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真”这一点比较复杂，独用“存真”也很少，往往用在存疑或存原本痕迹的地方。如有些名物，我们还不知道怎样解释，既旧本如此，则姑存其真。如第三回凤姐穿的“萍缎”，不知是什么衣料，但作“洋缎”却怕不对。第六十三回芳官穿的三色缎子拼的水田夹袄，里边有一种叫“酡”，也不知什么衣料，但作“驼绒”恐怕不对。如第十七、十八两回，后来的分回和回目都不恰当，我们仍照脂本不分。又如本书及叙作诗必录诗句；甚至于唱的曲子（如脂庚本有正本第六十三回芳官唱《邯郸·扫花》），行的酒令（如第六十二回湘云醉中念的）都是全文。在第七十五回回目上题明“赏中秋新词得佳谶”，偏偏宝玉、贾兰、贾环的诗句都不见。现在只有脂庚本还留下一些痕迹，残迹留着自无用，但删了则缺诗一事便不可见，且与原书一般体例不符，所以我主张保存。其他类似的例子也还有。
究竟什么叫“真”，也有问题。事实上所谓存真，不过从旧本（脂本）的意思。但旧本亦有互异的，将何所从？又不得不归到择善的老路上去。没有太大的优劣就干脆不动了。如第四十一回刘姥姥吃茄鲞，各本均同，有正本偏作“茄胙”，原可用从同的标准。但有正本的独异，在这里颇难设想出于妄改。菜的做法既完全不同，殆作者原有两稿，一作茄鲞，一作茄胙，反正都没法弄来吃，故无大优劣。茄鲞之文既已通行，这里不如存茄胙之真，因此便没有动。虽无关宏旨，这也可算存真独用的一例。
至于三者并用，也就是三个标准统一起来的例子也很多。这儿举一个稍微复杂一点的，再举一个简单的。先引脂庚本第七十一回：
鸳鸯道：罢哟，还提凤丫头虎丫头呢……总而言之，为人是难作的。
这“为人是难作的”，就从同来说，各本大都这样，有正本独异；就存真来说，脂本是这样。只有从择善来说，有些问题。“为人是难作的”或“为人是难做的”确乎不合文法，但鸳鸯当时的说话正不必合于文法。此正作者善用语言的变化，为人物传神。若如今有正本作“为人是难的”，当然合了文法而神情稍失了第二十四回庚辰本还有一个同类的例子。“倪二听了大怒。要不是令舅便骂不出好话来”，叠用两“不”。这第二个“不”字，按文理说是衍文，故有正本没有，但否定语叠用为加重语气，俗语中往往有这样的说法，所以我采用庚本把它添上。在这里不用有正本是同时符合了三个标准。简单的例子，如第五回“红楼梦曲文”中说黛玉一支曲牌名各本都作“枉凝眉”，切合颦黛本意，和其他十二钗曲一例，当然是对的，有正本却作“枉凝眸”。这里改了有正本，也是符合三个标准的。
在八十回书中这样的改字，自不能一一列举。虽然定了这三个标准，能否使人惬意却很难说。我自己看来即有三种毛病：（一）这三个标准我所悬拟，本不一定妥当。（二）它们虽不必处处矛盾，却总归是有矛盾的，而我的处理也未必皆妥。（三）我是否能依上项的原则，恰如其分地运用这三个标准，也不敢说。惟愿竭尽己力为《红楼梦》添一个较好的版本，但这主观的意图能否如愿，只有请关心《红楼梦》的读者检定了。
这儿可以提起校勘记的作用。有了校勘记，便有踪迹线索可寻，即使不幸我把这有正本“点金成铁”，或在其他各本中“看朱成碧”，迷于去取，读者如肯破费一些工夫，就很容易把那遗失的珠玉找回来的。校勘记的详于改字部分而略于一般文字的异同，其故在此。我们打算把这改字部分的校勘记首先印行，其故亦在此。
最后谈到校勘工作和做校勘记的情形。这工作大体上分四个步骤：（一）将各本的异文校在这有正本上。（二）根据这校本写校勘记初稿。（三）用上边这两种材料，仍参照各原书，斟酌改定文字。（四）依这改字的新校本重写校勘记。这工作的（一）（三）两项均由我担任，（二）（四）两项是我的计划，由王佩璋同志写的。
校勘工作很繁重，校勘记的文字亦很多。从一方面说，还是不够详备。即主要的校本如庚辰本也并没有每一个字都校在上面，有些庚辰本的明显的错字就没有校上去。参考校本如甲辰本，省略得更多。因当初原预备只作重点的校勘。从另一方面说，又未免嫌过于烦琐了，有些像全面校勘似的。因何谓重点，自有主观出入的地方，才有这繁简不匀称的现象。我认为这有必要在这儿向读者交代清楚的。
当初还有一种想法：说抄本跟刻本是两个系统，只可用抄本来校抄本，不能用刻本来校抄本。这原是对的。似乎可以完全撇开刻本了，事实上却又不然。因“抄”“刻”在《红楼梦》的流传上虽似形成为两个系统，原先却并非完全的两回事。如程、高说他们广集各家抄本加以校勘，这大概是真话。那时离雪芹之死还不到三十年，抄本要比我们今日多得多。这些材料现在虽消灭了，有些却保存在程排本里，尤以程甲本为多。所以我认为酌引刻本亦有必要的，特别在改字处引用，可以明了各本均同的情形。但或引或不引，读者或者会引起迷惑来。
即就抄本校抄本来说，也不很简单。在作者身后出现的讹谬妄改的抄本有没有拿来做校勘的必要呢？却是一个问题。按理说，没有什么必要。当时又因为这些抄本都非常罕见，不搜罗进去未免可惜。况且《红楼梦》的问题多，而我们手头材料只嫌其少，想从多里捞摸，愈多愈好。希望将从这凌乱业残之中解决一些问题。而当时对这些抄本的性格，也还没有太大的把握。就材料多寡来说，截至目前，纯粹的脂本海内所见不过三，而我们得其二，似不为少。但己卯本和庚辰本差别不多。用一个脂庚本来校有正本实在也差不多了。我当时却抱着“贪多务得”的心理。这样就造成了这庞大非凡，一百二三十万字的校勘记。
这校勘记的庞大，主要由于甲辰本的录入，一则甲辰有八十回之多（郑藏残本只有两回），二则甲辰本大体跟程排甲本相类似，跟脂本差别很多。所以虽说不将刻本来校抄本，事实上差不多已等于用刻本来校抄本了。这样做法有没有必要呢？我想还是有必要的。甲辰本是抄本跟刻本间的连锁。从抄本说是“穷流”，从刻本说是“溯源”。我们从它可以知道那些出于程、高以前人改的，那些是程、高改的。在《红楼梦》的版本史上非常重要，它不仅仅因罕见而成为珍本。
因上述这些原由，校勘记跟新本有密切的关系，有它的重要功用，原应该把它印行出来。但篇幅既很庞大，虽研究者或者还感不够，而一般的读者可能不一定要看这一百多万字的校勘记。所以现在由王佩璋同志再把校勘记的改字部分摘录了先印出来，凡改定字句，根据什么都一一写明，称为校字记；全部的校勘记，俟有时间加以整理，斟酌社会上的需要，再考虑另行印出，供研究者的参考。
最后略谈我的感想。我早年就有整理《红楼梦》的意图，经过了三四十年的时间，在伟大的毛泽东时代，才能够完成我的夙愿；这是首先应当感谢和欣幸的。同时又深切地惭愧着，从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成立以来，我就担任这工作，直到现在才勉强完成了，诚有力不从心之感，而且在计划上、工作上还不免伴随着许多缺点，这个新本能否集众本之长，或更接近原作之真，都是不敢说的。在工作进行中间，承朋友们给我真心大力的帮助：潘家洵先生曾帮我校过本书三十一回以下，郑振铎先生借给我许多珍秘的材料，傅惜华先生所藏的程甲本搁在我家里多少年了。我这微小的成绩如何能对得起他们的热情，使我更觉惭愧。又承本所中国古代文学组几位同志提出许多很好的意见，王佩璋同志又帮我校定句读，邓绍基、刘世德同志帮我统一字体，都是我非常感谢的。
新本有什么好处，读者们或者想知道。简单说来，这是一个各抄本的汇校本。以现行的脂戚两本，一本影印，没有经过整理，一本抄印，不免有所妄改，所以不妨说它是抄本系统的普及本。用戚本为主，用脂本来校，参用刻本地方不多，也可以说它是比较接近曹雪芹原著的本子之一。虽意在择善而从，但所“择”所“从”是否“善”，不免有主观的偏见，正不必妥当。尤其是以意改字的地方，恐怕讹谬更多。这个新本行世以后，诚恳地盼望全国的文化界以及爱好《红楼梦》和专门研究的人不断地批评和指教，使它有机会得到修正，渐臻完善。我认为只有在人民作主人的时代，伟大的曹雪芹及他的名著《红楼梦》，才有可能廓清一切曲解，得到真实的和充分的评价。如果读者能透过我这微末的工作更多地引起对《红楼梦》的热爱来，那将是我最大的希求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