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男儿，要走上疆场，为国家杀敌，那才是荣光。东北既已失，华北又沦亡，现在，敌人来攻打长江。飞机大炮，正轰炸在我们头上。为什么不抵抗！好男儿，要走上疆场！
好男儿，要拿起枪刀，为民族抗战，那才是英豪。天津已被炸，上海正被扫，眼看，身家性命都不保。鲜血白骨，要充满我们的沟壕。为什么不抵抗！好男儿，要拿起枪刀！
好男儿，要去打前敌，为人类除暴，快披上戎衣。战争对战争，打击还打击，枪口，对准着帝国主义。民族解放，要靠我们自己努力。为什么不抵抗！好男儿，要去打前敌！
约作于1937年淞沪抗战时
在女儿穆立立的记忆中，父亲穆木天即使在抗战救亡、颠沛流离于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地的时候，不冷的天里也喜欢戴一顶“牛皮朝天”的东北大皮帽。而饭桌上，总有家乡的小菜：焖四季豆、拌茄子、蒿子杆蘸酱。
1900年出生于吉林省伊通县的穆木天，是中国象征派诗人的代表人物。1918年毕业于南开中学。1926年从日本东京大学毕业返回祖国。有感于家乡东北的沦丧，1927年出版了“隐含着亡国之泪”的第一部诗集《旅心》。
1931年，诗人在上海参加左联，负责左联诗歌组工作，并参与成立中国诗歌会。中国诗歌会会刊《新诗歌》出版时，穆木天撰写了火热的《发刊诗》：“压迫、剥削、帝国主义的屠杀，/反帝、抗日，那一切民众的高涨情绪，/我们要歌唱这种矛盾和它的意义，/从这种矛盾中去创造伟大的世纪。/……我们要用俗言俚语，/把这种矛盾写成民谣、小调、鼓词、儿歌，/我们要使我们的诗歌成为大众歌调，/我们自己也成为大众中的一个/……”。这时候的作者，已经把隐晦的象征主义放到一边，披着战士的铠甲，高唱着战斗的号角，冲向掠我国土的日寇。作者一直以“东北大野的儿子”自喻，从没有忘记对黑土地的眷念。在上海，1932年初的“一·二八”战事期间，他与许多诗人一起走上街头，张贴、散发宣传抗日，支持十九路军的诗抄和传单。
作者曾与诗歌会的杜谈、宋寒衣、柳倩以及原来就在武汉的诗人锡金、王站林等人，一起组织“时调社”，先后出版了诗刊《时调》、《五月》，大力提倡朗诵诗和其他通俗的、易为广大人民群众接受的多种形式的诗歌，还为一些老歌填上抗日内容的新词。先后创作过：《卢沟桥》、《八百个壮士》、《游击队雪地退兵》等大鼓词，亲身实践着“我们要唱新的诗歌，歌颂这新的世纪”的诗歌理想。这首《好男儿歌》，以质朴通俗的语言，号召民众：“要走上疆场，为国家杀敌”、“要拿起枪刀，为民族抗战”、“要去打前敌，为人类除暴”，语言铿锵有力，令人斗志昂扬。
在作者心中，冰天雪地的故国，就是一种象征。在写给夫人彭慧的一首名叫《寄慧》的诗中，穆木天的吟唱是那么多情：
在月夜里，
我渡过了琥珀色的湘江，
湘江的水真是美丽；
我想着这一道水流过你的家乡，
如同松花江流在我的乡里。
……祖国没有得到解放和自由，
对着美丽的自然，
我永远感不到欢喜和安慰！
……如同太阳撕破江上的浓雾一样，
我要用愤怒的战斗的烈火，
烧破我的忧郁。
……
而彭慧同样是一位抗战诗人。当年，日寇从上海把一些中国孩童运往东京，杀害他们的亲人，企图让这些孩童以后成为战争的炮灰。对此，彭慧写了一首诗：“午夜，/我怕听到孤雁的哀鸣，/那令我忆起，/在日本海峡的那边，/在强盗们的巢穴里，正睡着哀哀啼哭的，/叫不应妈妈的你们！/……我远在敌国的孩子们哟，/你们幼小的心灵/要牢牢谨记：/你们是黄帝的子孙，/……”。这样的哀婉、这样的伤痛，至今都让人泪流满面。
穆木天先后在中山大学、桂林师范学院、同济大学等处任教。晚年几乎失明，仍笔耕不辍。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1971年10月辞世。著有诗集《旅心》、《流亡者之歌》、《新的旅途》等，并翻译了大量法国文学和俄苏文学作品。
孙玉石曾说：“《谭诗》以论题的新颖和见解的精辟成为中国现代诗论史上的重要文献。由于这一论文以及作者当时的其他文字，穆木天也当之无愧地成了中国象征派诗歌理论的奠基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