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下来不久，就没有了祖国……我们等着，等着，我们知道大不会永远是黑的，可是有的时候也想，也许就这样完了！现在我们解放了，民主了，现在祖父都讲这是五千年来第一天，今天我这个解放了的孩子又站在你们面前了……”她的声音兴奋、愉快而含泪，这新生一代的话语，是那样真诚，朴素，我看见在我不远的地方，有胡子的人在暗暗擦眼角，我望望说下去的女孩子，短短头发，漆黑眼珠，挺着她那小小的胸脯，多么光采，多么骄傲，多么愉快，多么自由。
可是在东北，无论什么场合，总容易让我们从今天想到，过去，……
在“满洲国”时代，有一个小孩子，哥哥问他是那国人，他答“满洲国人”。哥哥说他混蛋。他去问教员：“我们是中国人吗？”那教员不知如何答复，摇了摇头说：“不是。”这小孩子跑回家去问他父亲，父亲苦笑了一下说：“是。”他第三天，又到学校问教员，教员仍然摇了摇头说：“不是。”他就又回家去问，这次父亲也摇了摇头说：“教员说不是就不是。”小孩哭起来了。
这些孩子在严酷风霜下长大，他们被封闭在日人统治的教育与文化里面，不知道世界。
那时，在日本人监督、奴役之下，就象有天空，没太阳，学生过着灰色生活，学生在课堂里学着日语，那时日语叫作国语，中国语被称为满语，还有所谓协和语，就是中语与日语混合语，学生被训练着一面说话，一面不断的鞠躬，他们在学校里得不到学习知识的机会，三分之二的时间“勤劳奉仕”去盖房，掘水沟，修马路，任奴役，比如日本军用大衣的袖口领头，要用兔皮，就叫各地学生献纳兔子，这些学生便成群到野地里去抓兔子，成百成百的在田野，在山谷间撒网一样散开圈子，慢慢往一齐缩拢，时常缩拢来，空空一无所有，就再散开，再抓，从日出到日落，从今天到明天，小小的脸上满是吹干的汗渍，他们疲惫不堪，削瘦得眼睛大起来。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更把“勤劳奉比”改为“勤劳奉公”，学生们最后被赶作矿夫、工人，学校被占作兵营、工厂了。
据记者各方了解，日人在教育方面遍设学校，其目的是在培养一批侵略的助手，一般不能学得高等技术，在专门学校里的高等科，只有日人免费生，没有中国人免费生，这如同在工厂里的工人，让你管理，使用机器，但当他们修理的时候就把你赶到门外去一样。
青年看不到任何一点自由空气的书籍，后来，在齐齐哈尔图书馆里，我曾经作了一次禁书调查，结果证明，象“北平指南”那样一册游览的书籍，也在禁书之列，今天你在东北任何地区找不到一部“辞源”，自然这里也有着许多书，甚至标写着“满洲新进作家”，甚至装璜得堂皇美丽，还在书扉一角上印着作者的像片，尤其是女“作家”的，这里面，除了宣传增产报“国”之外，就是风花雪月，这些完全是可怕的麻痹青年的毒品。更有意思是标榜着满洲文艺家头衔的，却是很多日本人，象大内隆雄，宫川靖，筒并俊一等等。
有这样一天——他们一下看到了光明，得到了自由，他们站起来，首先向过去多少年来压迫他们的人报仇。去年“一二九”这一天，东北青年在安东第一次表现出他们的力量。这一天安东市有七千人，举行巨内战的游行示威，他们行动起来如同飓风，把从前手持教鞭威严地站在课堂上的日本人捉来，在成千的人群中，公审了敌人教育方面的战争罪犯，小野寺。前田好久等等，他们都是过去“满洲国”时代学校里面的监督，小野寺还是安东师范的校长，是日本***奴化东北青年的刽子手，从这以后，学生带了政府人员去捉起教员来。政府开办了小学教员训练班，有一个小学教员在训练班里作了坦白的思想反省，临行他要求无论如何不要再让他回到原来的地方去了，他说我没脸再见到我的学生。
安东在去年“一二九”以后，如同一次风暴之后，必然引起变化，青年组织了寒假读书会，大量吸收民主书报读物，这里面被热烈欢迎的是《论联合政府》。可是这个冬天，就有一种MM团——特务组织——竞趁夜晚，躲在密巷里，等学生回家时候，掏出手枪威胁他们。当时是有四百人参了各种读书会。今年春季开课，各县都成立了联合中学，里面分为农、工、商、师范、普通五科，从前安东市一个小学生，每学期缴三百元学费，现在除文具，书籍，一概免费，有些贫寒儿童，就连文具、书籍也得到玫府的供给。
新的文化教育方针，我记录过刘澜波副主席在参议会上的报告：
“废除敌伪一切文化教育法令法规，建立新学制，根据科学的民主的精神，重订课程内容：发展各级学校，以民办公助的教育方针，进行社会教育，实行免费教育：优待贫苦子弟、革命军人家属、烈士子弟，提高教员待遇及教育质量，优待文化工作者、专门家，奖励文化学术研究，通俗文艺运动，扶助出版事业，提倡学生自治，保障学生一切民主权利”
总括来讲，今天安东文化教育的特点，一个是普及，一个是民主。
他们提倡民办公助，捐资兴学，是为了达到每一个村庄一所学校的目的，同时，对于限制儿童个性发展的一切办法全部改过。建立儿童自己的组织，象新金一个区，儿童自治会，组织起一千七百廿一个儿童，他们参加了热烈发动的清算斗争，在宣传工作上起了很大作用。还注意到创办新型的小学校，象鸭绿江造纸厂小学校，校长教员全由工人担当，并且在高级班和较大的学生里面添设一种技术课，教的就是如何造纸，如何掌握机器，在安尔也有不少的夜校，里面大部分是工人，也有一部分青年职员上着特修班，这群人热忱很高，根据他们的希望，学习着中国史、哲学、时事，在所有这些学校里面，产生着一种蓬勃的自由空气，自由思想。学生自治会代表，在学校里参加管理学校的会议，他们对于教员及学校，有权利提出他们批评的意见。
老教育家车向忱先生（他给人叫做东北的甘地），一天从衣袋里掏出一大把纸条给我，笑吟吟的说：“这是我到学校里去进行的测验。”原来他让大家把自己想的问题写在纸条上交给他。我觉得这很有意义，在里面我看到这样的问题：“东北被日寇占领前，东北抗日英雄蜂起，国民党不援助，而坐视许多抗日英雄被消灭，这是何居心？”另一个：“张学良将军是否能放出来？”另一个：“美国供给国民党的新兵器是白用吗？”这说明东北青年的心灵已渐渐的活跃，从他们那可怕的苦闷、窒息中走出来，他们追求真理，认识现实。
在出版方面，安东有《安东日报》——它已拥有了大批工人通讯员。还有凤凰域的《辽东日报》，期刊有文艺月刊《白山》，流行的书籍是茅盾先生的《腐蚀》，文艺组织有青年俱乐部，有白山艺术学校，我参观过他们的楼房以及剧场，爱好艺术的青年，正在自由发展他们的才能。安东市的电影院，上演的大部分是苏联影片。有鸭绿江剧团，有广播电台的乐队、歌咏队，经常演出。我在安东的时候，曾经出席一次招待女工的晚会，这次演的戏是轰动全市，连续演了二十场的话剧《气壮山河》，这个剧是描写山东解放区英勇抗日斗争的故事，在剧终结时，引起全场女工潮水一样鼓掌。同时我看到她们一边鼓掌，一边擦着眼圈上的眼泪。
十、浪头一日
浪头，是安东市郊一个区，从市内坐了二十分钟汽车到了那里。
这一天，四月十八日，是浪头自有史以来所未有过的日子，从早晨起，无数群众成群结队往区市上走来，他们的脚步轻快，带着无比的快乐——因为他们是来参加翻身庆祝大会的。全区二千多户，在民主政府主持下已经分配了三千八百亩敌伪土地，贫苦的人变为有土地的人了。今天，将在这庆祝大会上领取地照。我从来没有看见过这样多的人，这样一致的高兴过。他们几乎无法使他们的高兴不从脸上身上泄露出来，不，他们再用不到去掩盖，完全自由的笑着，特别是妇女，前一天晚间就从包袱里把过节日的衣服拿出来了，用红线给孩子扎起发辫，她们一面摇着手中飒飒响的纸旗，欢腾的声音，如同水浪，此起波落，把整个区市变得那样和谐，哄动，愉快。在区市边沿上有一块平地，我们从那儿下车——前面走着高崇民主席，刘澜波副主席，安东市长吕其恩，副市长张雪轩，立刻被一种欢呼声，如同把他们吞没一样，骤然袭来了。
会场上，到处挤满穿新衣的人，高桥队、秧歌队，敲着锣鼓震响着。
因为风向的关系——高崇民主席他们临时利用停在那面的一辆卡车，他们站在卡车顶上去的时候，一咋阵鼓掌，卷着不停歇的口号：“共产党万岁！”“拥护民主政府！”“拥护高主席！”“反对反动派向东北进攻！”在他们句农民致亲切祝贺中间，也不断给群众的呼喊和掌声所遮断，翻身的热情震动得天空都似乎在翕动。
一班民间音乐家，在台下吹奏起来，各街代表走上台，从区长手里领取地照，每个街的群众的眼睛，紧紧君着他们的代表从台上走下来，代表脸上挂着花朵一样的笑容，立刻是一阵欢呼，几千人把地照领到手，放在自己贴身的牢固的口袋里——这时，在那辆卡车上，一个青年农民爬上去，谁在用一只铁传声筒罩在嘴上喊什么，这个青年农民奋勇高呼，他要求参加自卫队，他的理由，是他要保护他们已经得到的土地，他说他们从前没有土地，他们从前是牛马不如。这立刻吸引了全场注视，不知从哪里来的，敏捷而能干的妇救会会员，忽然也爬到卡车上去，把一朵丝绢制的红花挂在他的胸上。
这时我在台上，找到主席团里一个瘦小的老工人，正在谈话，他叫于云祥，眯着两只哭眼，为群众的快乐所激动，因为我听说他有三个儿子，大儿子二儿子在保安队上服务，昨天晚上，原来在窑业作工的三儿子，又在他的鼓励之下参加了自卫队，他自己也到街职工会里面去找工作，他对我说：“我不会作什么……我送送信也是好的，……”
这天在会场上，我数着，三十六个青年爬到卡车上去，提出同样要求，然后他们走到那游行的行列里面去，他们每条街的队伍前面都扎了花轿，抬起毛主席的巨像，无数农民背负着从会上领来的种籽、农具，紧跟在花轿后面。
十分有意义的，是这个农民的游行，不是到市区街上去，而是到他们分配了的土地上去——现在是自己走在自己的土地上了，自己的影子落在自己的土地上了，他们不停地看着，指手划脚寻找自己那一快土地。
这次浪头区分配敌伪土地，是花了许多日夜的工夫的，事先由工、农、妇女、军属代表与街长共同龟织了各街分配委员会，根据按照贫富需要的原则，进行了详细的调查，测置，审查，再提到群众会议上，大家来研究、讨论、公平决定，决定以后，他们就带了绳子到地上去丈量，丈量好就插上木标记。农民们普遍的分到二天地（一天十亩）或一天半地。这几天，有上千人正在突击一件工程，他们使用日本人准备建设大东港的水门汀水管，埋到地下去，计划从鸭绿江中吸水来灌溉他们自己的土地，这巨大工程已快完工了。
第二天下午，浪头区的副区长许有贵，坐着一辆卡车到我这里来了。他是一个面孔微红，戴鸭嘴帽，穿工裤，一看就是个工人样子的人，果然，他是“满洲自动车会社”的技术工人，现在是副区长，他兴奋地问我：“昨天的大会怎么样？……对，这是有史以来，对，……”然后他告诉我，这一个大翻身，在浪头引起巨大变化。从昨天夜晚一直到现在，他们区政府里简直络绎不绝，直到现在还在报名志愿参军，有的带着紧张的不误春时的生产热情，来商议：种子问题；商议：我那一块地上种什么好呢？现在农会正在组织大家讨论，各街分配委员会转为生产委员会，来领导这解放后第一年的大生产运动。
浪头区在短短半年中，完全改变了面貌，他们纽织了粮食、船运、渔业、烟草、电机等合作社四十几处。合作社的资本，一部分是民主政府贷款，大部分却是清算斗争中得来的款项，比如斗争伪满渔业组合责任人，拨出七万元，斗争三胜粮栈，又拨出款项就开办了信用合作社和电机合作社，这许多合作社中以瓦房店合作社办得最好，三个月批发一次红利，合作社的物品卖给社员，只收普通价的十分之六，他们还经常救济一部分贫苦的人。这样一来，浪头区就一天比一天繁荣起来。
浪头紧靠江边，在区政府的房脚下，我看到鸭绿江巨浪，直拍到我站立的一棵树下来，我看到江下的船只，起伏于风浪中，那里是一个理想的产渔的地方，现在春江水暖，已经诱发着渔人们的兴趣了，听说浪头区今年有了自己的渔业合作社，今年比往年要作得有组织，有计划，他们要求好的收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