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897年1月15日这天，浙江富绅徐申如喜得一子，再加上新年将至，可谓喜上加喜，徐家大宅是一片喜气。父亲为儿子取名章垿，字槱森，小名幼申。幼申自出生之日起，就在父母、祖父母、仆佣的包围中过着锦衣玉食、养尊处优的日子。
在幼申满周岁之时，亲朋好友，乡里乡亲都来为幼申庆祝“晬盘之喜”（就是北方的“抓周”）。突然闯进来一个叫志恢的和尚，称自己能卜卦算命，预测未来。只见他在幼申头上抚摩了一下说：“此子系麒麟再生，将来必成大器！”为此，在幼申于1918年赴美留学前夕，其父亲申如先生为其改名为志摩。除了取“志恢和尚的抚摩”之意外，也有人猜测“志摩”是志在摩诘，要成为诗人。但照后来的情形看，后一种的猜测是错误的，因为其父徐申如是从未想过要让自己的儿子成为一个诗人的。不管怎样，志摩的问世，给徐家带来了欢喜，中国现代文坛上从此多了一位才华横溢的浪漫诗人。
在志摩4岁的时候，父亲就急切地送他进了家塾，开始接受教育。启蒙教育的内容多为读古书习古字。志摩天资聪颖，在学业上的表现得到老师的称赞，塾师孙萌轩谓之“初学聪明超侪辈”。一年后，父亲又让志摩从本地的一名有学问的贡生查诗溥学习古文，学习的内容多为四书五经一类。学习单调且老师古板严厉，志摩率真的天性哪受得了这般束缚，他常常趁老师不注意溜到外面去玩。尽管是个调皮学生，但通过几年的古文古字学习，却为志摩打下了扎实的国文基础。
光绪三十三年，即公元1907年，11岁的志摩终于摆脱了牢笼般的家塾，进入了废科举后硖石开办的第一所洋学堂——开智学堂。这所学堂当时有学生一百多，所开设课程有国语、数学、英语、音乐、体育及自修诸课。这些课程及课程的内容，学习的氛围及学心的方法，对在古板、死所沉沉的书塾生活中呆了有7年之久的志摩来说，真是一个大大的解放。
开智学堂设在西山脚下，那里有亭、有潭、有树、有洞、有泉，风景绝佳，是志摩和同伴们游玩的理想去处。丰富有趣的课程，愉快宽松的环境，与志摩活泼好动、自由自在的个性可谓相得益彰。学期结束，他的各门课程的成绩都是名列前茅，其中国文成绩最为优秀。志摩不但文章写得好，且才思敏捷，行文很快，因此国文老师常把它的文章当作范文在课堂上宣读。
13岁时，他完成了一篇议论文，题目叫《论哥舒翰潼关之战》，文章对历史上唐朝平定安史之乱中的潼关之战这一事件进行了论述，写出了一个年仅十三岁少年对志气和超乎他年龄应有的程度的成熟的思想认识。在后来的国文学习中，志摩在国文老师的进一步的教诲和熏陶下，更有了长足的进步。开智学堂的几年，志摩除了学习上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绩，对现实的社会和生活也开始有了自己的认识，而且这种认识初步受到了民主思想的启蒙和指导。
志摩还经常阅读一些报刊，贪婪地从各种进步刊物中了解新鲜的事物和国内外大事。少年意气被激发了，他曾对同学说：“看看这些文字吧，那是会使我们热血沸腾的。”新思想和一道清泉，丝丝注入了他的心田。
1901年的初春，经沈钧儒先生的介绍，志摩和表兄淑薇一同进入浙江最好的中学杭州府中读书。就这样，志摩告别了硖石，来到了省府城市，来到了美丽的西子湖畔。杭州府中是浙江的名校，曾造就了大批名人名士，该校的老师也都是当时浙江学术界的名宿。
此时的志摩已14岁，但个头长得较小，一脸的纯真和稚气，优越的环境养就了他的优越的脾性，无拘无束，大方活跃，对一切都不陌生和胆怯，被他同班的同学郁达夫称为“头大尾巴小的顽皮小孩”。就是这个“头大尾巴小的顽皮小孩”，在杭州府的几年学习和生活中，可谓愉快又风光，出尽了风头。国文、理化、天文、英文等功课样样都优秀，考试总是得第一。当时府中有个规定，考试分数最高的同学任级长。志摩在府中的五年，年年都是级长。
也在这时，志摩对小说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他曾对郁达夫说过：“这些旧诗词，我在书塾时也学过，总感到受的限制太多，写不好。我现在对小说发生了浓烈兴趣。什么社会小说、警世小说、滑稽小说，我都读，读得简单着了迷。”阅读小说不仅开阔了他的视野，锻炼了他的思维，而且为他以后走上文学道路奠定了基础。
除对小说感兴趣，志摩对一切新奇的事物都感兴趣。他不再仅仅喜爱在大自然里玩耍，感觉自然的怡悦，而是时常在“这沉静的增界中徘徊”，“在凝神地倾听”“宇宙进行的声息”，探寻自然的神奇和莫测。地球、天、空、夜等不可知的宇宙吸引着他，他甚至想飞上天去，“飞去这沉寂的环境”，“去寻访更玄奥的秘密”。在他知道居里夫人提炼出一种叫“镭”的银白色结晶体后，他还写下了一篇科学论文《镭锭与地球之历史》，发表在府中的刊物《友声》第2期上。志摩的这种时常想“感受神秘的冲动”的宇宙意识和“飞”的意象，一直伴随着他的一生，使他的诗长上了翅膀，使他的思维长上了翅膀。
1915年夏，志摩从杭州一中毕业，考入了北京大学预科。正当他准备北上求学之时，父母将他的婚姻大事给定下了。未婚妻张幼仪，是出身于上海近效宝山一带的望族。张嘉璈（张幼仪四哥）及后来做了民社党主席的张嘉森（君劢，张幼仪二哥），都是当时金融界、政界要人；小妹张嘉玢，即张幼仪，知书达理，秀美淡妆，沉默寡言，秀外慧中，是一位不可多得的贤淑女子。这门亲事，在亲戚朋友及周围的人看来，张小姐与志摩真是天设的一对，地造的一双。
志摩虽年已二十，但毕竟还未定性，因而对成家、立业这样的人生大计还未认真的考虑过。而正当自己打算有所作为时，又在父母的操纵下定下了这门亲事，虽然颇觉唐突，但人人都说这门亲事好，加之男大当嫁是天经地义之事，这婚姻也就顺理成章了。
暑期很快过去了，志摩踏上了北上求学的征途。在北大预科就读不久，志摩又被父亲招回了硖石，与张幼仪举行旧时婚姻的西式婚礼。
婚后，小两口生活甜甜蜜蜜、和和美美。虽说是应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结合，但毕竟一个是有才华的公子，一个是秀外慧中的大家小姐，故婚后也能彼此真诚，相敬如宾。张幼仪不仅孝敬长辈，善理家务，对丈夫也是一往情深，处处体贴，志摩也时时帮助妻子读读书，习习字画。日子过得幸福、和睦。
但小夫妻如胶似膝的日子没过多久，新学年又开始了。志摩只得辞别了妻子、家人，进入了上海浸信会学院暨神学院（即沪江大学前身）读书。在北京学习期间，志摩一直住在他的父执蒋百里的府中，志摩的父亲跟蒋百里的关系很好。1918年6月间，经蒋百里的介绍，加上妻兄张君劢的引见，志摩得以拜梁启超先生为师，成为一代宗师的弟子。梁启超也算是志摩的第一位思想启蒙教师。
梁先生从见到志摩的第一面起，就喜欢上了这个一脸的聪明，谈吐文雅，应对得体的青年，因此，很是赏识和看重这个弟子。
不久，梁先生出于对志摩的一片厚望，也是为了让志摩能开阔眼界，增长学识，建议志摩到外国去留学，学习西方的新知识和真本领。志摩对先生的这一提议很赞同，自己也早有此愿。自从中国的内战纠结以来，在受战祸的区域内，军阀混战，屠杀无辜的惨景，使“趋向政治的”志摩倍感义愤，他亲身感受到了现实的黑暗，也逐渐厌恶起这“抹下西山黄昏的一天此，也涂不没这人变兽的耻”的社会。因此他有意到国外去学习，去寻求改变现实中国的良方。他曾在日记里写下了自己读梁先生的《意大利建国三杰传》的感想：“读梁先生之间大利三杰传，而志摩血气之勇始见，三杰之行状固极快之致，而先生之文章亦夭矫若神龙之盘空。力可拔山，气可盖世，淋漓沉痛，固不独志摩为这低昂慷慨，举凡天下有血性人，无不腾攘激发，有不能自己者矣！”梁先生文中所描绘的在为争取意大利独立统一斗争中所表现出来的意大利一杰为祖国的独立和强盛而斗争的爱国精神，深深打动了志摩，激发了他的爱国情怀。
1918年8月，志摩离开北京大学，转而到美国马萨诸塞州的克拉克大学，就读于历史系，学习政治学与社会学。初到美国时，志摩非常努力。他给自己规定了日程：“六时起身，七时朝会，晚唱国歌，十时半归寝，日间勤学而外，运动跑步阅报。”他广泛地学习，选修的课程有《欧洲现代史》、《19世纪欧洲社会政治学》、《1978年后的国家主义、军国主义外交及国际组织》、《商业管理》、《劳工问题》、《社会学》、《心理学》等，以及法语、西班牙语等语言课，还在康奈尔大学夏令班选修了几门课。除此之外，他还积极参加社团活动，比如校学生陆军训练团和哈佛大学中国学生组织的“国防会”。
就读了一个学年，志摩终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且获得一等荣誉奖。9月，志摩又转入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系攻读硕士学位。这时，正值中国的“五四运动”爆发，轰轰烈烈的革命浪潮甚至波及了大洋彼岸美国的中国留学生。留学生们纷纷组织起来，开展各种爱国活动。志摩在这种爱国浪潮的感召下，不仅勤奋学习功课，还时刻关心国内的时事，经常阅读进步报刊，如《新青年》、《新潮》等。他思想活跃，任何新知识、新理论他都急切地渴望去了解、去谈论，企图从外国先进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现状中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他的硕士论文做的就是《论中国妇女的地位》，文中，志摩论述了中国妇女自古以来的文化修身，并强调了革命后中国妇女得解放的情形，在洋人面前展示了现代中国的新女性风彩。
为了进一步探讨社会问题，志摩开始较多地阅读马克思、劳勃欧温（欧文）的著作，不再对尼采、叔本华的超人的、悲观的哲学感兴趣。他后来在《南行杂记》中说：“我最初看到社会主义是马克思前期的，劳勃欧温一派，人道主义、慈善主义以及乌托邦主义混在一起的，正合我的脾胃。我最容易感情冲动，这题目够我发泄的。”中国留学生为他的这种“社会主义热”，还送了一个外号，“鲍尔雪维克”（现通译为布尔什维克）。
在美国的这两年，志摩的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他开始对美国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掠夺的疯狂性、贪婪性和讲求物质利欲感到厌恶，且对罗素的政治及社会思想产生了浓厚兴趣。
因此，硕士毕业后，雄心勃勃的志摩放弃博士学衔的诱惑，转而到了英国。到英国来，他是想入剑桥大学跟哲学家罗素学习。那时的留学界有一种风气，时兴各自抱一个外国名人做牌号。如胡适之于杜威，梁实秋之于白璧德。老师出名，学生也跟着沾光。但志摩并不全是出于这种念头。他对罗素，崇拜的成分更多，他开始读所有罗素的作品，诸如《战争中的公理问题》、《社会重建的原则》、《政治理想》、《往自由之路》、《我们对外在世界的认识》等。他也为罗素的不食人间烟火的学术著作及幽默机智，堪称典范的文字所迷恋。他崇拜罗素的思想，罗素的生活态度，更崇拜罗素的品性。想跟这位“二十世纪的福禄泰尔”（即伏尔泰）“认真念一点书”。
没有料想到，志摩迎头被浇了一瓢冷水。到英国后，罗素刚刚因为政治主张及私生活方面的原因，被剑桥大学除了名，到中国讲学去了。志摩很是失望，一时不知所措，顿感自己的冲动。经过一番思虑，他申请进入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攻读博学学位。结果，“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里混了半年”。经济学的理论既枯燥又乏味，而他更多的时间是参加伦敦的各种演讲会、报告会。但志摩时刻关注罗素的言论和行踪。
经过将近一年的中国及世界各地的讲学和访问，罗素与他的新婚妻子布莱克又回到了英国。得悉罗素回到英国的消息，志摩非常高兴且迫不及待地致信罗素，请求见面。
几日后的一个下午，他终于拜见了罗素，还了自己来英国的愿。从此以后，他便积极参加罗素的所有演讲会，并成了罗素家的座上客，罗素个人魅力的崇拜者，罗素思想的追随者。罗素的人生价值观、婚姻道德观、个人的精神气质已如电闪雷鸣般深深地震撼了他的心灵。
在伦敦的日子里，频繁的社交活动，浓郁的民主学术氛围，使志摩倍感新异。在此，他还结交了当时许多文化名人。其中英国著名的、颇有成就的一位作家威尔斯（HGWells）先生就是志摩在英国认识的第一个作家。威尔斯（HGWells）先生一生著述颇丰，还写过学术著作《世界史纲》。志摩与威尔斯先生相识之时，威尔斯先生已是50多岁的老人，但精力旺盛，正在同时写着三本书。老人平易近人，热情真挚，与志摩很谈得来。他们在一起谈中国的古典文学，谈英国的现代文学。他还鼓励志摩从事文学创作。一个有名望的老作家，对一个年轻的中国留学生这样的热诚，志摩很是感动，这时志摩才开始下决心是否认真学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