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兴凯
1
我于旧历的年底回到老家赵家河子。
爹娘早已过世，妻子与我离婚之后远嫁他乡，在这个所谓的老家里，就只剩下一幢空荡荡的老屋了。老屋久无人住，且相当破败，与邻居家新建起来的小楼比，就越发显得寒酸与凄凉。院门上落着一把破破的锁。离婚时前妻对我说，钥匙就放在门口墙头上的瓦底下，回来时自己取。我来到门口，站下来，踮起脚，伸手向瓦下摸去。只一摸，就掏出个软乎乎的塑料袋儿来。打开塑料袋儿，里面果然有一串锈迹斑驳的钥匙。我将钥匙捅入锁屁股，打开院门，走过荒草深深的天井，又打开了同样锁着的屋门。人还没有进屋，就有一股霉味冲进鼻孔，接着见一只老鼠仓促地从桌上跳下，迅速地钻入床底不见了。
我立在门外，犹豫了半天才迈进屋内，将手里的行囊重重地一丢，就一屁股跌坐在落满尘埃的床上了。我知道，眼下，这里是我唯一可以栖身的地方，舍此，我根本就没有别的地方可投奔。
我无奈地叹了一口气，疲惫地闭上了眼睛。
不知过了多久，当我睁开眼睛时，天已经黑透，屋内黑洞洞的，什么也看不见。老鼠又从床底下溜出来，在桌上啃咬一本书，发出嗦嗦嗦的声响。我伸手扯了一下床头上的灯绳，屋内的电灯竟然刷地一下亮了。那老鼠到底胆小，丢了口中的美味，仓皇地逃回洞中。我看那被啃咬过的书，原来是一本过期的《诗刊》，已经让它啃去了多半，上面还有黑黑的粪便。我望着那本出自十多年前的旧杂志，猛地想起来，名叫赵发庆的我，当年曾经是一位诗人，曾在《诗刊》上发表过一组诗。那时候，我还有一个十分诗味的笔名，叫兔丝子。可是现在，我与诗早就缘尽了。我成了盗墓贼，给公安部门拿住，判了五年刑。
我之所以在冬日的黄昏回到家中，是因为我刑期已满，从劳改农场释放出来了。曾经的诗人兔丝子，现在是个劳改释放犯。
劳改释放犯这一夜是如何睡去的，我无从知道，等我醒来的时候，天已经大明，有阳光从窗棂射进来，照在了我的屁股上。如果不是饿，我会在床上继续躺下去，设若能一直躺到死，我也非常乐意。可是，肚子十分不同意我这么做，且咕咕地叫着发出了抗议之声，于是，我只好懒洋洋地穿衣起床，走到街上去觅吃物。因为是冬天，冷，街上没有多少行人可以遭遇，因此，就少了许多的尴尬。我来到村头一家小卖部，买了包方便面，拆开，跟店主讨了开水泡好，狼吞虎咽地吃掉，又返回家中。
一连两天都是这样的情状。
尽管如此，我还是遇到了数位村人，他们有的认出了我，有的没认出我。没认出我的，就用怪怪的目光盯我；认出我的，同样用怪怪的目光盯我。他们无一例外地都没有同我说话。我知道，一个盗墓贼回村，对于那些老实巴交的村民来说意味着什么。
他们不同我说话，我当然也不同他们说话，大家相遇，完全是行同陌路。只是身在故乡，却犹如处在远壤异地，心头便生出一股强烈的孤独。除了孤独，还是个孤独。孤独的我，便怀念起刚刚逝去的牢狱生活。我想，如果这般继续孤独下去，还不如重回牢狱。而且，让我无法忍受的，不仅仅是孤独，还有冬天的冷寒。家中的老屋是土坯屋，屋墙早裂开一道道大口子，冷风从口子里灌进来，刀也似地攘在身上，纵然穿着厚厚的棉大衣，也如同呆在冰窖里一般，冻得索索发抖。
无论如何，我明天决计要走。
至于要去哪里，我且不去管，哪怕是重操旧业，再去做盗墓的勾当，再让公安机关拿获，我也不能呆在这所谓的家中了。
便是在我决计要走的时候，我听到了轻轻的敲门声。这是我出监回家之后，第一次听人敲门。我瑟缩在床，一脸木然，没有举动。
盗墓贼赵发庆不想见任何人。
那人却依旧敲，轻轻的，敲得很是斯文、很是耐心。我仍然瑟缩在那里无动于衷。我想，那人敲过一阵后，见无人吭声，必定会走的。然而，我却打错了算盘，那轻轻的、很有节凑的敲门声并没有停歇，而且大有我不将门打开，他就不会停止的意思。我终于不耐烦，锁了眉头，从床上跳了起来，裹紧了棉大衣，几步抢出门外，冲着那敲门者恶恶地就是一声喝，敲，敲，你敲什么敲？
那人吓了一跳，拿眼来望我，脸上却绽放出一片灿烂的笑，道，兔丝子，你不认得我了？
村里没人知道我有个笔名叫兔丝子，我好生奇怪，不由拿眼打量那人。他个不高，瘦巴巴的，一嘴短胡茬，有四十来岁的情形，一只眼睛红肿着，穿了一件灰色的旧羽绒服，上面还有些不洁的污渍。我没有认出这人是谁来，正要重新打量，那人再次开了腔，赵兄，不认得我了？我是崔之峰啊！
崔之峰这个名字我当然知道，但是细看面前的人，却同我认识的崔之峰有点大相径庭。我说，崔之峰？你是哪个崔之峰啊？
自称崔之峰的敲门者说，赵兄，你连我也认不出来了？我是崔九斗啊！
他一说崔九斗，我就豁然开朗了，我就知道他真的就是我认识的崔之峰了。我就明白，自己之所以没有认出他来，是因为我们有十多年不曾见面了。十多年不曾见面，他的模样变化极大，让我很难认出来了。
我和崔之峰岂止认识，我们还是过从甚密的文友呢！当年，我痴迷于写诗的时候，曾与他，还有一个叫李乐桥的家伙，共同结了个文学社，称之为充州三驴。崔九斗则是崔之峰的笔名。有个成语不是叫才高八斗吗？崔之峰自称才高九斗，其狂妄态度不言自明。事实上，在我们三位诗友中，崔九斗虽然年龄最大，还是小社团的掌门人，但是他在诗歌方面的建树，却远远不及我与李乐桥。我和李乐桥都有诗作发表了，他竟然连一句诗也没有发表出来。究其原因，倒也不难理解，崔之峰并不主攻写诗，他的主要精力是对地方历史的研究。偶尔兴之所致，才写那么几首，且一律是古体诗。文学圈子里的人都知道，时间都进入二十一世纪了，你创作老气横秋的古体诗，谁肯给你发表啊？
尽管他主攻的是地方历史，但并不妨碍我们的交往与友谊。我们几乎每周都有一次两次的聚会，每次相聚的时候，也是我们最快乐的日子。三位诗人相聚在一起，促膝而坐，六目相对，品着粗糙的大叶茶，喷着劣质的叶子烟，就大肆地谈论起诗歌来。李白杜甫、顾城舒婷，都是我们经常挂在口头上的谈资。
直到树倒猢狲散。
见是十多年未曾谋面的诗友，我吃惊又兴奋，不由上前一步，叫了起来，崔兄，你怎么来了？
崔之峰说，听说赵兄回来，特来拜访。
听他如此说，我便有些感动，正不知该说什么话好，斜剌里忽然刮来一阵嗖嗖的冷风，将他脑袋上为数不多的头发吹了起来，我自己也不由打了个寒颤，这才意识到，客人还站在院门之外，忙将脑袋一拍道，崔兄，实在对不起，我光顾着高兴了，忘了请你进屋了。快，到屋里聊！我说着就欠了欠身，向房内让他。崔之峰也不客气，举起步子迈进门来，然后踩着院子里的衰草，进了屋门。
进了屋门，他却没有急于落座，而是站在那里拿眼在屋内环顾。他的视线里，自然是那些垂着的蛛网，以及蒙着尘埃的橱桌之类，因此，他的眉头很快就锁了起来。我便有些愧愧然，忙说，崔兄，实在不好意思，老婆离婚了，爹娘都死了，就我孤伶伶一个人，没情绪收拾了。
他没有吭声，依旧锁着眉头打量我的房子，略一沉吟道，赵兄回来几天了？
我说，三天。
他道，这三天你就一个人生活在这里？
我说，是。
他又锁了眉头没有吭声。我则讪讪地立在一边不知说何话好。半天之后，他把眼望向我，开了腔，赵兄，横竖你是一个人过，我也是一个人过，我的居住条件比你略好些，这样吧，你干脆住到我那里去吧！
尽管我无论如何决计明天要走，但是究竟要去哪里，到什么地方栖身，却还没有底，又见天如此冷寒，且是年关迫近，听他邀我去他家小住，实在没有拒绝的道理，便道，中！
2
崔之峰的家住在充州城里，距我家赵家河子村有五十来里地。另一位诗友李乐桥住得更远些，从他家到充州城，有八十多里地。当年我们闹起三驴诗社的时候，每逢周六，我和李乐桥都要从各自的家中出来，乘坐交通工具赶到充州，到崔之峰家中相聚。中午就在崔之峰家就餐。有时谈得热乎，误了回家的车辆，还会在他家里留宿。通常，我们三个男人躺在一张床上，夜色深深，根本没有困倦，就瞪大着眼睛，仍是谈诗，一直谈到公鸡打鸣。
崔之峰虽然家在城里，也仅仅是充州城里的普通市民，祖辈都是种菜的。崔之峰没有什么正当职业，是城关一所学校里的代课教师。因为他对历史特别感兴趣，就教学生历史课。他比我大七岁，比李乐桥大五岁。认识他的时候，我刚刚高考落榜，正郁闷地呆在家中想上吊。有一天，我正在村巷内无聊地闲逛，见有人骑着辆破破的自行车从远处过来，于村头下车，呆头鹅似的在那里探头探脑。看见我之后，他迎了上来，将拳对我抱了那么一抱，然后说道，这位老兄，打听一下，这个村子是不是叫赵家河子？
我冷淡地说，嗯！
他的眼睛却突然亮起来，道，老兄，我问一问，你们村是不是有一座古墓？
古墓？我的眉头皱了起来。我祖辈就在此村住，从没听说有什么古墓，又见他呆头呆脑，便依旧冷淡地说，不知道！说着转身要走。
他竟然从后面拉住了我，重又抱拳打了个拱道，老兄，你别走，请容我向你介绍。我，崔之峰，是研究历史的，也是市诗词学会的会员，我听说你们这儿有座古墓，想来考察一下。
我对历史或者古墓并不感兴趣，但是听他说自己是诗词学会的会员，而我正是因为迷上写诗才名落孙山，要迈开的步子就冷丁收住了，我回过头，将眼灼灼地盯向他道，你，会写诗？
他望了我一眼，没有说话，从上衣口袋内掏出一个绿皮小本本递了过来。我接在手里一看，是个会员证，正是市诗词学会颁发的，上面有他一张照片，还有他的名字，名字上有清晰的钢印盖在上面。他的名字果然叫崔之峰。我望着，眼里立时就闪出了光，不由一把将他的手捉住，紧紧地握着，叫道，崔兄，不，崔老师，我叫赵发庆，爱好写诗，今后还望您多多指教呢！
他眼里闪出的光似乎比我还亮，盯了我半晌，更紧地攥住了我的手，一面大幅度地摇着，一面叫道，哎呀，真是太好了！没想到今天遇到了文学同道！
我说，崔老师，走，到我家喝茶去！
他却抬头望了一下天道，不了，我下午还有课，得马上回去。我这次来，是想看看你们村的古墓。
事实上，我们村还真有一座古墓，不过，在“文革”时期早已给毁坏了，现在只有一些残余的石碑乱丢在那里。我便显出十二分的热情，领着他去看。两人穿过一片树林子，绕过几块庄稼地，来到那座古墓旁。他仿佛是个科班出身的考古工作者，一见那些残碑断砖，眼便亮了，将我丢下，一头扑了上去，不知从哪儿取出只放大镜，仔细地看起那碑文来，嘴里不停地咕咕哝哝。看了半天，他才直起腰，对我说，这座古墓的主人叫赵古，是宋代一位高官，他的书法和诗特别有名，现在存世的诗仅有五首，咱们县志里就有收录。他说着又长叹一声道，可惜，他的坟墓就这么破坏了！
我虽然对历史不感兴趣，但毕竟是个写诗的，而且墓主姓赵，我也姓赵，这个赵古应该是我的祖先，自然也就跟着叹息起来。叹息了一阵之后，他看看天已不早，便告辞回去。临走时他告诉我，周六，他有个文友聚会，让我到时候前去参加。我大喜，记下他的地址，然后送他上路。
我站在村头，一直到看他不见为止。
到了聚会的日子，我果然就坐上一辆去城里拉化肥的拖拉机，一路来到充州城，再按照他给的地址，辗转进了他的家。
他的家住在充州城的郊区，远远地能看到城中心的一座古塔。那古塔也是充州城的标志性建筑。据考证，古塔建于隋代，是隋文帝杨坚拨款兴建的。我对古塔当然没有什么兴趣，只是草草地望了一眼，就进了崔之峰家的小院。院子不大，间口却不少，四合院结构，很像个旧时大户人家的宅第。不过，这宅第里人丁却不是很旺，只住着崔之峰和他的老婆，外加他的女儿三人。我原以为诗友聚会，很是热闹，很是隆重，会有很多诗人前来参加的，可是到了一看，才知道除了崔之峰外，只有一位叫李乐桥的家伙。那李乐桥还是个跛子，个子矮矮、下巴尖尖，走起路来一拐一拐的。
我不由说，咋就咱们三个人啊？
崔之峰道，三人成伍，不少了！
那跛子李乐桥接着说，当年的桃园结义，不也只有三个人？
我想想也是，在张了张嘴之后，就不吭声了。
我们便在屋内坐了，沏一壶大叶茶，就诗的话题谈起来。崔之峰的女人不时地进门，给我们倒水。不过，看上去她并不特别欢迎我们，脸总是阴沉着，动作也十分重，好像谁欠着她东西似的。崔之峰装作没看见，我和李乐桥自然也就装作没看见。
就是在那一天，在崔之峰的提议下，我们正式成立了一个称之为“充州三驴”的文学小社团，并且办起了一张油印的诗刊。
诗刊取名叫《太白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