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特的民族
希伯莱文明的独特性与希伯莱民族的独特性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从民族起源一般意义上来说，希伯莱民族是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两河流域诸民族的一员，希伯莱人的族长亚伯拉罕就出生在这一地区。从种族上看，希伯莱民族应是闪米族的一个组成部分。然而，种族观念并不是希伯莱民族界定民族组成的惟一标准。其次，血缘关系也不是界定希伯莱人身份的惟一标准。在很大程度上，或者说作为一种更为重要的标志，对希伯莱人界定是以信仰为界进行区分。只有在信仰上具有统一性的人才被视为希伯莱人。
有人曾对此形象地说希伯莱人是一个“只忠于一位神，一本书，一种信仰”的民族。这种独特的、以信仰认同为主要标准的民族认知的做法显然对希伯莱文明的发展和留存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也使希伯莱民族成为人类历史上特别注重信仰的民族之一。
希伯莱民族的独特性还表现在他们历史观的形成上。在希伯莱民族诞生与发展的中东地区生活着众多民族。其中不少民族是人类早期文明的创造者，例如埃及人、苏美尔人、巴比伦人等等。千百年来，这些民族的思想深受“轮回规律”的观念影响和束缚，把历史看成是与一年四季一样的现象，周而复始，循环不已。在他们看来，人类的生活规律不过是一种轮回与重复，今人只是在重复旧人的生活，未来只是一种对过去的重复。这种认为历史受轮回规律无情支配的历史观不仅使得生活变得单调且无意义，而且对生活充满深深的忧郁和悲观。由于希伯莱民族独特的经历，其历史与世界上所有其他民族的历史不同，是在希伯莱民族不断流散中形成的；再加上希伯莱人是一个很早就失去属于自己的地域的民族，其历史的大部分是在与其他民族杂居情况下发生的，地域和疆界对希伯莱民族历史观的形成不再显得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与时间的联系和对历史经历的记忆，从而，形成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观念审视人类历史，创造性地提出了历史是一种线性直进过程的观点。这种直进的历史观是希伯莱人文化遗产中的最重要组成部分，它把历史解释成一个内容丰富的、不断向前发展的运动。这个运动将随着救世主的降临而告终——与以前的宗教相比，这是一种真正的革命思想。
在谈论希伯莱民族时，人们还常常用“小民族，大声音”来形容。正是这样一个“弱小”的民族却凭借着对民族理想的执著，对自身文化的不断创造，相信言词的力量远胜于刀剑的力量，以其文化上的成就在世界文明领域发出其巨大且影响深远的声音，让世人深切感受到它们的存在，成为中东地区惟一在上古时期就创造出光辉灿烂文明、对世界的进程产生巨大影响，并且以“一以贯之”之势一直延续到今天的民族。同时，也更从反面印证了希伯莱民族异于其他民族的强大生命力与创造力。
独特的信仰
希伯莱文明对世界的最重要贡献之一当属他们所奉献出的《圣经》。从本质上说，《圣经》是一部记录着希伯莱民族信仰体系的书。从历史和发展的角度出发去审视希伯莱人的信仰，人们不得不承认它的出现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种创新，一种进步。这种创新和进步主要表现在代表着希伯莱人信仰的精髓——一神论和契约观上。
希伯莱人生活的早期时代是一个以多神教为准绳的时代，这个时代的世界由众神掌管，每个神祗都有自己相应的势力范围，世界因而呈现一种无序、分散、对立状态。加之每个民族、每个部落，甚至每个家庭，都有各自的神，民族、部落和个人只能被动依照自己的神的旨意和伦理道德各行其事，社会因缺失统一的伦理道德标准而失去应有的秩序。希伯莱民族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创造性地提出一神论的观念。在希伯莱人的眼里，它不仅是惟一的神，而且是一个全知全能、不生不灭、永恒存在、创造了宇宙万物并主宰着这个宇宙的神。一神思想的提出在当时无疑是一项划时代的成就，是人类思想的一种独特的跃进。根据一神论思想，神不仅创造了自然界和自然界的秩序，而且创造了世人应当遵守的伦理道德以及与伦理道德相应的社会秩序。这样一来社会便具有了统一的评判标准，从而使建立起一个公正的社会成为某种可能。一神论的提出还使得人们有了一个看待人类和生命统一的标准，人与人之间的“众生平等”便有了现实的依据，人类用不着再消极、悲观地对待人生和生活，完全可以用积极、乐观的态度去生活。希伯莱民族一神思想对世界的贡献由此可见一斑。
希伯莱民族的信仰体系中另一对世界产生重要影响的是希伯莱人的契约观。这一独特的阐述神人关系思想的提出表明“神”与“人”之间的关系在希伯莱人看来已不再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关系，而是一种互利互助、互有义务的双向选择关系。契约观赋予了人在与神的关系上以选择的自由。希伯莱人的这一思想经过数千年的传播对世界的进程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它的一神思想早已成为当今人类一种主要的信仰体系，而它的契约观更是早已超出人类的信仰范围，成为现代政治和社会生活的最主要思想基础。希伯莱人的信仰数千年来一直是少数人的信仰。
《圣经》是被世人公认的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一部书籍，是人类早期生活和思想的“文化母本”，也是西方“道德教育的宝库”。《圣经》不仅具有很重要的史料价值，同时也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对世界文明的发展与历史进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独特的地域
希伯莱文明的主要发祥地是位于地中海东岸的迦南即今天的巴勒斯坦，它北邻小亚细亚半岛，东连美索不达米亚和阿拉伯半岛，南接西奈沙漠，西濒地中海。
在公元前3000年之前的远古时代，迦南土地滋润肥沃，到处是葱翠茂密的森林草原，并已出现农业生产活动。但随着此后天气变得越来越干燥，大片的森林和草原逐渐消失，周围的西奈沙漠和阿拉伯沙漠迅速侵吞迦南无数良田，水资源匮乏成为这里最为困扰人的难题。因此在希伯莱文明中，一方面水利灌溉技术在农业经济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另一方面降雨量的大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农业收成的丰歉，犹太先民往往由于旱灾而不得不到处迁徙，寻找更为适合的生存之地。
迦南的自然条件虽不十分理想，但它所处的地理位置却十分特殊。它位于亚、非、欧和地中海、红海交汇通衢之地，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使它成为四方强邻的必争之地，以致希伯莱文明早在形成时期便命运多舛；它同时又是埃及、美索不达米亚两个最古老文明以及稍后的希腊、罗马文明接触交往的辐辏之所，于是“这里顺理成章地成为各种外来势力及其文化和精神价值传播辐射的聚焦点”。正是在这些文明的冲击交融之中，希伯莱文明得以孕育、诞生和扩散传播。
迦南文化的影响
希伯莱文明虽然受到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两大文明的影响，但其主体却是在迦南文化的摇篮中哺育成长的，古代迦南是犹太民族文明的主要发祥地。
根据考古学家称，早在数万年以前的旧石器时代，就有人类居住在迦南地区。
至于新石器时代的古迹，在迦南发现的更多。据放射性碳14试验结果，约旦河谷的耶利哥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城市之一，约建于公元前7000年。在那里发现的兽类及母性女神小塑像表明当时的居民已有生产力崇拜的习俗，镰刀、石磨的发现说明那时他们已开始从事谷物耕种。从耶利哥城的大小及四周少量的可耕地来推测，某种灌溉系统那时也已经发展起来。显而易见，在亚伯拉罕之前5000年，远古的巴勒斯坦居民业已向人类文明大道迈进了。
与此同时，人类文明在更适宜农业耕作的尼罗河谷和两河流域也开始萌芽。公元前5000年前后，尼罗河两岸的埃及人已利用定期泛滥的尼罗河水发展农业，到公元前4000年初埃及人进入了青铜器时代，随后逐渐出现数十个具有城市公社性质的“诺姆”。约公元前3100年埃及的美尼斯把埃及统一为一个国家。此后很长时期里，埃及法老帝国的势力范围从努比亚和埃及起，向北延伸到濒临地中海的尼罗河三角洲，再向东越过西奈沙漠，一直伸展到迦南和叙利亚，与在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之间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相继建立的西亚强国交界。
美索不达米亚的文明始于公元前三、四千年左右的苏美尔王国。公元前24世纪属于闪族的阿卡德人灭亡了苏美尔王国，并一度建立了东起波斯湾、西至地中海岸的萨尔贡帝国。公元前22至前21世纪在美索不达米亚南端曾经出现乌尔王朝。公元前19世纪80年代，阿摩利人（Amorites）以幼发拉底河畔的巴比伦城为首都，兴起了古巴比伦王国，到公元前18世纪上叶汉谟拉比王在位期间达到鼎盛时期，至公元前8世纪才为亚述帝国所灭。公元前7世纪末叶迦勒底人击败亚述军队，并建立了自己的新巴比伦王国，尼布甲尼撒二世时发展为西亚强国。公元前538年波斯帝国的居鲁士灭亡新巴比伦王国彻底结束闪族在美索不达米亚统治的历史。
埃及与美索不达米亚这两大文明发祥地之间早就通过迦南和腓尼基发生交往。当时有一条交通路线从埃及经迦南、叙利亚到达美索不达米亚。在古王国时代，埃及法老的碑记文献多次提及其在迦南的商业利益。同时比布洛斯的迦南人已模仿埃及的象形文字，并发展了一种有音节的文字。公元前3000年迦南进入城市大发展时期。许多后来在圣经中提到的重要城镇都已出现，诸如米吉多、伯善、艾、示剑、基色、拉吉以及约公元前3300年重建的耶利哥等。位于从沿海到内地商道上的拉希什在当时已十分繁荣，城的四周有砖墙围绕并设置有角楼防卫，城内还发现各种青铜制造的兵器、工具，刻有记号的陶器以及带有铭文的埃及蜣螂石。
公元前23～前20世纪迦南文化已由青铜时代的初期过渡到中期。此时由于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都处于战乱动荡之中，耶利哥、米吉多、艾等城市在来自东面的游牧民族迁徙侵扰中受到暴力冲击，约旦河西岸的市镇纷纷被人们荒弃，直到公元前2000年，新迁徙民族逐渐在此定居下来，迦南西部和外约旦北部才有明显恢复。这些新居民主要是来自西北闪族中的阿摩利人，最初以游牧为业，逐渐与当地定居务农的迦南人开始发生民族融合。亚伯拉罕率领的希伯莱部落大约也在这前后首次进入迦南地区。
公元前20世纪上半期，埃及正处于繁荣的中王国时代，其贸易溯尼罗河而上，经迦南远达腓尼基和克里特，甚至巴比伦。当时埃及的势力可以达到迦南大部分地区。比布洛斯不但受到埃及经济、文化上的影响，甚至当地首领也承认自己是埃及法老的臣属。
到公元前18世纪下半叶中王国末期，埃及四分五裂、群雄割据，大批被称为喜克索斯人的游牧部族从迦南涌入埃及，征服尼罗河三角洲，并以三角洲东部的阿瓦里斯为都，建立历时百余年的牧羊王朝。他们除直接据有尼罗河三角洲一带外，还依靠其封臣、附庸间接统治埃及的部分地区。虽然喜克索斯人的经济文化发展明显低于埃及人，但他们把驯养马以及制造马拉战车、排弓、战斧等技术输入埃及，并简化了埃及文字，这直接为后来腓尼基人创造拼音字母作出了贡献。喜克索斯人的势力范围向北一直延伸到叙利亚北部和幼发拉底河上游一带，紧邻埃及的迦南自然处于这片广袤领域的中心。公元前16世纪中叶，底比斯王国集合埃及各地势力，推翻喜克索斯人的统治，开启埃及新王国时期。被迫撤出埃及的喜克索斯人不得不重新退回迦南南部。
在喜克索斯人统治埃及期间，迦南文化达到其全盛时期。原先以游牧为生的阿摩利人纷纷筑城以居，其首领也成为地方小王。迦南城邦又开始复兴，农业成为当地居民的主要职业。除了一些较落后的山区和草原部落仍过着游牧生活外，在迦南的河谷、洼地及沿海平原，居民们已发展起较为发达的耕作及园艺业。在手工业方面，出现大量的短剑、斧头、雕像等青铜制品，陶器制作也更为精良；他们不仅酿制葡萄酒、提炼橄榄油，还用毛、麻生产色彩鲜艳、饰有花纹的豪华纺织品和衣服。在米吉多、吉甲和伯善等地都曾发现该时期最富特色和艺术价值的手工制品。由于埃及在迦南的政治势力受到削弱，位于从埃及通向叙利亚、腓尼基重要商道上的迦南商业城市得以比较独立地发展，随着商队川流不息通过而更趋繁荣。在语言文字方面，迦南人大多使用阿卡德语和楔形文字，也有一部分讲埃及语和使用象形文字。在宗教信仰上，迦南人的每个公社、城市和部落各有自己的保护神，流行多神崇拜和人的祭献。从住宅和坟墓随葬品来看，当时迦南已有十分明显的贫富分化。
然而随着公元前16世纪前叶喜克索斯人被逐出埃及以及埃及人重新征伐迦南，迦南文化趋于衰落，特别是在手工业生产和艺术方面，陶器质量的显著下降便是明证。新王国时期的埃及法老利用驻军和当地臣服的王公控制了迦南大部，榨取名目繁多的贡赋。公元前15世纪至公元前13世纪，埃及人与在小亚细亚崛起的赫梯王国为争霸西亚不断发生冲突。公元前13世纪初两者缔结和约，分占迦南。在随后的岁月中，来自海上和沙漠地带的部落迁徙、攻掠致使迦南各地动荡不安，也打击着埃及和赫梯在当地的势力。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作为犹太人先祖的希伯莱人再度进入迦南，在这两大文明交汇处开始创建自己的文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