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干
江苏泰州人，扬州师院（现为扬州大学）中文系毕业，文学创作一级。评论家、作家、书法家。历任《文艺报》编辑、《钟山》杂志社编辑，江苏作家协会创作室副主任，江苏电视台《东方》文化周刊主编、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华文学选刊》主编。现任中国作家协会《小说选刊》副主编，中国书法篆刻研究所教授。1979年在《雨花》开始发表小说。1990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王干随笔选》《王蒙王干对话录》《世纪末的突围》《废墟之花》《南方的文体》《静夜思》《潜京十年》《在场》《王干最新文论选》《隔行通气》等学术专著、评论集、散文集。先后倡导推进过新写实、新状态等文学思潮，策划过《大家》等文学刊物。2010年作品《王干随笔选》获第五届鲁迅文学奖（2007—2009）（散文杂文类）。
从事文学批评至今，快有十五个年头了。但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清醒地意识到批评的使命是如此的沉重。这种使命感一方面来自职业的驱使，作为一个文学批评的工作者，作为一个文学的研究者，他所必须坚持的立场、所必须保有的原则和所必须承担的义务就构成了他特有的使命；另一方面则来自作为一个健全人生和健全人性所必须拥有的基本理想，弗洛姆在《占有还是生存》一书中说得好：“我们人生来就有一种要求真正地生存的深刻愿望：去表现我们的能力、有所作为、与人联系在一起以及摆脱利己欲的约束。”
我想我所以选择文学批评确实是“一种真正地生存的深刻愿望”，是想“有所作为”，因为文学评论能够表现我的某种能力（有时觉得是我的全部能力），与人发生联系（至少文学评论让我与作家不可避免地联系在一起），但关键还在于能帮助我摆脱利己欲的约束。弗洛姆在表述“利己欲”这一概念时进一步论述道：“战争和苦难比和平生活更能唤起人的牺牲精神，在和平时期最为盛行的则是自私自利的行为。”而和平时期的文学批评则体现了某种牺牲精神，一个真正的批评家必须克服自私自利的行为之后，才有可能肩负起批评的使命和责任。
批评的牺牲精神特性的形成在于文学批评具有某种“战争性”，这种战争是看不到硝烟、枪林弹雨的，这种战争是批评家与作家之间的精神对峙造成的。文学批评的外部环境必须是和平的、自由的，但文学批评的内在结构则必须有某种紧张和对抗，这种紧张不是人际关系的紧张和对抗，而是来自两股精神力的较量，是征服与反征服的格斗。一个作家的作品在完成之后必然蕴育着某种征服力，它是对读者阅读结构的设想和模拟，是营造“请君入瓮”式的精神圈套，而批评家就在于破解这个圈套，以自身的理论和思想的力量来对作品进行征服。由于批评天生的滞后性（产生在作品之后），批评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攻城，批评者就是攻城的战士，他要穿过语言的枪林弹雨，顶着语词的硝烟，去突破作家精心设立的防线。或许，一颗流弹飞来，将他击中，他因此便倒在城墙的脚下，后来者踩着他的尸骨，继续前行。这是我们在攻城的战役中经常见到的情形，而现在我则联想起批评家的精神历程，想起批评家的使命——文学繁荣的牺牲者。
回到世俗的层面上，批评家是一个随时随地与利己欲决裂的人，当他在“攻城”的过程中，征服了这部作品，他或者发现了一个优秀的作家或者发现了一个优秀的作品，他是一个伟大的人梯，伟大作品的传世是和作者连在一起的，批评家是注定要被淹没和遗忘的。这有点像某种昆虫，在献出生命的汁液之后死去。如果批评家发现了一部“皇帝新衣”式的作品，他必须无私地揭露未穿衣服的真相，而这种揭露又是一种与利己欲做斗争的结果，因为他不仅会得罪那个没穿衣服的人，更重要的还会得罪那些人云亦云的围观者，批评者同样付出了代价，他可能牺牲了朋友甚至同道。对他的谴责会用各种各样的方式表达出来，“没穿衣服就是一种巨大的创造，人的天体就是一件伟大的新衣”，“是你的眼中没有衣服”，“泼脏水！低能！”，这时候的批评家甚至会被不明真相的人视作一个不谙世事的好事者和顽童（难怪《皇帝的新衣》的揭发者是个小孩子），陷入前所未有的尴尬。
也就在这个时候，批评家才会充分显示出他的理想和抱负，他必须坚持真理，坚守批评的疆土，他可以倒在批评的岗位上（岗位这个和平岁月里的常见词在此时如此地悲壮），但不能退却，因为他是肩负使命的人，他是文学的清道夫。
同期声（1998年第4期）：
在风中言语在风中倾诉——关于《桃色嘴唇》这部奇作的一些札记◎王干
在不能逼近的距离外守望——王干论◎葛红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