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国家对于该地区进行重大项目的投资建设带动人口和产业的空间集聚，从而推动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进程。例如，最初的宝山钢铁、金山石化、嘉定汽车、张江电子等重大项目的投资，从而形成了钢铁城、化工城、汽车城、电子城等新城区，极大地拓宽了上海城区面积，并不断辐射周边的地区。2009年，长三角地区16个城市共完成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118217.72亿元。长三角地区中的江苏省辖8个城市完成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61326.1亿元。
2011年，在国内外形势复杂多变的环境下，长三角各市通过转型升级寻求新的发展动力，经济实力进一步增强，整体呈现稳定向好的发展态势。2011年完成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16.57万亿元，增长18.8%。江苏8市完成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88524亿元，增长22.5%；浙江7市完成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45231亿元，增长21.5%；上海完成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31987亿元，增长6.4%。分城市来看，长三角16城市中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居前三位的城市为：上海（31987亿元）、苏州（28213亿元）、无锡（14813亿元）；增速列前三位的城市为：扬州（33.4%）、镇江（30.1%）、泰州（28.3%）。其中，苏州增长17.7%，列第15位。
2.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带动作用
经济全球化促使资本、技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跨国资本在全球寻找资源最优配置的国家或地区，资本的流入和全球产业转移，使得经济全球化成为影响中国城镇化的重要因素。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浦东新区的开发开放，再加上该区域的所有权优势、内部化环境优势及区位、人才优势，使得长三角成为中国吸引外资的重要区域之一。特别是浦东开发后，上海的经济迅速发展，20世纪90年代已经赶上并超过了深圳，上海的发展带动沪宁和沪杭线的发展，苏州、无锡、常州、南京、杭州和宁波等城市在各自的经济改革中调整了经济发展的方向，逐渐开始参与国际合作，在取得一定的经济效益后，扩大了开放的程度。到20世纪末，长三角16个城市的内部经济改革已经全部完成，吸引外资的数量也有了一定的发展，这为长三角外向型经济迅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上海和苏锡常地区外商投资的方向主要是制造业、国际加工和IT等，特别是制造业，外商对华投资的一半以上都集中在这里；南京及镇、扬、泰、通地区，外商投资是以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为主；杭州及宁、嘉、湖地区，外商投资主要集中在服装及纤维制品和纺织业，同时皮革毛皮及普通极限和化学原料及制品也是外商投资的重点。
此外，为招商引资，许多城市政府还纷纷以老城区为依托，在郊区开辟各种类型的开发区，如上海浦东新区、苏州新加坡工业园区等，这些开发区成为城市空间扩展的新的生长点。
3.乡镇企业的扩张作用
乡镇企业与小城镇结合发展是中国富有特色的工业化与城镇化发展道路，乡镇企业推动小城镇建设在长三角地区的表现更为明显。我国在1991年乡镇企业已从农民中吸收了9600多万剩余劳动力。苏南地区最早实行乡镇企业发展模式，很好地兼顾了政府与企业的“制度偏好”利益，因此，苏南地区的乡镇企业迅速发展，并为苏南地区的农村工业化、农村现代化和乡村城镇化开辟出一条道路。乡镇企业的发展为长三角地区的城市建设提供了保障，同时，成为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重要途径。长三角地区乡镇企业带动的农村工业化、城乡一体化、经济国际化的“新苏南模式”成为长三角地区城镇化内源型扩张的动力机制。
4.城市经济体系发展模式
由于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和政府政策的差异，沪、苏、浙三地在推进城镇化进程中，各自也形成具有差异性的发展模式，从而实现优势上的互补。
上海市采取的是开发开放政策。上海经济社会和城镇化进程的快速发展与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浦东新区开发开放为代表的上海开发开放政策带来的经济效益有着密切关系。由于制度障碍的消除，上海成为长三角乃至中国资本、技术、劳动力等各种生产要素的“辐合流场”。截至2005年6月，有企业在上海投资的国家和地区已达116个，世界500强在上海落户的有491家。投资性公司115家，外资研发中心140余家，总部企业在上海的投资涵盖了汽车、通信、钢铁、石化和精细化工、家电、电站设备等行业。上海在跨国企业全球战略中的战略地位不断增强，上海的区域辐射效应也不断得到发挥。此外，上海通过“1+3+9”工业园区开发建设，吸引了大量国内外企业入驻园区，极大地促进了上海市场化、信息化、产业化和外向型城镇化的协调联动发展。并通过加快旧城区改造，130多万市民大动迁；通过产业结构和生产力布局的大调整，50多万职工大转岗，形成由中心城区、新城、中心镇和一般集镇构成的城镇网络体系和“多心、多层、组团”式的城镇发展格局，尤其是“一城九镇”的新城和中心镇建设正成为上海近期城镇化发展的战略重点。“开发+改造”使得上海成为要素流的汇聚地，从而引导企业集聚和产业集聚，形成群落型经济优势。要素市场群落和现代产业群落的紧密结合，极大地加速了市场化、产业化、城镇化和国际化的联动发展进程，为上海国际中心城市的崛起提供了动力源。
浙江省采取的是乡镇企业和专业化市场结合的块状经济格局。乡镇企业和专业市场集群共生是浙江城镇化快速发展过程中的关键，形成了与市场化和产业化相伴而行的浙江城镇化特色。乡镇企业的快速发展必将形成特色产业集群，于是市场群落与产业群落的并存就构成群落型的特色经济，从而推进自下而上的农村城镇化。据统计，1984年浙江小城镇仅178个，2000年增加到近1000个。之后，浙江省又通过建立一批中小城市，配套提高城市服务功能，完善城镇网络体系，强化了都市圈建设，并借助经济力量和行政力量的合力作用，扩大城市规模，强化中心城市的集聚功能和扩散效应。
江苏省采取的是外向型和内向型经济协调发展的经济格局。江苏省主要以发展小城镇、专业市场化及内外型经济发展为特征的农村城镇化起步，依托中心城市，依靠农村内部非农产业的发展和从事非农产业的农村人口的集聚，形成新的城镇，实现农村内发型城镇化。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紧随浦东开发的步伐，江苏省及时实施了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的战略，特别是在苏南地区，依托各类开发区的载体作用和外资流入，调动地方政府发展经济和城镇化的积极性，形成了“外向型城镇化”的新模式；到了21世纪初，江苏省又将城镇化发展战略从小城镇建设向大都市圈建设转型，实现城市现代化、农村城镇化、城乡一体化的战略构想。
三、浦东开发与长三角城镇化进程
在长江三角洲城镇化进程中，国家政策导向是起主导作用的，以上海浦东新区的优先开发为核心，给长三角城镇化提供了巨大的动力。据此，区域开发中的核心引擎作用在城镇化过程中的影响就不言而喻了。
（一）政策的优先与引导
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提出：以上海浦东开发开放为龙头，进一步开放长江沿岸城市，尽快把上海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之一，带动长三角和整个长江流域地区经济的新飞跃。这样，浦东开发开放就从上海的地方发展战略变为国家发展战略，形成了上海及浦东为龙头和枢纽，向沿海南北两翼拓展，向沿江腹地推进，向内陆铁路沿线和四周沿边地区扩散的全方位开放新局面。
1996年，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成立，正式明确了新长三角经济区的范围包括上海、杭州、宁波、湖州、嘉兴、绍兴、舟山、南京、镇江、扬州、泰州、常州、无锡、苏州、南通。2008年9月16日，国务院公布了《关于进一步推进长三角地区改革开放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意见》，首次在国家战略层面上将长三角区域范围界定为苏浙沪全境内的26市，主要是加进了江苏北的徐州、淮阴、连云港、宿迁、盐城和浙西南的金华、温州、丽水、衢州。由此过程可知，浦东开发进一步密切和强化了上海与长三角城市的经济社会与文化联系，使长三角经济区战略在一个更高层次上发展。
（二）浦东开发带来的战略机遇
浦东的开发开放吸引了大量外资并呈现出现代市场经济所必需的创新平台，形成的外部效应有利于长三角代表中国参与国际分工。整体上说，浦东开发开放是一项国家层面的战略，其吸引的产业具有很高的梯度和很强的辐射力，而浦东产业的辐射首先就是长三角地区。浦东开发开放20多年的实践证明，浦东已经与周边地区形成了密切的联系和深度的分工关系，对传统企业的转型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局部来看，随着浦东开发开放所形成的软硬环境，也可以作为长三角城镇化发展的基础。例如，软环境中的金融体系、创新体系、现代服务体系、人才机制体系等的建设对长三角具有较强的示范作用；“小政府、大社会”的改革思路一直为长三角政府职能转变所借鉴，对长三角城市群的经济发展和体制建设有积极作用。深水港、航空港及信息港的硬环境建设，为长三角产业的调整与发展、要素市场的流通创造了很好的条件。
（三）浦东开发在经济上的梯度效益
浦东开发开放，通过技术、信息、金融、交通、贸易等的政策、利益的吸引，逐渐引导长三角地区经济关系的改造和重组，发展成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区域市场，促进长三角区域经济的一体化和城镇发展的群落化。
1.产业结构优化的梯度作用
作为长江流域经济发展的“龙头”，上海的产业结构调整（稳定第一产业、提升第二产业、促进第三产业），首先受到影响的就是长三角区域的产业结构优化；浦东开发后，上海的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将向长三角劳动资源丰富的地区转移，部分以农副产品为原料的工业将逐步向长三角其他农业较好的地区转移，部分以矿物资源为原料的工业将逐步向矿产资源丰富的地区转移。这就为长三角地区进一步改造和发展机械、轻纺等产业提供了机遇。同时，对促进长三角产业结构调整，加快发展金融、贸易、信息等现代第三产业也十分有利。
2.人才、技术的梯度作用
浦东的开发开放，加快了浦东高新技术园的开发和建设，使国内外的高新技术和高技能人才进一步云集浦东，并推动高新技术向长三角和整个长江流域转移和扩散，带动这些地区的科技及其产业化的发展，有利于长三角引进先进技术和高新技术产业，加快产业升级，提高产品档次和技术层次，增强产品的市场竞争能力。
3.参与国际合作的梯度作用
随着浦东开发开放的深入，上海作为太平洋西岸重要的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地位的重新确立，将使长三角开放城市的一批经济技术开发区，通过浦东这个“窗口”同太平洋沿线经济发达国家连接起来，从而带动我国经济更大程度上参与国际经济循环。
四、上海市推进郊区城镇化发展
（一）上海郊区城镇化历程
上海作为我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和全球贸易港口，正向着国际经济、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的目标迈进。上海在建设国际性大都市的过程中，不断推进郊区城镇化建设、加快城乡统筹协调发展，“十五”期间重点实施了“城九镇”试点工作，采取“五大优先”政策对试点城镇予以鼓励和控制。目前，上海郊区城镇化建设取得了积极的发展成效，城市化水平不断提升，2008年上海市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已经达到87.5%，是全国城市化综合水平最高的城市。
加快郊区发展和城镇化建设，是上海市一直以来城市发展的重要战略之一。伴随着城市的快速发展，城乡联系程度及不同时期的政策也有所差异，总体上看，上海市郊区城镇化进程主要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1949年解放前。上海市是资本主义工商业大城市，周围郊区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小农经济。城乡关系表现为城市通过市场对农村统治与掠夺，农村经济衰败，城市畸形增长。
第二阶段：1949年至1978年。其中在1949—1954年，上海的城乡经济、社会结构基本处于原有格局状态，城乡分离，城乡联系仍以市场为主，但在政府保护下工农联盟进一步加强，城乡交换中乡村利益得到一定程度的保护。1955年起，国家逐步形成了高度计划的经济体制，将全部工业（包括农副产品加工业）安排在城市，否定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在城乡关系上，通过对农产工业原料和粮食及副食品实行统购和派购政策，对城市工业品进行计划调拨，人为地阻断了城乡联系，形成了城市—工业，农村—农业的二元经济结构和二元地域结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