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德便以他一贯的强硬开始行动了。第一件根本要务就是统一教会的信条、纪律和礼拜仪式，绝不容许丝毫差错，这样才会有力量。劳德以最大的决心，倾注全力、毫无顾忌地办起这件事。统管宗教事务及判决宗教案件的高等法庭越来越专断，它的受理范围、形式以及量刑轻重都日益严酷。所有教会都被规定完全采用国教教会的宗教教义，严格遵行其礼拜仪式。许多教堂的牧师原本不是国教教士，现在全部换成他们的人了。人民成群结队地去听不奉国教的教士们传道，于是教会禁止他们宣讲。他们既无教堂可以演讲，又无职位收入可领，只能周游各地，在客栈、私宅或田间向信徒们传道。官吏到处追捕并迫害他们。但在乡间，贵族、乡绅和退休的市民却崇拜他们的宗教文化，请他们住到自己家中，聘请他们为牧师或家庭教师。但官吏们仍不放松，继续迫害他们，将他们驱逐出境。许多受迫害的人只能离开英格兰，前往法国、荷兰、日耳曼，在那里创立属于自己信仰的教会。然而，专制独裁居然渡海来迫害他们，命令这些教会奉行国教的礼仪。至于那些已经取得英国执照的法国、荷兰、日耳曼工匠，当初可以自由信奉本国宗教，现在却因此被取消执照，许多人只好离开英格兰，光是诺里奇教区就流失了三千名勤奋的外国工匠。就这样，不奉国教的人们，既没有藏身之地，又没有稳定收入，虽然不断逃亡、躲藏，却仍坚持著书为他们的教旨辩护和宣传。检查官员禁止这样的新书出版，并搜查相关旧书。国教会既不许人们违背他们的礼仪，也不准议论教会。人们听不到他们所爱戴之人的讲话，听不到在他们思想中占重要地位的话题，就痛苦异常。或性情温和或胆小怕事的不奉国教的教士们，为稳定人民情绪，也为避免自己在教徒中完全孤立，就提出妥协意见，希望官方也能做出让步，例如允许教士不穿宽大的白色法衣等。官方回答，如果所提到的宗教仪式很重要，那么就必须绝对奉行；如果无足轻重，那么就不用特别提出反对意见。不奉国教的教士们无路可走，只好起来反抗。他们来到宗教法庭，等待他们的却是侮辱与严刑。主教、法官和其他官员们，用笨蛋、白痴、流氓等最无礼的口吻称呼他们。只要他们开口为自己辩护或有所解释，官吏们就禁止他们发言。即使他们表明不再传道、写文章，不在公众场合露面，这些实施虐政的人也不肯停止迫害。格罗斯特有位牧师叫沃克曼，曾断言教堂里的图画与装饰品是偶像崇拜的残余，就被拘入狱。不久前，格罗斯特市才给他颁发了每年二十镑的终身补助金，此时却下令停发。市长和市政厅的职员们也因此被控，受到很重的罚款。沃克曼出牢后，开办了一所小学校，劳德又下令封禁。这个可怜的牧师为了谋生，只好改当医生，劳德又禁止他行医，如同禁止他教书一般。沃克曼被逼得走投无路，不久就发疯死去。
当时，天主教礼拜仪式的华丽场面逐步占领了没有牧师的教堂。教堂四壁装饰得富丽堂皇，但迫害已将信仰赶走。许多礼拜堂在大事铺张的排场中行奉献礼，却需要动用武力才能让人到教堂礼拜听经。劳德亲自规定新礼拜仪式的详细细节——有的借鉴罗马天主教，有的是他自己别出心裁的创造，充斥着浮华与冷酷。只要与规定的礼拜仪式或教律稍有不符，人们就要被治罪受刑。劳德从不与人商量，任意标新立异，只要国王同意就办，有时甚至完全独断专行。他改变了教堂内部的布置、礼拜的形式，甚至改变了议会批准奉行的礼拜仪式。这些改变，虽没有刻意学习罗马教会，却使英国国教越来越像罗马天主教。有人刊行书籍，证明英国主教们的教义大可直接采用天主教的教义。这些书籍虽未领过正式发售执照，却因题名“奉献给国王和劳德大主教”而公开销售。许多神学家都是劳德的朋友，例如蒙塔古主教和科森斯博士，他们都相信同样的教义，却不受惩罚。而人民所爱戴的几个传道士虽竭力恪守规则，委曲求全，企图保留一点传道及著书的自由权，结果仍是枉然。人民日益相信天主教教义就要取得胜利了，大臣们也与人民有完全相同的感觉。德文郡公爵的小姐改奉了天主教，劳德问她理由。她写道：“我看见劳德阁下和其他许多人都匆匆地赶往罗马方向，我不愿意挤在人堆里，我要从容不迫地独自到罗马，走在你们之前。”
主教统治制就这样辉煌地、大权独揽地建立起来了（至少劳德自己是这样认为的），于是要进一步巩固这个制度的独立自主。有人认为国王也许不会那么言听计从，谁知主教的神权不久便成为国家的官方态度，国王自己也奉行这些准则。埃克塞特的主教霍尔博士在一部著作中提及这个道理，劳德又特意对这本书进行精心修订，凡是空洞、胆怯、有所疑虑或让步的话，都一概予以删除。这种主张，先在书本上加以提倡，不久就付诸实践了。主教们组成宗教法庭，不再用国王的名义，也不再代表国王，而是直截了当地用他们自己的名义，他们的判决书上只需盖主教印章。他们又宣布管理各大学是大主教的固有权利。国王那至高无上的权利虽不曾正式废除，但基本只剩下一层薄纱来掩盖这种篡权行为了。教会一方面逐步摆脱所有来自世俗政权的束缚，一方面干预起了民政，从来没有这么多的教士担任阁员或身居高位。教会靠牺牲普通法庭的权利，来扩大自己的司法权。律师们看见自己的个人利益受到威胁，便群起反对这样的侵犯，查理却不理睬他们，劳德也觉得不该理睬这些人。因此，当他把管理国库的权杖交给贾克森主教的时候，曾欣喜若狂地喊道：“现在让教会来维护它自己的权利吧。一切能办的事我都已经替教会办好了，我没什么可做的了。”
人民的不满与反抗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愤怒的已不仅仅是人民了，至少有一部分贵族也惊慌起来。他们从教会的发展中看出：这是一场真正的革命，它不满足于粉碎人民群众的改革，甚至将玷污第一次宗教改革，它破坏了历代国王所创立、贵族们所采纳的制度。贵族们过去一直宣扬国王至高无上的神赋权利，现在还必须承认主教们的神赋权利；贵族们过去曾污辱教会，分享从教会夺来的赃物，现在却要向教会卑躬屈膝。贵族们感觉，不仅他们的阶级正遭到危险，他们的财产也岌岌可危。他们看不惯教士的神气十足，他们听说不久后一个普通教士也能与国内最高贵的绅士平起平坐，他们将会看到大主教和他的走狗们都享有官职，享受国王的几乎全部恩宠；而贵族在失去旧日的光辉、自由和势力以后，国王的恩宠本是他们唯一的补偿。查理不仅诚心崇拜教士，还在抬举他们的同时给予他们强有力的支持，来反对人民的抗争。总而言之，谴责政府行为的倾向和对政府动机的怀疑，不久便发展为怨声载道。从城市的工厂到白厅的客座，到处都是不满之声。
更高阶级的人士也对宫廷表现出不满，而且出现说长道短、百无禁忌的现象，这是一向不曾有过的。国人最敬重的几个高等贵族皆退隐到自己的庄园，以远离政治来表示他们的不满。在伦敦及国王左右，到处弥漫着独立和调查研究的气氛，甚至渗透到过去那充满奴才气的无聊的议事会里。自从伊丽莎白时代以来，对科学和文学的爱好已不再是教授们的专利。那时宫廷喜欢与著名人士、哲学家、学者、诗人、美术家做朋友，喜欢和有学问、有文才的人交谈，以此作为新的卖弄方式和高贵消遣。这些集会，无论在酒店还是贵族公馆里举行，都喜欢讽刺那些不奉国教的虔诚信徒们，说他们性格古板、行为疯狂，人们称这种信徒为清教徒。可是当查理在位时，文学家与世情练达的人聚在一起，他们所讨论的问题比从前更加尖锐，而且必须回避当权者。他们谈论国家大事和道德、宗教方面的问题，谈起来妙语横生，有声有色。从外地旅游回来的青年，在法学院学习的人们，思想认真、活跃的人，都很热心地参与讨论。在这些集会中，塞尔登介绍他的学术珍藏；奇林沃思谈论他对宗教信仰的怀疑；福尔克兰勋爵（当时还很年轻）请众人到他家中聚会，人们把他的花园比作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学园。这些集会里没有派系，只有自由和坚强有力的意见。这些人不为私利或个人意志所束缚，只是乐于交流见解，以慷慨激昂的情绪互相鼓舞。他们无拘无束地讨论，所追求的只是真理与正义。这些人不是因激情和危险结合起来的，也没有任何具体的宗旨或目标，他们只是一致憎恶专制，藐视宫廷，并对议会表示遗憾。他们企求一种改革，尽管知道这种希望是微薄的，但在他们自由思想的深处，这个改革将会终结他们的忧虑，实现他们的全部愿望。
那些离宫廷稍远、阶级较低、文化稍差的人却拥有更加严厉的感情，他们虽思想狭隘，却更富决断。乡绅们的愤怒，更多指向政治专制。高等贵族与封建制度已经腐败动摇，人民对高等贵族的尊重就大大减弱。乡绅们自认为是《大宪章》的继承人，他们不断互相提醒，从前先祖是如何与国王抗争的，先祖的一言一行是如何成为法律的。现在他们的权利、自由甚至财产，都受制于国王和阁臣们，自然十分气愤。他们既不搞哲学理论的研究，也不会引经据典地区分各种制度的差别，他们一心只想着下议院。在他们看来，下议院代表贵族与平民的古老联合，只有议会能够重新恢复并保障民众的自由，当然人们心中的议会只是下议院。当时人人心中都有一个想法：议会拥有无所不包的权利，这是合乎法律的。大多数绅士对教会的管理方式没有特别意见，更没有破坏教会的想法。他们并不敌视主教制，但讨厌主教们，认为他们是专制制度的帮凶。宗教改革的时候，广大公民曾获得选举权，以防止神权干预世俗的政务。如今国教教士们却要努力恢复罗马教廷失去的权力。乡间的贵族和绅士们并非不愿承认主教制，但条件是教会不得要求政权与神权，英格兰不许存在罗马教皇的继任者，主教们不许干预国家政事，而且只能遵照本国法律办理各教区的宗教事务。
城市里地位较高的市民、乡村里大部分小乡绅和几乎所有的地主，他们的情绪更加激烈，尤其是对于宗教事务。他们热心地坚持改革大业，渴望彻底实现自己的重要主张，痛恨一切与天主教教皇制有关的东西。他们说，原始基督教会朴素的礼拜形式和纯洁的信条，都被天主教教皇制金字塔式的统治机构破坏无遗了。他们又说，第一次教会改革，新使徒兹温利斯、卡尔文、诺克斯等人很快就取消了这种专横制度和它大肆铺张的偶像崇拜仪式。福音是他们奉行的规章，早期的基督教会是他们的模范。只有英格兰顽固地走在教皇制的道路上，因此人们问道：主教们的苛刻程度难道不比罗马更严酷么？主教们的行为比罗马更遵循福音么？主教们的骄横亚于罗马吗？他们和罗马一样，心中只想着权力与富贵；他们和罗马一样，不喜欢严肃的作风、自由的祈祷；他们和罗马一样，要求将基督徒心灵的感应统统纳入刻板的繁文缛节之中；他们和罗马一样，用俗不可耐的赛会式表演来取代耶稣基督生气勃勃的语言。在神圣的安息日中，真正的基督教徒们难道不想回到自己的家里举行虔敬的礼拜仪式么？可是无论在什么广场，什么街道，都有游戏的喧哗或酗酒滋事给他们的默祷带来侮辱性的打扰。主教们居然不满足于这样渎圣的消遣，甚至鼓舞他们——不，几乎是命令他们做这些事，唯恐人民尝到更神圣的乐趣。主教们声色俱厉地命令大家恪守教会法律的每个细节，但若有人认真守法，他们又会制定新法来找他的麻烦。他们压迫恭顺的人，激起心志高傲的人起来造反。四面八方都在强调真正信仰的敌人的准则、习惯和主张。但是，为什么要这样抛弃福音呢？为什么要压制最热心的基督教徒呢？他们所维护的权力不是福音带来的，也绝不是早期基督教信徒们所知道的。人们希望废除主教制，使教会再度独立自主，由权利均等的牧师和淳朴的福音传道士共同管理基督徒的纪律，这才是真正的基督教教会。等宗教改革成功后，便不会再有人崇拜偶像或实行专制，也就不用再害怕天主教教皇制卷土重来。现在这个教派已经到了门口，正要侵犯上帝的庭院，而看门人正在准备迎敌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