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社会的民主化到现在还没有结束，不过已经有很多经验可以总结。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台湾地区、韩国，稍后还有泰国、马来西亚，相继建立了民主体制。1997年开始的亚洲金融危机导致印尼苏哈托政权的倒台，印尼也走上了民主化的道路。近年来，缅甸在结束军人统治之后也开始了民主化的进程。和其他地区比较，亚洲区域的民主化进程不算太慢。
但是，亚洲的民主和民主化面临着很多的问题。我们可以根据经济发展水平来区分三类社会的民主和民主化，即高收入社会民主、中等收入社会民主和低收入社会民主。
高收入社会民主包括亚洲最早民主化的日本和后来的“亚洲四小龙”（即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和香港地区）。从经济上说，这些地区都有类似的经历，即学界和政策研究界所说的“东亚奇迹”。不过，民主化之后，这些地区的社会经济走上了不同的道路。韩国的民主与社会经济的发展协调得比较好，大众民主没有对其经济竞争能力产生过多的负面影响。这主要是因为经济部门自治性比较高，民意不可能对经济产生很大的影响，同时政府也仍然能够在亲商和亲民之间保持平衡。新加坡尽管不被很多西方学者视为民主社会，但也发展出了自己的政治体制，社会经济和政治协调发展。但尽管有变化，韩国和新加坡仍然继续着往日“东亚模式”的一些主要特征。
日本民主已经成熟，但在过去的数十年里产生不了一个有效政府，其经济陷入了“高增长陷阱”，即到了高收入阶段之后，经济停滞不前。近年来，日本政府试图通过引入西方式新自由主义来改造经济，但没有取得明显的效果。台湾地区尽管民主化很平稳，但经济发展水平已经远远落后于韩国和新加坡。台湾民主化之后，民主政治没有任何边界，甚至到了泛滥的程度，演变成了民粹政治。政府在“天天政治”的环境下，无法有效运作，不能给资本提供良好的环境。同时在经济不好的情况下，政府也无法提供有效的社会服务。这样，政府、资本和社会之间就进入了恶性循环，从长远看，必然反过来对民主产生负面的影响。香港在1997年回归之后，还没有寻找到一个在“一国”（基本法）之内的民主形式。近来政治激进化的发展，更令人担忧其政治经济前途。所幸的是，这些已经进入高收入社会的民主（民主化）过程相对比较和平，至今没有出现大规模的暴力行为。
东亚的另一个群体，是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民主国家，包括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20世纪60年代，泰国和菲律宾曾经被西方视为亚洲最有潜力的两个经济体和民主政治国家，因为当时经济发展和民主政治同时进行。但这两个国家并没有沿着西方的预期发展，而是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今天，很少有人会认为这两个国家的民主政治是成功的。马来西亚的民主近年来也受到挑战，生存已久的政治结构在新的挑战面前显得能力不足。印尼的民主制度已经确立起来，但是否有能力来推动其社会经济的发展，逃避中等收入陷阱，仍然是一个未知数。
那些依旧处于低收入阶段的社会，其民主或者民主化的问题就更多，也更为严峻。这里最典型的是缅甸。在20世纪50年代，缅甸和斯里兰卡也被西方视为两个经济和民主可以一同发展的国家，但直到今天，这两个国家仍然处于低度发展状态。斯里兰卡长期陷入内战，这些年才得以稳定下来，但经济社会的发展仍然面临巨大的困难。缅甸长期处于军人政府的统治之下，导致社会发展停滞不前；而文人政府（实际上是军人政府的“伪装”）也没有能力推动经济的发展。现在，缅甸正处于民主化过程之中。但正如20世纪50年代的民主化，今天缅甸民主化仍然具有巨大不确定性。此外，还有柬埔寨和越南，虽然具有合法的或者事实上的反对派，容易促成民主化的发生和发展，但民主化能否带来政治稳定，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正面的影响，则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
民主化的两个问题
正是因为亚洲社会民主和民主化的复杂性，我们有必要讨论中国的民主和民主化选择这个问题。
在民主和民主化方面，中国有没有选择？这里包含两个层面的问题。第一个层面的问题是，中国是否可以逃避民主化的过程？答案可能是否定的。无论是国际环境还是内部的变革，各种要素都在促进中国民主化的到来。对中国来说，民主化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而不是要不要的问题。其实，“要不要民主”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变成一个伪问题。首先，近代以来，追求民主一直是中国梦的一部分，而且到现在也没有放弃。不管在哪一个时代，民主始终是中国政治发展话语的重要一部分。其次，很多客观因素的出现也已经为中国民主提供巨大的内在动力。市场经济的发展、中产阶级的成长、国民受教育水平的提高、社会利益的多元化和分化等等，都在客观上促成着中国民主的产生和发展。在利益分化的情况下，民主不仅仅表现为不同社会群体对政治参与的要求，更是一种分配利益的技术手段和制度安排。再次，一些形式的民主已经在中国发生了，包括多种形式的民主实践，例如党内民主、协商民主和基层的政治参与等等。
第二个层面，指的是中国是否需要选择自己独特形式的民主及其发展的途径。要回答这个问题并不容易。中国的执政党一直在强调反对任何西方形式的民主，要发展中国特色的民主，也就是“社会主义民主”。执政党的立场是关键的，因为其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所要追求的民主形式。不过，随着中国社会力量的壮大，中国最后的民主形式必然取决于执政党所代表的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互动。也就是说，社会是否接受执政党所定义的民主，也会影响到中国的民主形式。不容否认，执政党所定义的民主形式和今天中国一些社会力量所接受的民主形式，仍然具有不一致性。执政党对中国的民主形式仍然处于探索过程中，在反对照搬西方模式的同时，寻求适合中国本身的民主形式。不过，“中国模式”到底是怎样的？这仍然是一个开放式的问题。另一方面，一些社会群体则倾向于选择西方已经确立起来的民主模式。
为什么具有这样的不一致性？应当指出的是，无论是执政党还是一些社会力量所定义的民主，都受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影响。把民主视为一种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是近代以来中国政治发展的一个最主要的特征。在西方，民主在其产生和发展的很长一段历史时期里，是作为制度安排和技术手段来解决现实政治问题的。即使今天的西方已经把民主视为一种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但在很多方面，民主仍然主要体现为一种制度技术手段。而中国从一开始就把民主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和政治价值来追求的。这导致了西方和中国在认识民主问题上的分野，也导致了中国执政者和社会群体之间的分野。那么，具体说来，这种分野是如何产生的呢？这里至少有两个重要根源。
认识民主问题上的分野
首先，在中国开始追求民主的时候，西方大多数国家的民主制度已经确立起来，并已开始把民主提升为一种意识形态和价值来输出。今天非西方国家的民主，是西方殖民地主义的产物。不过，西方在殖民地统治期间，是不讲民主的，至多讲一些法治。西方国家把民主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和价值来推广，不过是近几十年来的事情。民主作为一种政治形式，在古希腊就已经存在，但阅读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不难发现，民主只是一种政治手段。亚里士多德描述了希腊城邦国家所实施的各种不同政治制度或者制度安排，民主只是其中一种。从价值判断来说，他也并没有觉得民主有多么好，因为民主离暴民政治只是一步之遥。对民主尤其是激进民主的批评和反思，实际上也是西方学界的一个传统，这方面有大量的文献。
但是，当民主被整合和提升成为一种代表西方的意识形态和价值时，就产生了一种“所有好的东西都是挤在一起”的现象，也就是说，把西方所有好的东西都归结为民主。或者说，在西方的意识形态里，人们倾向于相信，是民主政治带来了今天西方的所有成就。但事实并非如此，西方近代以来的大部分辉煌成就，和民主尤其是大众民主并没有多大关系。不过，民主这种具有高度整合性的意识形态，对西方以外的国家来说，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包括中国在内的大多数非西方国家，都把民主视为必须追求的、能够使得国家强大起来的政治价值。中国知识界自近代以来引入了大量的关于西方民主的正面资料，而有意识地忽视了那些反思和批评民主的文献。这种有选择地引入的做法，很能反映中国人对西方民主的态度和价值评判。这种情况到今天都没有得到改变。
其次，这种分野，与民主在中国是从无到有这样一个事实有关。中国没有西方式的民主传统。根据钱穆先生的说法，中国历史上也是具有一些民主成分的，例如，分权、皇帝统而不治、地方自治等等。这些也属于民主因素，在西方的民主化过程中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不过，这些因素的存在，并没有促成中国形成类似西方的民主制度。中国把西方成功的政治经验概括为“民主与法制”，相信民主在先，法制（治）在后。但西方的实际过程恰恰相反，是法制（治）在先，民主在后。有了法治基础，才发展出可行的民主。所有西方国家在进入大众民主之前，都早已建立了有效的法制和法治。以法国大革命为例。法国大革命被视为激进的民主化，但由其形成的激进政治传统直到今天仍然影响着法国的政治生态。真正促成法国进步的是大革命之后的“反动”，尤其是拿破仑时期确立的“拿破仑法典”和官僚制度建设。基本国家制度建设在先，民主政治在后，这才是西方国家成功的经验。
但在中国，尽管许多人都追求民主，但一旦掌握政权，便发现原来所追求的民主过于理想，既实现不了，也很难用于解决中国所面临的实际问题。因此，执政者就要去寻找另外的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制度手段。也就是说，一旦“民主”革命成功，执政者对民主的立场就发生变化。但一些社会群体的立场没有变化，这便产生了执政者和社会群体之间的分歧。这种情况发生在民国时期，也继续存在于今天的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