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明和冯光，一文一武，一静一动，一个抓政治，一个抓军事，配成最佳拍挡。周明索性解开唐装的衣扣，让春风吹个痛快：“是啊，我们西江地区的人民武装坚持这半年多来，进行了艰苦的分散隐蔽和自卫斗争，终于挫败了军事‘围剿’和政治‘清乡’阴谋，实现了保存干部，保存武装，保护人民群众利益的目的。到这1947年春，部队不但没有减少而且得到新的发展，从原来的300多人发展到500余人，把原来活动地区扩大了四五倍，到处撒下了武装斗争的种子，为以后的公开武装斗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让我想起一副对联：‘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十万秦关终属楚；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
一、省主席闻风告急，“何老板”受命出山
1946匪情通报第十七号：近来粤北一带原隶属东江纵队的部分武装人员活动频繁，意图不轨，活动地点分散且经常变换，难以作出准确判断。现查出其中一为首者拟为原地方抗日同盟军骨干分子、外号“老板”，疑在翁源新江一带活动。其他不详……
“其他不详……，”身为国民党广东省政府主席的李汉魂把一叠匪情通报扔在茶几上。近日他被这连续不断的坏消息折腾得坐立不安，特地找来省保安副司令马家才想问个清楚：“你们这些通报就一直没断过，又总是似是而非，能不能干手净脚把他们扫除掉，我不想再看到这些通报了，拜托你了好吗？”
马家才为难地苦笑着说：“主席你不知道，这些人说多不多说少不少，没有固定的活动方式活动时间和活动地点，平时和老百姓没两样，转身操起枪就成了兵，是防不胜防，烦不胜烦呐。”
“你的苦诉得太多了，我想看到一个结果，好结果，第一季度你必须有所作为，否则我也不好向南京交差，就这样。”
还想申辩两句的马家才明白再说只能是自讨苦吃，撇了下嘴回自己的保安司令部去了，他也想找个人来骂骂。
李汉魂闷闷不乐，重重往沙发上一坐，转身叫道：“张秘书，替我约见一下我的老上司，你的同乡张发奎将军，他不出面粤北内乱怕是难平。”没等秘书回答，他又加了一句：“还是我亲自上门求见更好。……唉，什么时候才有安生日子。”
根据国防部指示，归张发奎调度的正规军，原则上只负责对付可能南下的中原共军，而对付地方游击武装则是省保安部队的事。李汉魂自任省保安司令，深知保安总队是个什么状况，对付老百姓闹事还可以，对付已经在共军建制上挂了号的“东纵”，哪怕是分散的小股武装，保安总队恐怕力不从心。面对当前的形势，没有正规部队出面怕是难以应付。虽然广东一直就不是共产党的地盘，但李汉魂知道跟共产党打交道是怎么回事，从北伐战争后就知道了，共产党里流行一句话叫做“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换个说法就是一根火柴头就足以烧一个城市，一个小蚁穴足以招来长堤的崩溃之灾。对付共产党决不像蒋委员长鼓励部下时说的那么容易，这一点委员长本人未必不知道，甚至知道得更加清楚。
与此同时，东江纵队粤北留守人员负责人何俊才在太坪的山沟里召集会议。参加会议的是一直隐蔽在翁源、英德一带坚持斗争的原东江纵队少数成员，他们是奉东纵司令部的命令潜伏下来以策应难以预测的时局变化的。几个月的隐蔽生活后，何俊才根据上级的指示和周边的形势，决定开办形势短训班，使大家尽快适应新的战斗环境。
翁源地处粤北地区南部，北离韶关120公里，南距广州240公里，为北方南进广州之广韶公路交通的咽喉地带，控制着两条公路干线，又是江西人粤、韶关进粤东的必经之地。境内地形复杂多变，峰峦起伏山脉连叠，有制高点8处，其中千米以上的高峰有3处，历来乃兵家所争。明、清时期的朝廷就在各制高点设峰火台，并建有9处关隘，历朝政府都在此置关设卡，驻军囤武。1933年，国民党政府为了围剿井冈山工农红军，特地修筑的翁（源）虔（南）公路，以便运输物资和调动兵力，此后翁源更成了军事重镇。
看着留守人员精神面貌都不是太积极，何俊才意识到自己首先要振作起来。他能理解同志们的心情，离开主力部队，从说打就打说走就走的利落状态忽然变到一种兵不兵民不民的状态，说干农活吧又隔三差五开个神秘的军事会议，说军事人员吧又总是扛着锄头扶着犁。原以为抗战胜利了，有些同志已经打算安安心心在田里耕耘过好自己的日子，没想到这个蒋总统介石又耐不住平静非要铲除异己，发动内战：想到这何俊才不仅敬佩起东纵司令部颇有远见的部署来，北撤的同时就作了有不测风云的准备，否则在敌控区重开炉灶不知要花多大代价。
1945年3月，西北支队约400余人的队伍在政委邓楚白和支队长蔡国梁的领导下，从罗浮山出发奔赴粤北。路途上不断遇到国民党顽军及地方反动武装的阻挠袭击，在龙门县遭遇兵力两倍于我的国民党军队袭击，在敌情不明的情况下指挥失利，导致较大伤亡，战斗失败。邬强率领的北江支队也在北进途中不断受到阻击而遭受损失。在这一连串于我军不利的战斗后，部队马上进行了部署和建制上的调整，省临委也及时在渔湾坝仔召开地方和部队领导人联席会议。会议决定两个支队各分一个地区活动，邓、蔡领导的西北支队向铁路以西方向发展，渡过北江，进入英（德）、清（远）境内立足，然后向小北江进展：邬、李领导的北江支队沿铁路以东向北发展。
西北支队随即奉命于5月进入英德、清远，在英、清边区不到四个月的时间里，不断以小股部队袭击立足未稳的日军、汉奸队伍和国民党顽军，在地方武装的有力配合下，迅速建立了相对稳定的根据地。
1946年6月，东纵北撤后，在广东翁源的何俊才部，奉粤北党政军委员会之命，留下继续坚持斗争。这支部队1944年12月组建于清远，后来编到东江纵队西北支队，名群虎大队，下属两个中队。伺俊才当时是该大队的政治委员，杜国栋是副大队长，1945年9月至11月，由西北支队领导在始兴瑶山（又叫南山）坚持斗争时，遭到国民党的重重包围，受到重大的损失，两十中队只剩下60多人。根据党的指示，召开领导干部会议，进行详细研究，决定留下20余人，分三个地区进行隐蔽，其余就地暂时复员。
这三个地区，一是由罗发负责，共6人，回到他家乡英德县西乡坚持斗争；二是由叶镜负责，共4人，在翁源岩庄，坝仔一带坚持斗争；三是由何俊才、杜国栋带领13人在翁源西部的新江、翁城一带坚持斗争。这些同志是：何俊才、杜国栋、黄艺华、吴田夫、陈玲、江枫、方加、肖起、刘伟珍、叶球、董番，李汝章和张颂标等。留在新江的同志很快隐蔽到了太坪南面群山中大水坑一个破旧的香菇了。
张颁标因是翁源新江鱼溪人，留在鱼溪一带进行半公开的活动、负责情报和给养工作，10天左右上山来汇报一次。给养的运送工作尽由渔溪田心子一名基本群众张思映负责。忠实机灵的联络员一到太平墟逢集，借贩卖粮食为由，送给养、送情报上山区党委要求在暂停公开活动，隐蔽期间领导干部要隐姓埋名，从此何俊才便改称“老板”，杜国栋叫“木哥”，叶镜叫“细权”，黄艺华叫“黄公”。省委还要求所有留下坚持斗争的部队，一律要在大部队开始集中北撤前一个月，做好一切隐蔽准备工作。要绝对停止一切活动，在北撤部队到达目的地后，才根据形势的变化情况，相机恢复武装斗争活动。1946年5月中旬，集中隐蔽起来，直到9月禾黄后才重新恢复活动：这对留下坚持斗争的同志来说，是一个重大的考验。由大张旗鼓，公开斗争，到隐蔽学习、待机而动，这不论对领导还是对战士来说，都是一次重大的考验。
一个月、二个月、三个月……过去了。几个月下来，同志们明显感觉到何俊才又瘦了一圈，因为一直过着一种半隐蔽式的生活，野菜野果充饥已是常事。何俊才看看大家瘦削的面容也禁不住有点心酸，他稳住自己的情绪，特地站起来，挺了挺一米八的身子：“同志们，打起精神来，形势的变化比我们想象的要快得多，我们的隐蔽活动一直受到国民党顽固派的监视，同时，我们的党中央也一样在注视国民党的一举一动：已经有迹象表明，顽固派已经有了对我留守人员进行清剿的打算，所以现在到了我们拿起武器和敌人作正面斗争的时候了。”
没等“何老板”说罢，大伙你一言、我一语议论开了。
“我还以为是宣布我们要过太平日子了呢。打了那么久的仗，和日本人打，和顽固派打，好不容易迎来了抗战胜利，国共谈判也谈了，太平日子怎么也应该到了，没曾想到又要拿起武器再干。”
“千万不能大意，同志们，纵队把我们留下来意图就是坚持斗争，作长期准备，我们不是没跟国民党打过交道，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这种斗争可能是很残酷的，我们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
“老板，那我们北撤的主力什么时候回来？我们留下来的才百十号人，有鬼用。”
何俊才沉思了一会儿，说：“你老兄这个思想不行啊，你是留下来的骨干，第一要有长期艰苦斗争的打算，第二要有全盘的考虑，国民党已经撕毁了去年我们寄予和平希望的‘双十’协定，内战已无法避免，并且是全国性的，所以主力不会回来，一切要靠我们自己，我们要充分利用原来打下的群众基础，迅速扩大影响扩大队伍，既要有效避开敌人对我们的清剿，更要有力回击敌人的清剿，武器装备的补充也要靠我们从敌人手里夺。我们短训班的目的就在于提醒大家，要准备打仗了，希望大家把目前的形势传达到我们的每一个队员和我们的基本群众。”
昏暗的油灯下，有人轻轻叹了一句，“几个月没摸枪了，手都生了。”
其实何俊才何尝不知道同志们心里在想什么，四个月前开始隐蔽时打的招呼是“这次隐蔽将会是长期的，一年两年很难说”，所以隐蔽期间部队的主要任务就是学习，对于一些放下锄头拿起枪的人来说，拿一小本油印资料比机枪都沉，若不是何俊才逼着大家把学习当作战斗任务来完成怕有一半的人宁可选择开荒种地，若不是有陈玲这么出色的老师，也调动不起大家的学习兴趣，正当大家开始用心于学文化的时候，又说要开战了，这让何俊才都有点转不过弯来，但他当然不能让大家看出他的这种情绪。
“好了，马上收拾行装，早点睡觉，明天7点钟出发，任务是分头取枪，晚上7点在茅屋村汇合，记住，取枪时一定要隐蔽好，藏枪点不能留下任何痕迹，还有问题吗？”何俊才环顾了一圈。“没问题就分头准备，散会。”
“真的要打仗吗？”大家都离开后，陈玲小声地问了句。
“要做必要的准备，形势比我们当初希望的要困难得多。”何俊才望着患难与共而分明疲惫的妻子，尽可能把话说得有点柔情。在整个隐蔽期间，担任老师的陈玲可以说是最辛苦的，而未来会发生什么情况，形势会不会比他们现在想象的更严峻更残酷，作为负责人的何俊才也觉得难以估计。但在这样的时候，他想尽量流露出多一点轻松的情绪。
何俊才走出屋外，凝望着夜色中叫做香菇了的这块地方，轻轻吐了口气。
今后的斗争一定是艰苦的，这一点同志们都很理解，特别是对于这群经过艰苦斗争的考验，现在仍处在艰苦斗争中的战士来说，可谓是“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用大家的话来说：“能经得起始兴瑶山的日子，就再也没有什么吃不了的困难。”在始兴瑶山是什么样的日子呢？那是1945年9月，为迎接“两王”部队，西北支队挺进粤北，沿途受到国民党军队的袭击，被包围封锁于始兴县瑶山中。由于人地生疏，粮食缺乏，每天最多只能吃上几根用火烤熟的玉米棒，没油盐，风餐露宿，饥寒交迫，在深山中天气比平原冷得早，加上国民党军队的不断袭击、搜剿，以至许多同志饿死、牺牲，部队遭受严重的损失。这段生活在同志们心中刻下难忘的印象，每当领导提出要艰苦奋斗时，这段艰苦的岁月，便自然地浮现在同志们脑海中，成为鼓舞他们坚持斗争的力量。正因为这样，当黎明后，他们登上这座山，到达山沟边这座破烂不堪的香菇了，谁也没有半句怨言。放下包袱，便作好长期的“安家”打算，清整卫生，伐木搭床，垒炉灶，拾柴木……
隐蔽的生活，本来是非常枯燥而单调乏味的。但是，由于同志们对前途充满了希望和信心，因此也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使生活既团结紧张，又严肃活泼。学习以外，大家还唱歌、下跳棋，或者白天摸鱼，晚上捉“石蛤”（在山沟里生长的青蛙），既丰富了文化生活，又改善了物质生活。每天晚饭后是下跳棋最活跃的时间，这里一伙，那里一堆。何俊才是下跳棋的积极分子，有一次他饭还没吃完，就跑到晒棚边上来参战。正当“战斗”激烈的时候，晒棚的横杆突然断了，三人一下子滑下山沟里，他还端着碗，举着棋，四脚朝天地躺在晒棚上，逗得大家和他自己眼泪都笑出来了，并一直成为后来生活中的谈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