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笃宜很大方地买下了燕道诚手里的几件玉器，随后嘱咐燕道诚说：“燕先生，这些玉器十分珍贵，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您家附近也许还埋藏着更多的东西，而且这很有可能会是一个震惊世界的大发现。所以，我希望您对这件事情保守机密，虽然我是一个英国人，但我真的不希望这些东西离开中国的土地，这应该由你们的政府来主导接下来的工作。”
燕道诚吃惊之余又有些感动，他明白董笃宜这番话的分量，连连表示自己不会泄露半个字。而董笃宜待燕道诚走后，立刻赶赴成都，亲手将购买的玉器交到了华西大学博物馆馆长葛维汉手中。
葛维汉敏锐地感到，董笃宜给他的这些玉器中一定隐藏着一个惊天的秘密，经过对玉器的研究，葛维汉推断，三星堆月亮湾的那个坑洞有可能是巴蜀哪个古国的遗址。经过三年的准备，1934年，华西大学博物馆组织的考察队由时任广汉县长的罗雨仓带领，燕道诚引路，对三星堆月亮湾燕家附近的那个坑洞进行了为期十天的探查，挖掘出许多玉器和一些青铜器。葛维汉根据这十天的挖掘工作，整理出《汉州发掘简报》上报给当时的南京国民政府，希望上方引起重视，尽快进行大规模的挖掘。
让华西大学博物馆一众学者和燕家人失望的是，当时的国民党政府一直未对这件事有足够的重视，其后的几年，零星的一些挖掘也没有什么较大的发现，随后抗日战争爆发，整个中华大地陷入战火，自然也没有人再对这件事情提出新的看法。
时光荏苒，新中国成立以后，考古工作者又恢复了在三星堆的考古工作，不过当时的人们也还没有认识到三星堆遗址的巨大规模，将三星堆遗址北部的月亮湾地点和南部的三星堆地点各自当作一个遗址，分别命名为“横梁子遗址”和“三星堆遗址”。1963年，由著名的历史学家冯汉骥教授领队，四川省博物馆、四川大学历史系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再次发掘了三星堆遗址的月亮湾等地点，这一次，冯汉骥教授推断出：三星堆一带遗址如此密集，很可能就是古代蜀国的一个中心都邑。但随后，由于种种的原因，三星堆的发掘又陷入停顿。
到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三星堆遗址终于迎来了大规模的，连续的发掘，1980年～1981年，考察队在遗址上清理出成片的新石器时代的房址遗迹，出土标本上万件，还发现了具有分期意义的地层迭压关系。考察队也第一次提出：三星堆是一种在四川地区分布较广的、具有鲜明特征的，有别于其他任何考古学文化的一种古文化，已经具备了命名考古学文化的三个条件，建议命名为“三星堆文化”。1982年～1984年，考古工作者们又分别在三星堆西南和西泉坎进行了两次发掘，发现了三星堆遗址最晚期的遗存。到了1986年，三星堆大量金属器的出土，引起了海内外学术界对位于中国西南的古蜀文明的重视。1986年7月至9月发掘的两座大型商代祭祀坑，出土了金、铜、玉、石、陶、贝、骨等珍贵文物近千件。在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上千件青铜器、金器、玉石器中，最具特色的是那三四百件青铜器。其中，一号坑出土青铜器的种类有人头像、人面像、人面具、跪坐人像、龙形饰、龙柱形器、虎形器、戈、环、戚形方孔璧、龙虎尊、羊尊等器皿。二号坑出土的青铜器有大型青铜立人像、跪坐人像、人头像、人面具、兽面具、兽面、神坛、神树、太阳形器、眼形器、眼泡、铜铃、铜挂饰、铜戈、铜戚形方孔璧、鸟、蛇、鸡、怪兽、水牛头、鹿、鲶鱼等物。
最让人叹为观止的是出土的一根金杖和一棵青铜神树。前者长一百四十二厘米，重七百八十克，全用纯金皮包卷而成。杖上刻有人像高一百八十一厘米，座基七十九厘米，总高度达二百六十厘米，重约三百斤，是世界上出土年代最早、体形最大的一件青铜器。后者高三百五十厘米，树上挂有许多飞禽走兽、铃和各种果实，是古代巫师们专用的神器。另外还出土有形态各异的青铜头像四十余件。这次的发现，把古蜀国的文明史向前推进了一千五百年，在全世界考古学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被海外新闻界称之为“比兵马俑更加叹为观止的发现”“世界第九大奇迹”。
那么，三星堆遗址在千年前是什么样呢？它既然被认定是古蜀国的遗址，那这个国度在中国的历史上又造就过怎样的辉煌呢？
古蜀国在先秦的文献里没有明确的记载，后世朝代的史书更是语焉不详，东晋常璩的《华阳国志·蜀志》中零星记录了关于蜀国的历史，称古蜀人的先祖为蜀山氏，这算是史书对古蜀国的一点稍微正式的记录，其余就只剩下一个个奇异叵测的传说。唐代大诗人李白的著名诗篇《蜀道难》里有这样两句：“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说的就是古蜀国的神秘。
上个世纪，由于甲骨文的破译，考古学家们在商代的铭文上第一次发现了蜀这个字，铭文记载的是武王伐纣时古蜀国人出兵相助的故事。到了20世纪90年代，经过对三星堆遗址的发掘，人们这才将古蜀国的历史从浩如烟海的古籍里一点一点地挖出来，一点一点地拼凑出完整的谱系，目前比较流行的说法是：古蜀国五王断代说，即蜀山氏（蜀山氏冉族部落）至蚕丛氏（蚕丛氏羌族部落）至柏灌氏（柏灌氏羌族部落）至鱼凫氏蜀王杜宇（人称“蒲卑”，蜀望帝，建立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定都鱼凫城，后来把君主位让给同姓族人杜灵）至开明氏蜀王杜灵（绵延12世，公元前316年最后一个蜀王名杜芦，为秦国所灭）。
这样算下来，古蜀国的国祚一共绵延了三千七百年，让人叹为观止。考古学家在在川西北高原营盘山遗址周围发现了数十处时代相近或略有差异的中小型聚落遗址，大致分布在四川松潘县、黑水县、茂县、理县、汶川县境内岷江及其支流两岸的河谷台地上。这一个遗址群，从四千五百年至六千年，正好与成都平原发现的距今四千五百年到三千八百年前的宝墩文化和距今三千五百年到三千二百年的三星堆和金沙遗址相衔接。而遗址群中遗存与四川盆地文化中心的成都平原宝墩村文化相比较，共同的文化因素很明显。
到此，古蜀国的历史传承大约也就清楚了，炎帝系羌族夏侯氏与氐族蜀山氏原为甘青一带的部落，六千五百年前，中原炎帝神农氏族、炎帝魁隗氏族、少典轩辕氏族、九黎蚩尤氏族、东夷少炅氏族、史皇仓颉氏族陷入大混战中，炎帝系统的羌人夏后氏与氐族蜀山氏分别从甘青高原进入川西北高原避难，夏后氏从甘肃大地湾-广元中子铺-茂县营盘山迁徙而来；氐族蜀山氏则从甘青高原迁来。这两支部落在龙门山北麓汇合，互为通婚，有联合也有抗衡。夏侯氏部落在龙门山北麓东部，蜀山氏部落在龙门山北麓西部，以松潘-黑水-茂县叠溪-汶川-理县-都江堰为界，并在叠溪建立了蚕丛王朝。
四千五百年前，由于发生灾变性气候，龙门山北麓两族居民纷纷再次迁徙，夏侯氏部落沿陆路下山，翻过龙门山，来到龙门山南麓东部及龙门山下的平原地带，占据了北川、彭州、什邡、广汉一线，诞生了夏禹，并在三星堆建都；蜀山氏部落则在柏灌王带领下，顺岷江下山，在龙门山南麓西部成都冲积平原都江堰、崇州、郫县、温江、新津建立了诸多酋长国。以后，柏灌氏的凫部落与当地土著鱼部落结成联盟，统一了龙门山南麓西部成都冲积平原的蜀山氏部落，在温江建立了鱼凫王朝。鱼凫王向东扩张，与龙门山东麓的夏后氏部落发生激烈战争，最后，鱼凫王战胜夏禹王，占领了龙门山南麓东部，移都三星堆。
夏后氏部落被迫从水陆两路东进，一路经广元，沿汉水流域抵达中原，一路顺嘉陵江而下，至江州（现重庆市），再顺长江出川，由于善于治水，发展成强大的夏后氏部落联盟，建立夏朝。大约在三千二百年前，后来成为彝人先祖的杜宇王带领杜宇部落从云南昭通打过来，击败鱼凫王，将鱼凫部落赶回岷江上游，自己在三星堆建都，成立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再后来，杜宇将王位让给族人杜灵，是为开明一世。
这段关于古蜀国历史的论证无疑是大胆的，而且将夏朝的来历也阐述清楚，对于夏商断代是一个重要的参考论点。而神秘的古蜀国，不但创造了辉煌的历史，其自立国三千多年，更发展出让人惊叹的文明，三星堆的青铜器就是最好的例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