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亲口和我说了这样一件事：1947年春节前的一天傍晚，陆久之家里来了两位不速客。其中一位，就是引导他走上革命道路的蔡叔厚。蔡是共产党员，曾和陆久之合伙开设绍敦电机公司，作为中共地下党的秘密联络点。这时蔡已是上海滩上赫赫有名的蔡老板，他拥有华丰钢铁厂、太湖煤矿、同庆钱庄、利华保险公司等企业。
另一位是从未谋面的陌生人。
“久之，这位同志是苏北来的，要我们完成重要任务。”蔡叔厚说。
三人进入内室。苏北来人把来意说明。原来苏北新四军要在春节给战士发津贴，手头只有黄金，需要换成银元和纸币。带来一麻袋黄金，时间匆促，三天内就要兑换成并且运出。
“这任务确实不容易。这数目不小，万一事漏，不仅人头落地，而且战士与家属没有钱过春节，更给党在信誉上造成重大损失。”蔡叔厚喃喃地说。
“蔡兄，既然党把任务交下来了，我们一定要完成。我协助你。”陆久之满怀信心地说。
陆久之说到做到，他与蔡叔厚和另一位地下党同志黄定慧妥善商量了每一个细节，力争万无一失后就放手去做。他在上海金融界扬言，这些黄金都是国民党中枢要人交下来的，不能泄密。并把主要的兑换任务交给蔡叔厚开办的同庆钱庄、黄定慧经营的通易信托公司，果然三天兑换完毕。然后陆久之又计划好一条安全的运输道路，在上海地下党有关负责人员的具体安排下，这些银元、钞票如期安全地送到了解放区。
类似这种危险而紧迫的任务，陆久之完成的不仅仅是这一项，他还说到另一件事。
1949年，上海易手之前，解放军急需知道汤恩伯在上海所建的防御工事的详细蓝图。中共地下党把这任务交给陆久之。难度极大，负责修建防御工事的是戴笠（军统头子）手下的一名特务。陆久之故意亲近他，摸清他嗜赌如命，常常输得身无分文，就主动送钱给他。陆久之最终从这名特务手里得到了所有防御工事的蓝图，送交中共地下党员张登（沙文汉化名）。这对后来攻取上海起了重大作用。
虎口拔牙——策反汤恩伯
1949年4月，中共大军饮马长江，南京已成危城。此时，上海仍为国民党军队控制。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率三十万大军，准备死守上海，支撑半壁河山。很显然，如果能争取到汤恩伯率部起义，可以减少流血。
汤是蒋介石嫡系，孟良崮战役败北，张灵甫战死，蒋一度迁怒于他，以救援不力将他撤职，这时却重新起用了他，汤决心死守上海以报效。要在这时动员他起义，无异于虎口拔牙。
中共上海局把这任务交给陆久之。
陆久之冷静分析了有利与不利的条件。有利的方面：他和汤的私交不错，汤对蒋有所不满，特别是山东战败曾被蒋拳打脚踢，这口气难咽下去。汤曾说过：“上海在我手里接收，也不会在我手里破坏。”这说明对汤有进言可能。可是汤这人城府很深，何况前不久又出现过一系列不利的事：汤恩伯听了毛森的话，毛说陆久之领导的日文《改造日报》有亲共色彩，汤撤了陆的职并停了报纸，这是一；汤的军师周天僇劝他“择善而从，进行起义”，结果周被暗杀，此为二；更为严重的一件事是浙江省主席陈仪是汤的恩师，陈劝他起义，他竟出卖恩师向蒋介石告密……种种情况表明，要争取汤起义，风险很大。
陆久之并未知难而退，几天后他就出现在三井花园（今瑞金花园）。这原是日本人的私人花园，抗战胜利后，汤恩伯把它辟为军政要员的活动场所，战事吃紧后，成了军机要地。可是陆久之来了几次，都没有见到汤恩伯。他又去了几次上海蒲石路（今长乐路）的汤公馆，依旧是扑空。
“近来恩伯特别忙，他难得回来，有时半夜回来一次，第二天又匆匆走了，你要见他不容易。”汤妻王竞白说。
陆久之灵机一动，对女主人说：“我住在您府上等，行吗？”对方不好拒绝，陆便留了下来。
有一天，半夜时分，汤恩伯终于回来了。听说陆久之已等了几天，他立刻把陆请进内室。
“久之，你有什么急事？”汤恩伯劈头就问。
“我为司令今后的出路而来。”陆久之脱口而出。接着又说：“徐蚌会战大败，总统已经下野，共军饮马长江，南京危在旦夕……司令，您该为自己着想了。”
面对陆久之恳切的神态，汤恩伯先微微颔首，接着很自信地说：“这，我岂有不知，不过，共军能破平津，取徐蚌，但要陷南京，夺淞沪，这是妄想。”汤恩伯在室内走了一圈，停住脚把手一挥道：“即使南京失守，我淞沪三十万大军仍可背水一战，上海是不会轻易丢掉的。”
陆久之看出汤色厉内荏，说：“战争之道不由个人意志决定，现在大势已去，您独木难支危局啊！”
汤恩伯默不作声。
陆久之再进言：“情况未必如司令所料，况且一旦在上海作战，岂不有违司令‘上海不会在我手里破坏’的初衷。”
汤恩伯还是闷声不响，半晌，说：“依你之见，怎样？”
“我看可以走傅宜生（傅作义）的道路。”陆久之大胆说。
“要我投降？”汤恩伯嗓门虽高，但并未发怒。
“不是投降，是顺应民心起义！”
“听说共产党对傅宜生控制很严，等于阶下之囚。”汤恩伯的话音已松动，但心中有疑虑。
“您不要轻信谣言，傅将军受共方礼遇。”陆久之解释说。
“虽是道路传闻，但也不能不听，总以谨慎为是。”汤恩伯说。
两人夜谈就此为止。翌晨，汤恩伯邀陆久之共进早餐。借这机会，陆久之又劝汤恩伯当机立断，莫失良机。汤恩伯道：“容我考虑。”
事出意外，功败垂成
事起仓卒，情况突变。
1949年4月23日，南京不战而弃守。
达官贵人纷纷逃亡，上海街头筑起堡垒，守军作出决一死战姿态。
时机已极紧迫，陆久之决定向汤最后摊牌。4月末的一天，他又到汤公馆。巧的是汤恩伯正在家中。
“久之，你今后不能来了！”汤恩伯劈头就说。
“为什么？”
“委员长亲自到上海来了。我刚到复兴岛去接他们。”汤恩伯神情沮丧地说。
南京陷落后，原在溪口潜隐的蒋介石沉不住气了，带着经国与纬国及所有随行人员计五六十人，匆匆从象山港登上汽艇，出海三里许，再换乘泰康号军舰来到上海，住复兴岛原张君劢公馆。蒋介石父子来上海是要亲自指挥淞沪作战。命汤恩伯必须死守上海六个月，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争取美国援助，同时把上海所有库存黄金、白银与外汇全部抢运去台湾。
“这好啊，乘这时机正好把蒋家父子一网打尽……将军不正是可立稀世大功了嘛！”陆久之神情兴奋地说。
“久之，你乱说什么？”汤恩伯的脸都吓白了，一边挥着手。
“立正，敬礼！”门外的警卫大声喊着，显然是有军政要员来了。
汤恩伯恢复矜持庄重的神态。两人都望着门外。
进来的不速之客是蒋纬国。汤恩伯为陆久之作了介绍后，陆告退。
蒋纬国此来是监视汤恩伯，并且住在了汤公馆。蒋的嫡系纷纷起义、投诚，对汤也放心不下。除蒋纬国外，中统、军统的特工人员也密布在汤公馆周围。
陆久之的策反工作中断了，他再也接近不了汤恩伯。
情况更急转直下，蒋介石以保护家属为名，其实是当作人质，要汤恩伯把妻子与家属全部送到台湾。
陆久之策反汤恩伯终于功败垂成。
汤在上海撤退前夕，把陆久之请去，要他跟随去台湾。陆断然拒绝。当时陆久之的处境已非常危险，上海警察局长、军统头子毛森已派人监视他。国民党中将视察员张权和李延年兵团暂编一纵队少将司令李锡佑两人就因准备起义被叛徒出卖，5月21日下午，被当作银元贩子枪杀于南京路和西藏路的交叉路口。
陆久之既为毛森察觉而能平安无事，是由于汤恩伯的保护。汤连恩师陈仪都能出卖，为什么会保护陆呢？我曾以此困惑问陆久之，他说：“我在国民党上层集团只是无名小卒，汤出卖我，得不到好处，反会被认为用人不当，严重失职。至于陈仪的资历、地位、声望比汤本人都高。出卖陈就可能得蒋的宠幸。还有，他保护我，也许是想留条后路，必要时把我作通向共产党的桥梁……”
潜往日本，再次策反
1950年4月，上海解放一周年前夕。
陆久之本以为可以稍事休息，哪知新任务又落在他肩上。
陆久之被请到华东军政委员会书记办公室。
书记刘晓、秘书长吴克坚早在那里等候。
“现在有一项新的任务要你去完成。”刘晓说：“我们想让你去日本，策反国民党驻日代表团团长朱世明及全体部属起义。”
“这任务是艰巨的，眼下中日没有外交关系，难以办到签证，你只能设法偷渡去日本。你看有没有办法？”吴克坚以商量的口气说。
陆久之没有立即回答，思索片刻说：“如果没有比我更适当的人选，还是由我去。自忖有两个有利条件。一是我精通日语，另一是我的叔父在朱世明手下工作。我一定想办法去日本见到朱世明。”
陆久之是急性子，三天后就到了香港。
香港是国民党特务麇集之地，毛森早已下令要杀陆久之。他去香港非常危险。一番乔装打扮，他扮成一个日本商人，住进一家日本人开的旅馆。他娴熟的日语把日本老板蒙住了。也就在这旅馆里，他结识了日本运煤船上的水手，陆久之用几条黄金买通水手，请他们把他藏在船上带到日本去。
事情非常顺利，他上了煤船，混在水手堆里，船长和大副都没有看出。几天后，神不知鬼不觉在日本川崎偷偷上岸。偷渡成功了！下一步是去东京策反。
陆久之先到横滨，悄悄看了几位朋友，请一位友人带他去东京。
横滨去东京的火车正在行驶，陆久之和日本友人在话旧。那位友人是他早稻田大学同窗。
车厢里有个中国人走过来，这人忽然停下，凝视着陆久之，大声喊道：“你不是陆高参吗？我们撤出上海，你是留下来的，怎么也到日本来了？！”
陆久之先一惊，立即转为镇静，用日本话回答这人：“你说的什么，我听不懂。”
日本友人站起来，向这人挥手：“去！去！不要扰乱我们讲话！”
这人揉了揉眼睛，再看看陆久之，明明是陆高参，怎么又不是呢？此人是汤恩伯司令部的人，多次和陆久之见面。他嘟囔着走了。
一场虚惊。陆久之终于到了东京。他找到了朱世明的机要秘书陆矩吾，他是陆久之的叔父，说明来意。
结局有两个版本。
一是陆久之到东京时，台湾已对朱世明有所怀疑，召朱回台“述职”。朱到台后险遭扣留。他利用国民党内部矛盾逃出台湾，回到东京时，台湾来令撤了他的职，起义流产。
一是陆久之见到朱世明，终于被陆说动，正等待商订起义的具体计划，内部有人去台湾告密，台湾准备下杀手锏。朱世明听到这消息，深怕被暗杀，立即逃往美国以潜藏。
朱世明虽未起义，但他手下的主要成员吴半农、吴文藻、谢南光等人，都先后返回大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