自然药物之外，针灸治疗是它的特色。东汉末年张仲景撰写的《伤寒杂病论》提出了“辨证施治”，成为中医诊断疾病的基本原则，是中医理论的又一重要发展。自古至今中医中涌现出众多名医，治病的效果不断提高，但是在理论上依然是奉《黄帝内经》和《伤寒杂病论》为圭臬。
中国的数学———算术之学
中国数学古称“算学”或“算术”，侧重于解决实际应用问题。因为在天文历法的计算方面有不少艰深的数学问题需要解决，因而数学与历法的发展密切相关，许多科学家兼天文学家和数学家。从名称可知，古代中国的数学成就几乎都集中在“算”上，擅长“算”（代数），很少涉及几何图形问题，几何学方面明显薄弱，即使涉及也会用“算”的方法来解决几何问题，全然不似古希腊人那样偏重于几何图形问题，习惯于形象思维，在遇到“算”的问题时，他们会试图用几何方法去解决，毕达哥拉斯学派是这样，阿基米德也是如此，甚至阿基米德临死前的那句话也是“不要踩坏了我的圆”。难怪有人说中国人爱“算”，希腊人爱“图”。最终，爱“算”的中国人走上了一条实用技术的道路，而爱“图”的希腊人走上了一条理论科学的道路。按照人类心理学的说法，爱“算”者必然现实，而爱“图”者更爱幻想，所以这也并非完全偶然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