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真要用“贫下中农最伟大无私”那种模板来让我寻找感觉，真正触动过我心灵的，就是我在十三大队认识的第一位农妇，我的房东。如果准确地说，其实我并没有住在她家，而是住在她的邻居即她儿子的家里。我只是每天去老太太屋里吃饭罢了。再准确地说，他儿子也说不上有什么家，因为四十多岁了，还光棍一条。儿子姓向，所以我管老太太叫向大娘，本名为何，却从来没有问过。
孤儿寡母本该相依为命，过得和和美美的。可我很快发现，事实上二人完全形同陌路。隔壁而居，他们从来一句话不说。我一旦问及此事，老太太总是非常不屑地瘪瘪嘴，然后什么都不说了。母子俩关系交恶，受害的当然是当妈的。听生产队的干部介绍，那一年向大娘已年过七十。如此年纪却不能享受“五保户”待遇，皆因她理论上确有个儿子，而且儿子还是个木匠，在农村算高薪阶层了。老太太风烛残年，下田挣工分当然无法和年轻社员攀比，只好精心服伺屋子边上的一小块自留地和自养的一头猪，此外，还得在生活上省吃俭用，比谁都要更加精打细算。
我（还有我们班那两位小张）恰恰成了她精打细算的直接受害者。后来我们知道了，安排我们到她家吃饭，实际上是上面有意关照，因为工作队员每个月交给的都是白花花的官粮——对于长期只吃苞谷杂粮的穷困山区，这是非常难得的奢侈品了。某次，我曾偷偷潜入老太太的里屋探查过，暗无天日的床前、床后，包括床下，全都挤满大大小小高高低低的坛坛罐罐。坛坛罐罐里面全是食品，从干玉米、干红薯片、干绿豆一直到酸菜和糖块，品种之齐全数量之充足，完全足够对付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我还注意到，每次我们从公社把米领回来交给老太太，她都异常神秘地扛进里屋，小心翼翼收入黑暗中某个罐子，然后压上砖头，盖好，而每天就餐时候她恭恭敬敬端到我面前的，一律是清水稀粥或用自留地苞谷磨成的稀糊糊。工作队员必须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啊！每天除了东奔西跑发动山民闹革命，还得干十几个小时的农活啊！老太太的清水稀粥和包谷糊糊能顶何用？运动第一阶段结束，我们全瘦成了精猴一般。
孤老太太为我们备餐永远谦卑而虔诚，有时我们深夜回来，不管多晚，她都一直坐在门槛上等候，然后把菜热了、饭热了，恭恭敬敬端到我的面前。几十年后读罗中立的油画《春》，看见坐在茅屋前烤着暖阳的老妪无望却又渴望的眼神，我总会想起房东等我夜归的拳拳巴望之情。她的眼神也那么无望却又充满渴望。七十来岁了，她没有儿子的敬母之爱，甚至连起码的生活依靠都没有，衰老的生命如同枯叶孤悬枝头，说不准何时一夜秋风，她就会整个儿陨灭。工作组来了，我们每天帮她磨面，给她挑水……最重要的，我们没有索要回报，甚至还带给她那么多白花花的大米和伙食费。她定然是知道年轻人每天饥肠辘辘的，但却又在事实上克扣我们口粮。她肯定不愿意这样做却又要本能地这样做。她定然是非常害怕得罪了我们，最后甚至离她而去。我能对这样一个老人生气吗？
后来就发生了一个故事：某日，我在山上“同劳动”，口渴难当，就和农民一道像旱牛饮水一样把嘴直接凑进水凼，喝进一肚子发臭的生水，回屋就拉起了肚子，拉得天昏地黑。向大娘很快发现了。那天晚餐，她没有再让我喝清水稀粥，而是把一碗香喷喷的荷包鸡蛋直接端到了我的床前，还放了足够的糖块。我惊讶万端，当即宣布必须另外付钱，而她比我更加固执地断然拒绝了，而且接下来的几天里她都这样：附加的营养品她一律拒绝接受任何额外收费。虽然这一切结束之后，我的肚子照样每天饿得咕咕叫。
事情至此，我觉得突然松了一口气。我确认在向老太太身上终于找到一条理由说服自己，同时也向社会表明：我是真心诚意而不是口是心非地认同了伟大领袖关于知识分子的判断。想到此我甚至非常自豪。长期以来，凡自己的想法和教义发生冲突，我都乐于怀疑和批判自己，而不是教义。这一次我找到了真实感受和教义的重合点。事后，在全公社的一次“讲用会”上，我真诚地给同学们介绍了贫农大娘对我的教育，后来还以此为题，自编自演了一则相声，叫《我和房东》。在相声里我非常自豪又非常夸张地把知识分子丑化为一无所知的白痴，压根儿就是没有进化完全的脊椎动物，必须由农妇加以圈养驯化，在返校的文艺晚会上汇报演出，结果大受欢迎。
“四不清”干部和阶级敌人
前面已经说过三队的“四不清”干部李利全。其他队的情况如何，已经记不太清楚。总的感觉好像都是雷声大雨点小，运动开始轰一下，到了后期，结果还是鸡归鸡，凤归凤。“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都是好的和比较好的”，除了我傻乎乎地把三生产队的政权班子作了变更，其他队基本维持原状。那一期工作队，真正引起轰动的“四不清干部”出现在第七大队第六生产队，队长，叫刘多才。此事不仅轰动了申家公社，甚至轰动了全县，算是该批运动的一大胜利成果吧。大学生们初次参加阶级斗争，正嫌平淡无奇呢，这一回算是撞上了一个华彩段。
事情如此重要，工作队队部自然决定好好宣传一番，还筹备召开一个声势浩大的批斗会，务必让全体社员重新找回当年斗地主分田地的感觉，接受一堂生动的阶级斗争教育课。为此，我被暂调公社队部工作，负责采写宣传材料、布置会场、画宣传画，等等——这个机会让我得以记录并保存下许多当年的原始记录。
四十年后重新翻看这些文字，剥去充满政治情绪的评价，和由此而造成的事实偏离，我以为，这个黑暗的事实虽然是在阶级斗争名义下被揭露出来，从中我们却能看到那个非常政治化的年代里，川北农民的生存状态，也看到即便荒远如斯的大巴山地，对于物质财富的贪欲，尤其当这种贪欲出现在当权者身上——不管他的权力小得多么可笑——同样会做出怎样触目惊心的荒唐事。
刘多才，申家公社第七大队第六生产队队长，大跃进时当过公社林场副场长，劳动模范，还出席过县上的群英会，当是见过世面的人了。日子正过得平平稳稳，1962年却突然出了事。那一年5月，北京新华社发布了一则消息，说是蒋介石准备“反攻大陆”。这则新闻我们是在大学校园里听过的。听过也就听过了。新华社本意是号召尚处于饥饿状态的全国人民同仇敌忾，同时对台岛当局以卵击石的痴心妄想大加嘲讽。可此消息一传来大巴山区，沸沸扬扬地就变成别的模样：“大竹县柏林口猪儿山上，现在已是兵山一座啦！”“国共已经开战，白腊坪已经在运伤兵了。”“国民党来了，先杀党员，再杀团员，再杀干部。”原始资料记载说，刘多才被这些消息吓坏了，因而“阶级立场严重动摇”，遂向大队支部“提交了退党申请书”，云云。还有一件事情，同年8月，作为生产队长，他主持会议宣布了“生产队队部”的决定：秋收之后立即分田到户。原始资料按照当时流行的逻辑把两件事情联系起来：因为害怕国民党打回来，所以先分田到户，实施“资本主义复辟”，以留后路。
这就带来一个问题：该刘既然如此反动透顶，为什么这以后他的地位却丝毫没有动摇？甚至这回“四清”已经开始，第一阶段运动“清经济”已经结束，他这个队长为什么还当得好好的？
东窗事发，完全出于一个偶然的原因。
肇因还是始于1962年，他乘人之危，买了邻居的一间瓦房。在草房占有很大比例的山区民居中，瓦房本身就象征着不可多得的财富。资料这样说明事情原委：由于单干活动的结果，六队四十三户人中，有八户人生活水平上升冒尖，（八户中间七户是干部）约占18.7%；生活一般稳定的十四户，约占32.6%；生活趋于下降的二十一户，约占48.7%。在这个48.7%中间，有极贫户三户。
刘多才的邻居就属于三户极贫户之一，名叫黄正帆，老伴叫王兴玉，二人时年均近八十高龄。老两口膝下无人，从农村合作化以来就一直享受“五保”待遇。分田后更每况愈下，那年秋天，老头终于一病不起。
刘多才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提出了买房。正式买卖那天还请来几个乡邻作证，还不知从哪儿请来一个老学究操笔。下面是契约原文：
书立出售房屋字据人黄正帆，因经济缺乏，夫妻商议，愿将瓦房一间售与刘多才名下。瓦房一间，排立两扇，钉角瓦片，地脚梁磉，悉行在内（前抵地坝心为界，后抵黄正帆自留地为界）。是日，当凭人众议定，价格人民币玖拾元正，其人民币一年付清，其房屋凭随买主或佃或租永远管业。恐口无凭，特书约一纸存照。
在证：覃朝仁/王仁全/刘之武/王文成同知
程隆业 代笔
公元1962年8月18日立出售房屋人 黄正帆
人民币九十元尚需一年付清，说明这个“资本主义复辟”的典型还没有太富。事实是，黄老汉不久病逝，刘多才只付给王兴玉一百六十市斤南瓜和人民币十二元，就把瓦房搞到手上。这便是事情的全部。
让刘多才倒霉、同时也让七大队“四清”工作组大出洋相的是，从工作团派出的复查组偏偏来到了第七大队第六生产队。复查组员在刘队长瓦房对面的地坝上发现一个可怜巴巴的茅草窝棚——后来我去看过，还画过一张速写画：用几根树条搭成一个三角形支架，稀稀疏疏盖上茅草，围一格仅可容身的空间。让人无法立身的小空间里放了一架破破烂烂的床，床腿还断了一只。了无衣物被罩，仅几团互不连接的破絮而已。三两只破碗，一只破鼎锅，加上一个断了腿的铁夹权作火钳——就是全部炊具了。这不是道具，真正就是一个叫王兴玉老太太的全部家当。这些东西后来被拿到批斗会上作为刘队长“实施阶级报复”的铁证。批判者说：王老大娘的家产不足一元钱。照我看来，它们压根儿就一分钱不值，比垃圾还糟。
复查组责令刘多才，也责令工作组对此作出解释——问题就这样暴露了。
斗争会在公社所在地申家镇飞龙寺小学举行。时间是8月24日，毒日当头，但参会者仍热涌如潮。刘多才被揪到高台之上罚站，仅四周火爆烈烈的气氛就足以让他发抖，加上批斗者一旦情动难抑，还要施以手脚。他完全被吓坏了。我至今记得他的神情：惊讶，发愣，不知所措，四顾茫然。事后听人说，刘多才当天回家就死了。人家都说，他是被吓死的。
相比之下，“四清”运动中“阶级敌人”的下场似乎要好得多。前面说过，我所在的第三生产队没有地主。参加“四清”的六个月里，我直接接触过的“阶级敌人”就一个——那天晚上搞得我们没睡好觉的文盲老地主。根据后来掌握的情况，全大队其余地、富、反、坏，即使不是文盲，文化也普遍偏低。文化水平最高的阶级敌人，是五队的富农分子，名叫李平斗。
李平斗到底是什么文化水平已无史可考，但他拉得一手二胡、吹得一口笛子，还唱得一套好曲儿，却是远近闻名的，他并因此而成了年轻人的偶像。尤其夏天，暑气未退，永昼难消，男男女女都喜欢跟着他去星月灿烂的坡头林下，伴他的丝竹长韵，跟着他学唱几首卿卿我我的民歌小调。
这件事后来就被揭发了，时在“清政治，开展对敌斗争”阶段。事情一经揭露就一发不可收，受牵连的不仅普通年轻社员，而且不少共青团员、团支部书记，也被富农分子“拉下了水”。拉下水的铁证，就是初通文墨的年轻人好些都用本子抄录了富农教唱的“下流黄色歌曲”。团支书的本子最为考究，封面还骇然印着60年代那位著名军人英雄的头像，还有毛泽东的题词“向**同志学习”，笔记本里歪歪扭扭抄写的却全是《探妹妹》、《月儿往西斜》、《十八摸》一类诲淫诲盗的东西。称其“下流黄色”“晦淫晦盗”，全是工作组长说的，我们普通队员压根儿都没看过。这些本子收缴上来，一律严密锁在工作组组长李开钧的抽屉里。
李组长和老唐同志一样，也是地方干部。李在县上什么局当科长或者副科长，他个头儿也和唐一样牛高马大。和唐不同的是，李组长气色很好，精力充沛，声如宏钟。相书云“声如宏钟，主贵”，可能他的仕途正开顺风船呢，所以在我们面前总是喜欢一本正经。他不让我们接触这些笔记本，估计是怕我们年幼无知，看了也会学坏。解放以来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对于地方干部，就相当于战争之于军人，是最容易创造功绩也最容易得到升迁的。记得那天开工作会，一大堆笔记本摞在案头，可谁也不敢动，李组长很有讲究地提出其中一本翻开，然后煞有介事地念了几段便戛然而止，如《十八摸》：“一把摸到妹的头，头上抹了二两油；二把摸到妹的脸……”下面不念了，只非常不屑地骂一句：“什么玩艺儿！”接着又把本子神秘地锁进抽屉。众人猜想无非是情哥哥不安分的手继续下行，直至敏感部位，最后真枪实弹，如此这般而已——组长偏偏要吊大家胃口。掌握秘密是很愉快的，因为它总是代表着一种众人不具有的特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