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分封产生的迁移
华夏诸族发祥于中原，大致即今天的河南、山西南部、陕西东部、山东西部、河北西南、安徽西北等黄河中下游地区，而华夏特有的姓氏也大多集中在这一区域。夏、商、周三代实行分封制，国君将本族子弟和贵族、大臣分封到各地，后人大多在当地定居，他们的姓氏也随之分布到各地。例如：明太祖朱元璋将自己的二十几个儿子都封为王，分居各地。明朝对宗室在政治上严格控制，不让他们离开封地，不得从事任何职业，连科举也不能考，但另一方面又给予优厚待遇，只要长大成人，都能获得爵位和俸禄。有一位亲王竟创造了一项有100个儿子继续爵位的纪录，在诸王的封地中留下了大量朱姓人口。
二、强制性迁移
统治者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加强首都或特定地区的经济实力，或者为了打击敌国，削弱或消灭反抗势力，历来统治者都曾实施强制性的迁移，用行政或军事手段，将某些地方的人口迁徙至某个指定地区，也包括将被贬斥的官员、俘虏或罪犯流放安置到边远地区。这类措施相传在上古三代就已实行，夏朝最后一位国君桀就被推翻的商朝放逐到巢。
首都的建立和迁移也必然伴随着大批宗室、高官和富户从各地迁至首都，或从旧都迁至新都一带。例如，明朝初年，朱元璋曾将各地富户和工匠迁入南京，而到他的儿子明成祖朱棣继位后，他则选择于1421年迁都北京，这对其强化明朝统治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在迁徙中，往往有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时候，而他们则往往会将本民族人口迁至其他各个地方，以巩固本族的统治地位。如清朝入关后，满族就将八旗部署在全国各地，各省城一般都建有专供满族军民居住的满城。辛亥革命后，多数满人改用汉姓，但稍加分析就不难发现这些散处各地的满族姓氏，如关，改自关尔佳氏；叶，改自叶赫氏。
还有一类迁移往往使后代不愿意去记录，如明、清时都曾将一些罪犯流放到云南、贵州和西北边疆，其中有些人留下了人口众多的家族。但对于祖先这样的出身和来源，家谱中往往不愿记载，或者不愿记载其迁移的真正原因。
三、因战乱引起的迁移
中国历史上有几次大规模的南迁，都是源于中原地区的战乱。从秦汉开始，黄河中下游一直是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唐以后虽然经济重心逐渐南移，但除了分裂时期外，政治中心基本还在北方。正因为如此，皇室、贵族、高官、名流、富商以及世家大族均聚居于北方。但无论是异族入侵、权力斗争，还是民众暴动，往往都以夺取首都为其目标，所以大规模的、持续多年的战乱大多发生于北方。在这种形势下，北方民众就会纷纷选择迁往各地避难，其中最主要的迁移方向还是生存和开发条件都较好的南方。
早在公元初的两汉之际，就有不少人为躲避战乱而南迁，最远的则是从海路迁到交趾（今越南）。东汉末年至三国初前期，上百万人从中原地区迁至江淮之间、长江以南、汉中盆地和四川盆地。但相比之下，以后三次南迁的规模更大、持续时间更长，以至北方的大姓几乎都有人迁移，并且在南方定居下来。
第一次是永嘉之乱后的南迁，发生在西晋末永嘉年间，从4世纪初一直延续了一百多年，南朝期间余波不绝。由于晋朝在建康（今南京）重建，北方的上层人物和世家大族大多有人南迁，所以史书中可考的南迁姓氏就相当多。
第二次是755年安史之乱后的南迁。安禄山在幽州（今北京）发动叛乱后，先后占据唐朝的东都洛阳和首都长安，北方则又出现南迁大潮。安史之乱平息后，北方藩镇割据，战乱不断，持续到唐末五代，所以大多数南迁人口依然选择在南方定居。而这次南迁的范围较上一次更广，江西成为主要的迁入地，移民大量迁入福建、湖南，有的则迁入两广和海南岛。至此，北方的汉族姓氏几乎已遍布南方各地。
第三次是北宋末期靖康之乱后的南迁。由于金兵由北向南全面推进，以后宋金边界又固定在淮河一线，加上到北宋末年人口已达1亿，南方平原地区的人口已相当饱和，南迁人口较前两次更加深入丘陵和偏远地带，更多人口迁入四川、福建、两广。临安（今杭州）是当时首都所在，加上江南经济发达，生活优裕，吸引了大批北方移民定居。
四、生存性的迁移
生存性的迁移自古以来就在进行，随着人口的增加和生存压力的加剧，就算不发生战乱，大批农民也在不断由中原迁往周边，由平原迁往山区。但在战乱以后，某些地区出现了人口真空，或者出现了大量无主荒地；或者原来封禁的地区对民众开放；就会出现大规模的移民潮。如明清期间，江西是一个主要的移民输出地，其中相当大一部分是迁入湖广（今湖北、湖南）。到清初，四川受战乱影响，人口稀少，清政府采取鼓励迁入的政策，大批移民从湖广等地涌入四川，形成“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潮流。如今四川和重庆的大部分是当初移民的后代，他们的姓氏大多可以追溯到湖北、湖南，或进一步追溯到江西。
五、少数民族的内迁和姓氏的“汉化”
由于中原长期处于经济文化发达的地位，对周边人口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少数民族的内迁则一直都在进行。而这类改变一般是逐渐进行的，一般在统治者大力倡导甚至强制推行的情况下，就会集中进行。如北魏孝文帝在迁都洛阳的同时，下令鲜卑族全部改汉姓，本族拓跋改为元姓。其他少数民族民族均纷纷改姓。
在南方，随着大批汉人的南迁，当地民族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都处于劣势，连数量上的优势也逐渐丧失。在民族歧视的影响下，留在原地或迁入汉族聚居区的少数民族家族只能改用汉姓。为了改变自己的非汉族身分，还要在家谱中编造一段根本不存在的迁移史，证明本家族是来自中原的汉族。也有一些非汉家族采用了汉族中没有甚至罕用的姓，如蒙古族姓萨，傣族姓刀，有的将本民族的姓直接译为多音节的姓。
六、移居海外
在古代，中国曾经一度成为全亚洲乃至全世界的经济、文化中心，至此，许多国家尤其东亚国家受中国文化影响最为深刻，例如朝鲜、越南曾都是中原王朝的郡县，且中文曾经一度成为它们唯一的文字或官方语言。这些国家的一部分人口本就是中原移民的后裔，仍保留着原来的姓氏。如朝鲜和韩国的郑、柳、车、赵、王、李等，如郑氏都以河南荥阳为郡望，与中国的郑氏并无不同。
华人由于种种原因，迁往全世界各地。从明代中叶起迁往东南亚各地和近代迁居世界各地的华人，一般都保留着其原来的姓氏。即使在加入当地国籍，改用当地语言的姓名后，一般还采用本姓，或者另有一个中文姓名。改革开放以来国门大开，一方面有大批新移民迁往世界各国，另一方面有不少海外华人寻根访祖，恢复与故乡或本家族的联系。如今，大概没有一个国家找不到中国的姓氏了。
5.姓氏的演变与发展
战国之际，社会剧烈变动，旧贵族纷纷没落，有的甚至沦为奴隶。这时表示贵族身分的氏，已无存在的必要，而平民也开始由无姓到有姓。后世之姓，大约有以下几种来源：
一、以氏为姓。氏族社会晚期到夏、商时代，分支氏族的标号有的也成为后起之姓，如：姬、姜、姒、风、己、子、任、伊、嬴、姚等。
二、以国名为姓氏。夏、商二代均封侯赐地，西周初年更是实行大封建，大大小小的诸侯国遍布九州，这些国名便成为其国子孙后代的姓氏。如程、房、郑、吴、秦等。
三、以邑名为姓氏。如周武王时封司寇忿生采邑于苏（今河北省临漳县西），忿生后代因此姓苏。
四、以乡、亭之名为氏。如嬴姓秦国的始祖非子的支孙封在邑乡（今山西省闻喜县邑城），得邑氏；至六世孙被周禧王封为邑侯，采食解州（今山西运城县、闻喜县一带）。
五、以居住地为姓氏。如齐国公族大夫分别住在东郭、南郭、西郭、北郭，这四郭便成了姓氏。
六、以先祖的字或名为姓氏。如周平王的庶子字林开，其后代姓林。
七、以排行为姓氏。如春秋鲁国有孟孙氏、叔孙氏和季孙氏。
八、以官职为姓氏。如西周的职官司、司马、司空后来均成为姓。
九、以技艺为姓氏。商朝有巫氏，是用筮占卜的创始者，后世便以此为氏。
十、古代少数民族融合到汉族中带来的姓。如慕容、呼延等。
十一、以谥号为氏。如庄氏原为楚庄王之后，康氏原为周武王之弟康叔之后。
十二、因赐姓、避讳而改姓。如南朝隆武帝把国姓“朱”赐给了郑成功，闽台百姓称郑成功为“国姓爷”。
6.中华姓氏的当代形态
随着中国社会改革开放，人们的思想得到极大地解放，虽然目前中国依然传承着父系姓氏的传统，但是由于近代社会独生子女政策的种种原因，使得目前社会出现父母双方均为独生子女，其孩子的爷爷、奶奶与外公、外婆都非常希望孩子能跟他们姓的尴尬情况。然而据某媒体报道，江苏省苏州市就有了一个姓“点”的小孩，其原因就是双方家长均为独生子女，而双方父母又各持己见。到了最后，家长们商量给孩子取一个新姓——“点”，他们的理由是：姓名其实是一个人的特定符号，突破传统姓氏是完全可行的；“点”字下有四点，分别代表他们全家（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四个姓，“点”字上为占有的“占”字，姓“点”即表明这个孩子为“全家四姓共同占有”。
如今，许多人已经不仅将姓名作为一个人的代号，更多人则将姓名成为其张扬个性特点的方式，随着网络的发展，网络语言则越来越多地融入到人们日常的生活当中，年轻的父母为了避免让自己的孩子或者自己的姓名与他人重复，他们选择了极为个性化的姓名，如今微博盛行的年代，有的小孩的姓名则叫@，取其音近“爱他”。
根据中国人的传统，姓是祖先所传，名为父母所授，名字不合意，或可自取一个，但这个姓是万万不能变更的。而如今，人们却可以对祖先传承下来的姓氏采取如此轻率的“否定”，不但可以弃之不传，而且居然可以另造一个，这可能对于一些注重传统文化的学者人士来讲是无法理解的吧！中国的姓氏制度自先秦发展至今，已经发生了非常深刻的变化。且不说经过秦汉姓、氏合一，由氏成姓，姓氏世系已难以考辨；也不说历史上因民族融合，少数民族与汉族的姓氏互相转化混淆，或因避讳、避祸、避事、音讹、省文、复音姓氏单音化等改为新姓，致使中国的姓氏变得相当错综复杂。对于中华姓氏未来的走向，当今社会的人们则需要进行深入的观察和思考。
首先，现代社会生活的诸种因素促成了中国人姓氏观念的淡化，这似乎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趋势，“姓名”合一的现象今后也还会继续发展。但是，作为中国文化数千年历史结晶与传承的姓氏无论如何是不会消亡的。中华姓氏的悠久绵长与丰富内涵，中华姓氏所体现的中华民族的人生观、自然观、价值观和审美观，以及所体现的中国文化的统一性、连续性、人文精神与对民族和故土的亲和感及认同感等，这在世界各民族的姓氏中都是独一无二的。中华姓氏必将伴随着中华文化的发展而生生不息，绵绵流长。当然，姓氏的表现形式与观念或许还会发生新的改变。
其次，姓氏不应该进行简化。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推进，简化字的使用成为我国文字改革的重要内容，但国家在公布简化字的同时，也提出姓氏可以不简化。然而这一重要原则并未得到人们的重视，以至在社会上姓氏普遍被简化，甚至随意简化，造成姓氏混乱。例如将傅、詹、潘、戴、蔡随意“简化”成付、占、泮、代、菜，让姓氏失去了其原有的含义，导致如今姓“傅”的人、姓“戴”的人似乎越来越少，而姓“付”、姓“代”的人却越来越多。殊不知，这些随意将傅、戴改为“付”、“代”的人士，不但彻底割断了本姓家族历史文化，而且“付”、“代”的字义实在比不上“傅”、“戴”深刻高雅。
7.中华姓氏文化的价值和意义
中华民族是一个长期稳定发展的多民族共同体。历史证明，中华民族文化中的优秀精神是极具生命力的、崇高的人类文化精神。中华民族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其之所以能够顽强地发展并延绵至今而不衰，究其原因，在于它的统一性和连续性。中国姓氏文化的传承则是具有深远的意义。
首先，中华姓氏具有文化价值及意义。从基因学和遗传学的角度，可以认为同为炎黄子孙。通过寻根问祖，既是为祀祖尊宗，求得祖先佑护，也让人们自身明白，与祖先血脉相连，祖先曾经的苦难与辉煌，一定会通过血脉，流传到现在。
其次，中华姓氏具有历史价值及意义。作为姓氏文化中的家谱是一种特殊的历史文献，是记载同宗同族的血缘集团，世系人物和事迹等方面情况的历史图谱，它成为我国珍贵文化遗产的一部分。
再次，中华姓氏具有现实价值及意义。千百年以来，中华文化并没有因为战争而消失，大多是通过姓氏家族得以保存，有姓氏则有家庭，有家庭则有家族，有家族则会形成家族文化与家族精神。姓氏文化成为中国民俗传统文化之缩影，在姓氏文化里，人们可以读到政治、经济、教育、道德，又可以读到祖先之生存状态、处世哲理和价值观念，还可以读到本族吾民之生灭盛衰、悲欢离合，可以增强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从中受到教育和启迪。通过姓氏文化和敬宗尊祖教育，继承祖先忠贞爱国、为国家为民族的英勇献身精神，弘扬中华民族崇拜祖宗和孝道为第一人品思想，维护和发展中华姓氏文化。
最后，中华姓氏具有经济价值及意义。如今身居海外或者功成名就的人士，越来越多地关注寻根问祖的姓氏文化，他们大多的举动是回老家修祠堂、重订家（族）谱，这样既有利于增进同姓氏之间的血缘亲情，扶贫济困，发展经济；还有利于发展海内外炎黄子孙的同胞亲情，热爱祖国、热爱家乡、投资家乡，发展地方经济以及有利于促进个人、家族、企业以及民族的经济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