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力说：“想他干啥。”
春强说：“力哥，我想去他家看看，你敢不敢？”
大力回转头，看了看春强。他的头发白了一片。
春强接着说：“我去拍他家的大门，用力地拍，你猜他看见我们俩就在他家门口站着，会怎样。”
大力说：“不知道。”
春强说：“你敢不敢？”
大力说：“有啥不敢的。走。”
他们俩沿着小河一路往回走，向建宝家的方向走去。小河就在路边静静地流淌。
·创作谈·
千树万树梨花开
小昌
先从小时候说起吧。为了让自己显得“怎样”时，童年的叙述变得多义而复杂。即便没有这个“怎样”的干扰，说着说着也会变成另外的“怎样”了，拐进了另一个相似的胡同。像个老北京或者老济南的样子，横七竖八，蜂巢式的多孔又彼此相通，当然也有死胡同，说也说不通，并表现出前后矛盾心口不一的假模假样来。
有人说过，作家成长的条件是不幸的童年，也有人说，父亲死得早也算，很多大作家父亲都死得早，这跟不幸的童年是一回事吧。这两个条件我都不具备，真有些乏善可陈。我生在鲁西北，跟莫言先生的老家离得不远，但愿能沾点仙气。我们家也种高粱，不过我讨厌在高粱地里待着，钻进去走上一通，浑身就痒得难受。打小我就是个土地的背叛者。这么说需要警惕，说着说着，我就会变成另外一个人。但愿这次不要过于草率，能够更接近二十几年前的样子。我的家乡在三县两省交界处，村北有条小河，直通天津卫。现在还能不能直通就很难说了。我站在堤岸上，这边是小河，那边是几十亩的梨园。春天一来，这边小河水涨船高，那边梨园白花开遍，也是天上人间。听大人们说，小河曾经是条大河，多年前有很多大轮船来往穿梭，站在大堤上，能看到船客身上花枝招展的衣服。后来大河愈发小了，连只渡船也撑不起来。我小时候还是有渡船的，我们常常泅渡过去，偷河对岸的花生红薯。河对岸是河北省，跟我们只有一河之隔，却很不一样。有些瞧不上他们，那时我们都很为山东人骄傲的，即便和河对岸的朋友们打架从没赢过。这么一看，我们小时候还是很有趣的，因此不爱上学，可我学习还不错，总是第一名，这让父亲很早就有了雄心壮志，立志让我上大学，我爷爷也让人看过庄子上的风水，说此地必出个大学生，我也没算辜负风水大师的期望。
说说我爷爷。我跟着爷爷奶奶在另一个院落里过日子，我们亲密无间，常把母亲养的小鸡偷过来，也不枉奶奶老问我“奶奶好，还是娘好”。小鸡偷过来就是铁证如山，说明了一切，奶奶只落个含笑不语的份儿。我爷爷是个病怏子，起初还能从屋门走到大门口，后来就走不到了，痴痴地望着我。我永远记得那个眼神，也许是那个眼神，给我埋下一颗文学的种子。爷爷三天两头说自己要死了，没几天好活了。他坐在屋门口的躺椅上，急促喘着，手也跟着抖。还让我去倒痰盂，痰盂是用罐头瓶子做的。沉甸甸的，泡沫四起，我双手捧着。那时我深信爷爷说死就死的，一副黑色大棺材随时会摆在堂屋正中央，一群人哭个不停。我怕自己哭不出来，一个人在房子后面转悠，酝酿，挤眼泪。我想了很多，从小我就心事重重。一想起自己终究会在某一天死去，便会感到沮丧，跟那只门口的鸡不太一样，咯咯地那么开心，简直令人绝望。后来我妈也病了，心脏不好，从学校里一回来，就会见她在床上半躺着，一根树枝支在床脚，上面挂着摇摇欲坠的输液瓶子。而且我妈特别容易气急败坏，爷爷也一样，老说丧气话，说自己不定哪天双脚一蹬眼睛一闭就去了，看你们怎么过。小时候，我常被这样的死恐吓，心里老装着不祥的预感。事实上，这些预感均没有实现，我爷爷又躺在床上活了十几年，在我没有任何预感的情况下撒手人寰，而我妈后来竟好了，现在都能在村口小跑上一阵子了。
李敬泽先生说，读小说，因为人是会死的。我深以为然。正如李老师所说，小说就是一种面向死亡的讲述，人不知死才会成为虚无主义者，才会否定生命的根本意义，这个时代到处都是亢奋的虚无主义者，我们拒绝思考这忙碌本身，回避列车的终点问题，而小说，它是反抗虚无的堡垒。我喜欢上小说，这跟过早地接触死亡有很大的关系。不仅是死，还有虚无和幻灭感。这些东西就像讨厌的苍蝇，围着我哼哼乱转。活到现在，大部分时间都在学校里度过。学校生活真是无聊透顶，当然其他生活多数也是无聊的。无聊是种宿命吧，至少对我而言是种宿命。要是把这种话说给我们村里的那些老乡听，他们定会嗤之以鼻，掐着腰说我站着说话不腰疼，或者吃饱了撑的。说实话，无聊就是一种吃饱了撑的状态。我常常这样，即便吃得很少，也有吃饱了撑的感觉。脑部缺氧，什么也不想干，干什么也没意思，在学校里溜达，过篮球场，过足球场，再过网球场，接着转回来，回到宿舍躺着，或者找更无聊的人聊天，说说国家大事、南海争端什么的。记得有一次，朋友们喊我去踢球，我也很有热情，换了鞋上场了，大太阳在头顶上闪耀着。我站在队友中间，突然恍惚了，把球传出去有什么意思，要不就射门，射进了又有什么意思。所有人一瞬间褪去质地，只剩一副轮廓。球在脚下，我呆住了。很多人喊我快传呀，快传呀。我的球很快被抢走了。我一屁股蹲在地上，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巨大失落。玩不到一块去了，他们和足球都让我感到厌倦，我灰溜溜地离开了足球场，后来再也没去踢过。
幻灭感接踵而至，让我芒刺在背。总觉得很多东西说没就没了，一切都在变化，就像《飞来一爿村庄》，过去的巷子，一大片梨园，春天里千树万树梨花开，还有“大雁儿”挑着两桶水，颤巍巍打梨树下走过。“我”躲在树上，手拿着弹弓，很想突施冷箭，吓她一跳。我记得这些，但又好像从没发生过。大概是我去看场电影，日子过去很久了，又想起电影里某个片段。这样说下去，我有了点知识分子的意思了，正要悲悯或者怀旧。其实我不是这个意思，至少不全是这个意思。我意识到有些东西正在消失，而且不可遏制，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去叩响“大雁儿”家的大门，和她说上一席话。“我”之所以有意义，是从这里来，和周围一切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就像蜗牛和背上的壳，是一个世界的两个部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壳一旦没了，世界开始倾塌，就剩下一片柔软。这是个关于遗忘和死亡的故事。
《小河就在脚下流淌》则反其道而行之，乡村现实在巨变，在这里我更关注不变的东西。大河变成小河了，人还是老样子。很多旧事重提，现在正在发生的，或者将来要发生的，都该寻求溯源，在过去都有本来的面貌。我们真该好好想想，现实为啥是这个样子。
我的小说大多在写自己，而且我认为好的小说该回到自己。我胸无块垒没什么历史感，不太喜欢他们说的该这样该那样的腔调。当然我也不喜欢我就是我，一副与世界无关的样子。总在变，谁也不知道究竟会怎样。我想变得诚恳，想和现实没有隔阂。就像麦克劳德说的那样，“我想给别人留下的印象是，只是在讲故事，而不是写故事。”讲故事和写故事有着本质的区别，写会显得隔靴搔痒，有斧凿痕迹，让现实变得没那么真、没那么近，讲只是讲而已。可是只要对着电脑写上一行字，你就意识到，能做到讲何其艰难。这个世界在这一行字里开始变形扭曲，开始矫揉造作，开始自说自话，开始像个知识分子。我不愿这样。我知道有时也是无能为力的，不管怎样，有了方向总是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