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星期之内，所有的检查都做完了，当我又坐在张同面前的时候，我用一个对待老朋友的口气，让他对我说实话。我还记得那一刻张同脸上惊讶的表情，我猜想，除我之外没有病人会在他面前如此放松，病人面对医生无异于面对上帝，严格讲，比对上帝还要虔诚，说穿了，是珍视自己的生命。
我和张同对视的那几秒钟虽然短暂，但细想起来那个过程复杂至极，它至少包含了我们和张同对死亡的探究和认同；这是医生和病人双方面的。还有就是爱，这在当时是我个人的事情，与我所爱的对象暂时没任何关系。我不知道我内心深处，或者说是我身体的深处正在发生着一场怎样的改变，似乎我一旦明白了癌细胞已经在我身体的某一个部位存在，就像怕它孤独似的，我的疯狂的爱也就产生了。
我看见张同眼睛里惊讶的神情，在几秒钟之内就变得缠缠绵绵的了，他空洞地笑了笑，以掩饰一个大夫在病人面前的尴尬。
“是，癌症，卵巢癌，初步诊断为三期，当然我们还会进一步作检查。”
张同眼睛里的缠绵没有了，就像雨后的彩虹，一旦消失便不留痕迹。他说完这句话，确切地说是几个有关联的词儿，便神情紧张地看着我。他和我心里都跟明镜儿似的，几个词虽然简单，但却极具杀伤力，一般人难以承受。
在一个星期之前，我就已经做好了英勇就义的准备，早把那生生死死的诸多问题想了个底儿掉。所以张同那几个杀伤力极强的词汇在我便打了折扣，我只挪动了一下身体，然后咳一声。见我没什么超常的反应，张同便一气呵成地说下去。
“三期卵巢癌的概念就是，腹膜上癌灶种植已超出盆腔范围，腹膜后淋巴结转移，腹股沟淋巴结转移，肝表面转移……”
这时站在门口把门的护士喊张主任电话，张同说声对不起，站起身去接电话。我拿过我的病历一页一页地翻看着，上面写着，孟小萁，四十岁，初步诊断，三期卵巢癌。我注意到一副张同画的草图，虽然画得很随意，但一望而知他经常画，笔道简洁准确。那是一个女人腹腔的透视图，有子宫、卵巢什么的，两侧的卵巢用红笔画了两只椭圆，我猜想那就是我的癌瘤了。图的下面密密麻麻地写着我做过的检查以及结果，还有进一步的诊断步骤，比如刮宫、腹腔镜检查。看着这些新鲜的名词，不知怎么，我心里竟一阵感动，不管怎么说这都与我有关，与我的病有关，与我身体内部那些不见天日、连我自己都无法关注的脏器有关，以我这样一个几乎被生活抛弃的女人，得到这样的关心，怎能不让我感动呢。
张同伸过一只手，从我眼皮底下拿走病历，接着，他飞快地开了一张住院单，让我去办住院手续。
我接过住院单，像小时候折纸似的将住院单仔细折好，握在手心里，看着张同那双疲劳得布满血丝的眼睛，然后我说我并没有住院的想法，至少目前为止我没这个打算。张同睁大眼睛，没来得及说什么，下一位就诊的病人已将她的病历放在他面前了。张同指着角落里的一张空椅子，让我坐在那等他。
我坐在张同指给我的椅子上等我的爱情。
每一个幻想型的女人都在等她们的爱情，在漫长而无聊的日常生活中等待着奇迹的发生。
看着张同询问病人的神情，不由得让人在他的脸上写满“真诚”二字。我的心里因为一种涌动的情感，又一次地感动了自己，我看见夕阳的光线，像一层橘子酱厚厚地涂抹在张同的身上，也就等于涂抹在我的幻想着的爱情上，涂抹在即将到来的死亡上。
“为什么不住院？你应当积极配合医生治疗。”
张同整理着桌子，眼睛不看我，只偶尔用余光瞥我一下。
我故意不顺着他的思维走，我知道与一个成功男人的思维悖逆会有怎样的结果，我说看病是我的自由，治病也是我的自由，大夫应当尊重病人的意愿。
“生命是宝贵的呀，谁都没有权力主动放弃自己的生命，只要有一线希望就不能放弃。”
张同说这些话的时候态度极其真诚，几乎让我感动，但我突然想到了死，这个念头当然由张同引起，他的那种真诚恐怕是因为见惯了死亡而磨砺出来的；而一个人死后就再也无法感动了。这个灰色的死亡念头一出现，我就把自己封闭起来，不愿意再与这个世界上的人交流。所以我不再说什么。
临出诊室的时候，张同将他办公室的电话号码写在一张化验单的背面递给我。
从X医院出来，天已经黑了，夜幕像一只不透气的罩儿只罩住了我一个人，绝望像水草一样缠住了我，这个世界已经不是我的了，换句话说，从今往后世界上的好与坏都与我无关。比如此刻大街上的灯光，包括照明的路灯，以及装饰用的霓虹灯，无论它们发出什么样的光芒，都奈何不了我黑暗的心灵了，我要同死亡握手去了。
充其量我只是这个城市河流里的泳者，而且技艺低劣，我没有速度也没有技巧，还被水草缠住，不得脱身。我在不息的人流中穿过，那些令我嫉妒的健康的人们，正露着整齐的牙齿说笑、咀嚼着。
我掏出手机想给一个人打电话，一个关心我，与我有着某种关系的人。我想到我的前夫，那个精明的生意人；想到梁雨，一个只知道吃和性的“新新人类”，又想到了我那些挣扎在爱情线上的女朋友们，我没权力打搅别人，打搅他们（她们）痛苦、欢乐、有爱或无爱、幸福或不幸的平凡生活。最后我突然想到了老总，于是我站在米市大街基督教协会旁边那条叫煤渣胡同的口上给老总打电话。
接电话的是老总的夫人，声音嫩得像二八女郎。她问清找谁后，就亲切地呼唤老总的名字，让他接电话。我一听到老总亲切熟悉的声音，就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握着那只诺基亚8210型号的小巧的手机，站在昏黄的路灯下泪流满面。
老总的声音变得急切起来，他大声地喊我的名字：
“小萁，我知道是你，这就是你的手机号码，你怎么了？快告诉我，这些天你一直看病，是不是有什么不好，你尽管对我说，你在哪？要不要我去找你！”
我从老总的话里听出他对我的感情太真挚了，真让我感动。我泣不成声地说：
“老总，我对不住您，我不久于人世了，没法再跟您干活了……”
没想到老总听我这么一说竟笑了，我听到他在电话的那头长出了一口气，然后让我别再开玩笑了，杂志社的事情已经够让他挠头的了。我停住抽泣，用一种平静的声音说：
“老总，我真的没跟您开玩笑，我得了癌症，而且是晚期，能活多久还很难说。”
我听见老总紧张得开始喘粗气，这回轮到我为他担心了，我怕吓着他，怕他会犯心脏病，就故意口气松弛半开玩笑地说：
“这回可是白发人送黑发人了，就当体验一回生活吧。”
老总坚持要见我，就现在。
我和老总约在东四肯德基见。我步行过去，老总家住西四，现在又是下班高峰，我估计四十分钟老总能到就算不错。
我不紧不慢地走着。黑暗和灯光交织的街道上，走着几个像我这样的行将就木的人呢？北京对于我而言，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了，我像附着在这座城市身体上的一只小虫，用我的触觉便能感觉到她的些微的变化；然而我对于她来说，只是一粒尘埃而已，尽管她孕育和滋养了我，我的消失对她未尝不是一件乐事，因为我身上正生长着毒瘤。
可我是爱你的，北京。无论你怎样破烂，或怎样的辉煌；无论你对我严酷，或对我温存，我都像你的情人一样无条件的爱你，然而这次，你决定要抛弃我了；你扔掉我就像抹掉你身上的一抹灰尘，然而你却是我的全部。你不知道我内心的悲哀和凄楚，你那样的博大，怎么会顾及到我的微弱？然而我还是要以我的微弱来爱恋你的博大。
过灯市口那个丁字路口的时候，一辆白色宝马跑车闯了红灯，撞倒了一辆由北向南行驶的自行车，骑自行车的是一位戴眼镜的书生气十足的中年男人；我是被一声刺耳的刹车声吸引的，我一转头，正看到那个中年男人从地上狼狈地爬起来，然后就怒气冲冲地走到车门处高举着两只手大喊大叫。几秒钟的工夫，就围了一群看热闹的人。
从车上下来一位美人儿，刹那间，周围的人被她的美貌惊住了，出现一阵静默，然后是一片哄叫声。借着马路上方那盏惨白的灯，我看见中年男人脸上的怒色缓和下来。这时美人儿在道歉，又她掏出钱包抽出几张，却被那中年男人拒绝了。周围的人群里又响起一片哄叫声，中年男人像一只惊慌的小兽似的钻出人群，从地上扯起自行车，骗腿上车，一溜烟儿地消失在夜幕中。看热闹的人半天不散，香车美女，简直是天堂里的东西。
没想到老总竟比我先到了。透过肯德基宽大的玻璃窗，我看见了老总那头极其醒目的白发。
我看到老总已经买好了吃的东西，一个辣鸡腿汉堡，一份薯条，还有一杯咖啡。我在老总的对面坐下来，老总就将全部的食物推到我面前，并说他已经吃过饭了。
我一点食欲都没有，一个丧失了食欲的人，其他的欲念就更谈不上了。我根本没看那些食物，直把目光停留在老总那头白发上。我突然感觉到，衰老和死亡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就是说一个人衰老并不意味着接近死亡，死亡的出现就像爱情一样，是突如其来的，你根本无法想象它到来的途径，和它为什么来的原因，死亡和爱情一样，来和去都像是一阵风、一道彩虹，至于它们走后剩下什么就难说了。
老总用一种哀求的口气让我吃一点，由此我体会到一种父亲般的关爱，这种陌生的感情一时并未能感动我，更多的却是一种新鲜。我说还是少吃为好，听说癌细胞得饿着，要是吃得太饱它们就疯狂生长。老总将信将疑，我说不准他是对我刚才这番话有所怀疑，还是怀疑我究竟得没得癌症。
我说是真的，我真得了癌了，不信我可以给你我的化验报告单。说着我翻包找我的病历，然后将那张明确写着癌的化验单递给老总。老总忙着从他的包里掏老花镜，我接着说我的：
“而且最新医学研究表明，癌细胞的生命力极强，充足的养分真的会促进生长。”
老总看清了化验单，神情严肃地将其认真折好，放在桌子上，还轻轻拍了两下，然后若有所思地道：
“人不吃东西会饿死的，人一死癌细胞也就死了；人不死，癌细胞就会生长。有没有一种万全之策，人不死的前提下，癌细胞死，或者，癌细胞的生长比正常健康的细胞要慢得多……”
“您说的事情正是医务工作者们梦寐以求的，可惜现在还做不到。”我用两个手指拈起一根薯条，沾一点番茄酱放进嘴里，我真正体会到味同嚼蜡的意思。
周围的气氛越来越热闹，来的都是二十多岁的年轻人，肯德基喂大的一代。我感觉到老总有些不自在。
老总告诉我原来杂志社买的医疗保险还没有过期，我的医药费不用担心。我说到底治不治还没考虑好，或者我会实现一些人的患病理想：到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了此残生。要不就像电影里演的，拒绝所有亲朋好友的关怀，冷面最后的人生，直至死亡来临。我听到不少人跟我说过他们如果得病以后的理想，就像一个还没来得及走上社会的年轻人谈他们未知的人生道路，脸上一样显露出神往。
可那真的只是一种理想而已，就像五八年的国人幻想虚无的共产主义，虽然美好，变为现实却是不可能的。其实，一个生活在城市里、社会上的人，几乎没有按自己意志办事的可能性，在后来我生病以及治疗的短短一年零八个月的时间里，除了我对于张同那复杂而可怜的爱情以外，我的一切的一切，包括我吃饭喝水上厕所，都渐渐的丧失了完全的支配能力，都要听从医生护士以及家人的吩咐和接受他们的有偿或无偿的帮助。
此刻老总听我那么说，脸色变得又冷又苍白。他咳了一声，以缓解我们之间那种近乎绝望的空气，然后下意识地掏烟，看了看四周，又停住手。
“你这么想不好……”
老总说了这句极其无力的话以后就一直沉默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