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得有一年冬天，大雪纷飞，地面上覆盖着厚厚的积雪，我们用雪堆成了一座形状怪异的雪屋，并且坐在雪屋里观赏远处被染成玫瑰色的茫茫雪原。我们还经常到封冻的河上去溜冰，这一切都使我们感到欣喜若狂，欢快的同时我们最担心的就是天气转暖，会把我们的这份快乐给夺走。
因为在农庄我只教三个学生，所以在教课之余我便有相当充裕的时间，把村子里许多因为被俄国人统治没法求学的孩子编成一个班，用波兰语的课本教他们读书写字。在这个过程中，主人家的大女儿就成了我的助手。孩子们的父母对我非常感激，但是说实话，我需要承担一定的风险：虽然我的这种义务教学有利无弊，但却是为政府所禁止的，因为它被认为不利于社会稳定，所以，一旦被察觉，我就很有可能被捕入狱或是被流放到西伯利亚。
晚上的空余时间，我一般都用来学习。我曾经听说过彼得格勒或者其他国家的女性在某些领域取得成功的事迹。于是决定以她们为榜样开始努力，争取取得和她们同样的成绩。
当时我并没有决定选择什么方向进行发展。开始我对文学和社会学有着很浓厚的兴趣，但是通过长达三年的学习，我却逐渐发现自己真正喜欢的还是数学与物理，因此也就一步一步地朝着这个方向发展，并暗下决心日后要到巴黎求学，并为此认真地做了学习上的准备。并且我还计划着积攒点钱，用来负担今后在巴黎的学习与生活。
自学的过程中充满了困难。我在中学时期所学的东西非常不完整，与法国的中学相比是有很大差距的。为了将差距缩小，我便通过自己选择的一些书籍来自学。这种方法虽然不很理想，却也收到了一些成效。我不但学到了一些对日后有所裨益的知识，还养成了独立思考的习惯。
在我二姐决定到巴黎学医时，我被迫更改了自己的学习计划。因为我家的经济状况不允许我俩同时赴巴黎留学，所以我们两个许诺互相帮助，先后完成学业。这样，我便一直待在这位农庄主家，直到三年半后把我三个学生的课程教完。然后，我回到华沙，那儿还有一个类似的工作在等着我。
这个新的工作我干了一年。然后，我就回到已经退休并且独自生活的父亲身边，与他共同度过了一年的美好时光。在这一年中，他写了一些作品，我则通过做家教获得一些酬劳用以补贴家用。与此同时，我仍旧抓紧时间自学。在俄国人统治下的华沙，想要实现自己的梦想并不容易，但比起在农村时，成功的概率则更大一些。最使我兴奋的是，我生平第一次可以进入一间实验室去做实验：这是属于市政府的一个小实验室，我的一个堂哥是这个实验室的主任。除去晚上和星期天，我每天都能够进实验室去做一会儿实验，并且通常都是我自己在做。按照课本上所讲的方法，我做了各种各样的物理与化学实验，而且经常会获得一些预料之外的结果。这时候，我会因为这些成功而兴奋，并且大受鼓舞；不过有的时候，也会由于缺乏经验而失败，令我感觉非常沮丧。这些经历使我更加懂得，成功的道路非常坎坷。不过，这也让我更加坚信，我的天性的确适合搞物理与化学。
后来，我又找到了一个教学职务。我加入了华沙的一个学习团体，这个团体是由热心于教育事业并且具有共同学习愿望的波兰年轻人所组成的，他们有着一套自己独特的学习方式。这个团体带有一定的政治色彩，它要求自己的成员将服务社会、报效祖国作为自己的任务。在一次聚会时，有一位青年说道：“祖国的希望寄寓于人民知识水平的提高与道德观念的加强，只有如此，才能使我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得到提高。当前我们首要的任务就是努力自学，并竭尽所能地在工人和农民之间普及知识。”为此，大家商量决定：晚间每个人向广大群众讲授自己所精通的内容，用以普及知识。这足以显示出，这个团体具有秘密结社的性质，所以需要大家具有一定的冒险精神。好在参与者都具有为祖国献身的精神。直到如今，我依然深信，这个团体的参与者必将为祖国、为社会做出有益的贡献。
我至今仍对那曾经让我欣喜的团体有着深刻的印象。当时那互助互励的情景，至今回想起来我仍不免会感到欣慰、激动。由于活动经费不足，这个团体并没有取得很大的成效，但是，直到现在，我仍然深信不疑，当时那种追求与各种活动，无疑是推动波兰社会进步的唯一途径。如果不是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得到很好的教育，具备良好的素质，一个美好的社会是不可能建立起来的。为了实现这一美好的目的，所有人都必须完善自己，并且共同分担社会责任，竭尽全力投入到本职工作中去，并有效地去帮助别人，这样的话，我们的社会必将走向进步与美好。
这段时期的经历更加坚定了我日后学习、深造的决心。我父亲尽管经济并不宽裕，但爱女之心使他愿意帮助我早日实现自己的梦想。我的姐姐刚刚在巴黎结婚，我便决定前往巴黎学习，同她住在一起。父亲同我都希望我学成回国后，能够再生活在一起，但是，后来因为在巴黎结了婚，我便留在了那里，没有再回到华沙，回到父亲身边。做科学研究工作是父亲年轻时就一直有的梦想，后来我在法国取得的成功，令远在波兰的父亲深感欣慰，因为我实现了他的梦想。父亲无私的爱，令我终生难忘。后来，父亲同我已婚的哥哥住在一起，作为一个慈祥的爷爷，他抚养着几个孙子，令他们健康的成长。1902年，他在年逾古稀时离我们而去，给我们留下了深深的遗憾。
1891年11月，在24岁的时候，我终于实现了多年以来魂牵梦萦的愿望。
当到了巴黎的时候，我受到了姐姐和姐夫的热情欢迎，但是我只在他们家里住了没几个月，便另外寻找住处了。这是因为他们为了方便行医住在巴黎郊外，距离我上学的学校很远，而我需要就近住宿，以便省下时间学习。像许多波兰学生一样，我租住了一间只有很少家具的小房间。就这样我艰难地度过了四年留学生活。
四年中，我在学习上所取得的进步，不可能被一一讲述出来。我只身一人，没有任何纷扰，得以全身心地投入到学习中去。学业上的进步又令我心满意足，欢快不已。至于我的日常生活，可以说是非常地艰难，因为我自己本身积蓄就不多，亲人们也没有多大能力对我进行帮助。但并不是我一个人这样，据我所知，许多波兰来的留学生的境况都是大同小异的。我住在位于顶层的阁楼里，冬天很冷，取暖炉又小，屋子里根本烧不暖和，而且煤还经常短缺，所以在夜晚，屋子里脸盆中的水经常结冰。为了能够入睡，我把全部的衣服都压在被子上。就在这样一间小屋子里，我用一盏酒精灯和有限的几件炊具做饭。为了节省金钱和时间，我常常用一点点面包加一杯巧克力茶，几个鸡蛋或一点水果充饥。我一个人处理家务，没有任何人对我进行帮助，连取暖用的煤，也是由我亲自弄上七楼的。
在别人看来，我的日子未免过于艰苦，但是我却能够自得其乐，每天都心情愉悦地埋头于学习之中。这份生活经历也使我充分体会到了自由与独立精神的弥足珍贵。在偌大的巴黎，我默默无闻地独自生活在自己的狭小天地里。尽管单寒羁旅，无依无靠，但是我并不沮丧消沉，也不觉得凄惨。当然，有的时候，孤独之感也会突然涌上心头，但由于我的情绪一般十分平静，精神上又非常满足，孤独情绪总是转瞬即逝。
我在学习上有着一定的困难，特备是在开始的时候，因此，我把精力全部集中到学习上。确实，我从前的基础知识非常薄弱，虽然到这之前做了一些准备，但却很不充分，与法国同学的差距很大，尤其是数学的差距更大，使我必须付出巨大的努力去对自己的不足进行弥补。白天的时间被我分别用于课堂、实验室与图书馆，晚上的时间则被用来一个人躲在阁楼陋室里刻苦学习，我常常学到深夜尚不停歇。每当学到新的东西，我便会激动兴奋起来。科学奥秘就像一个新的世界一样逐渐地展现在我的面前，我因此也就能够自由地学习它们并且掌握它们了，这真的使我非常高兴。
与同学们的和睦相处同样也给我留下了愉快的印象。初到巴黎时，我不爱说话，腼腆羞涩，但是不久我便发现同学们全都学习认真，待人亲切，因此便开始同他们一起探讨学习上的问题，这便更增加了我对学习的兴趣。
在我所就读的那个系里，并没有波兰学生，但是我同一个波兰侨民小团体的关系却非常密切。我经常参与他们在一个简陋的小屋中举行的聚会，和他们一起对祖国波兰的各种问题进行讨论，我那怀念祖国的情感在此得以尽情地抒发。我们有时会一起外出散步，有时还会参与公众集会，对政治始终保持着一种极大的热情。但是第一学年临近结束时，我却不得不离开了这个小团体。因为我认为自己应该把全部精力放在学习上面，这样才能够尽快地完成学业。即使是在假期里，我也仍在抓紧时间复习我的数学。
天道酬勤，我的努力没有白费。我成功地弥补了先前在知识方面的各种差距，从而能够和同学们一起通过考试。年，我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物理学的结业考试；年，数学结业考试时，我的成绩位于乙等，这些成绩使我感到非常满意。
我的姐夫后来在谈到我那几年的艰难学习情况时，曾戏谑地说那是“我妻妹的一生当中英勇顽强的时期”，我自身也始终将这段时期的艰苦奋斗看作是我一生之中最值得回忆的美好时期。在这期间中，我孤身奋斗，废寝忘食地埋头钻研，终于能够进行科学研究了，这是我长久以来所期盼的。
那是在1894年，我与皮埃尔·居里第一次相遇了。我的同胞、弗利堡大学的一位教授打电话邀请我到他家去玩，同时也邀请了巴黎的一位年轻物理学家。他对这位物理学家非常熟悉，也十分赞赏。当我走进这位教授家的客厅时，我看见了这个年轻人。他正好站在一扇朝向阳台的法式窗户的凹入处，宛如镶嵌在窗玻璃上的一幅画一样。他身材修长，头发是赤褐色的，一双大眼睛清澈明亮。他的神态飘逸，表情深沉而又温柔。第一眼看到他时，你会认为他是一个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之中的梦幻者。他表现出一种质朴而又真诚的态度，仿佛对我很有好感。并且在第一次见面之后，他还希望以后能够再见到我，继续对科学和社会等各种问题进行讨论。对于这些问题，我俩看法相似，很有共同语言。
随后，他来到我的学生公寓拜访我，我们逐渐成了好朋友。他将他每天的工作情况、他的研究和他献身科学的梦想与决心向我做了介绍。没过多久，他便向我吐露心声，希望能够和我共同生活，共同对科学的梦想进行追求。但开始时，我还不能立刻下定决心，我犹豫着，因为这样的话，我就不得不永远离开自己的祖国与家人。
假期到了，我回到波兰，并且当时也没有作出决定是否返回巴黎。但是，那年秋天，我又回到了巴黎，进入巴黎大学的一个物理实验室，着手进行实验研究，为我的博士论文做准备。
我又见到了皮埃尔·居里。出于科研的缘故，我同他的接触日益增多，关系也更加密切。等到我们彼此都认为除了对方，谁都不会找到更合适的生活伴侣的时候，我们便决定结婚了，并于1895年7月举行了婚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