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硬币与世界
我把世界地图从墙上揭下来时，如同把我的生命从鲜活的人生中抽了出去。死亡，对我已经不再是一种恐惧，而是一隅花好月圆的景区。现在，我已经决定要朝那个景区坦然而去了，就像死亡朝我相向而来样。在死亡到来之前，我唯一要做的，就是选择一下结束我生命的那个地点和时间。如同乡村的人选择黄昏时投井，都市的人选择落日时在郊外卧轨。我在我的写字台前，铺下那张有三平方米大小的世界地图，用抛硬巾或石子的方法，来选择我死亡的地点和时间。
窗外依然昏暗干燥，九月初的夏末秋端，北京本该是朗朗的天空，可因为它是新世时的北京，天空就久恒地呈着炊烟的灰暗，永永远远，洗不干净的抹布般。脏、污染和秩序掩盖着的混乱，已经成为这个城市徽章似的标志。连续的三朝五日，即便无雨，也不见太阳，但又不是阴云雾漫的气候，在这个庞然偌大的都市，已经习常为秋来叶黄的必然。我朝窗外看了一眼，把地图铺在了我那张连天扯地的写字台前，又看着六色五颜的印刷世界，从墙壁上拖带的微粒尘灰，黑黑的迟缓下落消失后，屋里终于宁静只除了十二层楼下立交桥上车流的嗡嗡细音，余皆就是我已失去活着意义的隆重呼吸和心跳的轰然。
我已经把手伸进口袋里，摸到了一枚硬币。已经决定，如果抛起后它落在俄罗斯辽阔的大地上，我就搭乘飞机到莫斯科，下机后直奔莫斯科红场的方尖碑，爬上去一头从方尖碑的顶端栽下来；如果落到美国的某处繁闹间，我就死在纽约或者华盛顿。落到了英国、法国或德国，我会选择泰晤士河、埃菲尔铁塔或者日耳曼民族没有推倒、留下作为念物的那段柏林墙。我幻想我以巨速冲刺的力量冲向游人如织的柏林墙时，不同肤色的人，会不约而同地用各自的语言发出各种怪异的尖叫后，他们共同看到的是一摊流液的血红和一具东方人的尸体，而后是长久的沉寂和惊愕。而我，苍白扭曲的脸上，呈现的是一个最根本的戛然而止和了然的解脱。
当然，从我心深之处说，我希望硬币落在非洲或拉丁美洲的哪个国家里。非洲我去过肯尼亚和南非，拉美我去过阿根廷和巴西。非洲无边的沉寂，会让我的死显得安详而平静；拉美悠然自得的散漫和知足，会让我的死亡如叶落水流样自然和清寂。我希望我手里的硬币落到肯尼亚的原始森林里，让我死后成为马赛人的邻居或友人，成为动物世界的陪客和一员。希望落到拉美亚马逊河的岸边上，然后纵身一跃，消失在亚马逊的河流里或遮天蔽日的热带雨林的植物间。
我开始把我的手从口袋掏将出来了。那枚五分钱的合金硬币在我手上沾满了黏黏的汗。
世界地图在我眼前，让我想到我母亲在我第一次结婚时，为我准备的巨大的花床单，也让我想到我的老家陕西省，那儿的少女、少妇死去后，会在她们身上的白布下，让她们穿上她们生前最爱穿的花裙和花袄。现在，这由红黄绿蓝构成的地图，成了我生前最后的选择与去处。我的手从口袋出来时，有一股半灰半黑的凉意掠过了我的手心和手背。我站在地图的左边，非洲和拉美的绿色，混合着大西洋和太平洋刺眼的蓝，让我的向往如风如云样朝那儿涌过去。我没有如电影、电视的情节中，轻生者有类似选择时，那些人就把眼睛做作装假地闭起来。
我紧盯着眼前这边非洲的南非和肯尼亚，也盯着地图那边蜿蜒如丝的亚马逊河，它从巴西、秘鲁、哥伦比亚缠过去，分岔到厄瓜多尔、玻利维亚和巴拉圭，如遗落在秋天土地上的一根不肯着黄泛白的草棵和绿藤。
我终于把手从裤口袋处抬到了腰际。我祈祷这枚硬币不要滚落到亚洲的哪个国家里，更不要落到中国这块鸡状的红黄里。我期望我能把生命结束在遥远世界的某一处，而不是亚洲的韩国、日本、越南、老挝、泰国的哪儿去。日本、韩国、泰国对我来说太过熟悉了，而印度那儿虽然是死亡的去处和选择，但充满宗教气息的恒河的流动，让我感到了死的繁忙和单调。我是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人，我不想让我的死攀亲附高地和宗教扯在一块儿。当然说，我最担心的是，硬币会落回到我自己的国家里。如果那样我就只能如我预想的——从天安门城楼或八达岭长城的那个最高的瞭望台上跳下去。那样儿，我的死就带有政治色彩了。可是事实上，我的死除了与我的命运相关外，它和政治、信仰、文化的关联就如同非洲大地上被太阳蒸腐的动物的死尸和北极冰雪的融化没有直切的关系样。
我的死只是我想死。
这是我深思熟虑后的必然选择和归处。我已经把一封厚厚的遗书写好了，它就在我写字台的桌角上，开头是俨然而规整的一句话：“我的死是因为我想死，任何人不需要调查和疑问。”
现在，我又望了一眼桌子上装了我遗书的那个牛皮纸的灰信封，终于就把我手里的硬币抛在了半空里。三天两夜没息的吊灯光，似乎比往日更为炽白嘹亮了，乳色银泽的光亮里，抛起的硬币在半空打着旋儿越过我的头顶后，在天花板边闪几下，如同登山用尽了力气的人，由快至慢，最后在离地两米高的空处犹豫一下，停顿了水泡破裂那么一点一滴的工夫后，突然掉头从空中落下了。
上抛时硬币走的弧线，下落时它转而成为垂直了。而且速度由递减换成了递增加速度。
落在地图上的一瞬间，硬币先是响出了金属和纸的碰撞声，继而是金属和石材地板的撞击声。前者的声音中有空洞的竹木音，后者中有脆而颤动的闹钟声，只不过这两种声音的间隔仅有宣纸那么柔软的厚，几乎完全叠混一起了。可是我，还是从中捕捉分辨出了那种声音的丝差毫别。黄昏的宁静，让我可以辨别那声息，也让我听到朝我走来的死亡的足音，如云在飘动样，正从世界的哪个方向、国度朝我移过来。硬币是准确无误地落在了非洲的乞力马扎罗山脉上，由深向浅地朝莫桑比克、马达加斯加和毛里求斯岛快速滚过去，轧过印度洋、穿越大西洋的一片岛屿后，最后拐个弯，由大西洋绕至地中海，上岸后在一个类似衣架上撑挂的三角裤头似的国度缓着滚动立下了。
倒下了——那是西班牙。硬币当的一声，倒在了这个国家最中心的马德里和塞戈维亚的中间地段上。
西班牙，它令我熟悉得犹如我熟悉我的后脑勺，随时伸手都可摸到它。
斗牛、足球和弗拉门戈舞，还有世人皆知的小说《堂·吉诃德》和《小赖子》，可它令我陌生得也如我的后脑勺，我终生都只可以摸它而无法直面它。它的肤色、发茬和后勺内的深度和深刻，我无法得知它，也不愿认识它。仿佛它的存在和我没有关系了。
我从来没有想过我要把我的生命结束在西班牙。
那是一个我似乎熟悉反倒陌生的国家和去处。硬币的选择让我觉得唐突和无奈。我站在地图的正边上，望着三角裤头般的那个国度的艳黄和热辣，想到我应该用三抛二胜的方式再选择我死亡的去处和归宿，而不应该就这样偶然地因为硬币的滚落就选择西班牙。
我没有弯腰去西班牙捡那枚硬币儿。我顺手从桌上拿起了两枚回形针。回形针是不会滚动的。我认定，它落在哪儿，哪儿就是我命运毫不犹豫的选择和确定。朝天空看了看，我把一枚回形针朝上一抛，在转瞬即逝的工夫里，它就落下了。可我明明抛的方向是拉美的天空，然在它落下时，却是落在法国和西班牙的交界上，而且那两公分长的回形针，只是别在法国国土一点儿，有三分之二竟是别在西班牙北部韦斯卡的山脉和林地。
我有些惊奇我的命运对西班牙的钟爱了。惘然地在那儿站一会儿，朝后退两步，把眼睛闭起来，将另一枚锃亮的回形针捏在手尖上，深深吸一口气，重又呼出来。我把这最后一抛用了双倍的力气迅速抛后撒开手。我听到了回形针撞着天花板的钝响和落在大理石地板上脆朗朗的音。我知道，这一抛因为我过度用力已经抛偏了，回形针并没有抛在地图的上空与顶端，而是抛在了办公室中央靠西的天花板上去，而地图是铺在靠东窗口我的写字台前的。
我把眼睛睁开来，朝地图上看了看，又去靠西宽阔的地板上找那最后落下的回形针，只见地板上除了纤尘不染的洁净外，就是我扔在那儿的报纸和杂志。
那儿压根没有那枚回形针。把报纸、杂志收起来。把目光落在一边的茶几沙发上。再把沙发前的波斯地毯掀起抖一抖，最后趴在地上，让目光钻进沙发下。当我一无所获地站起回身后，我的眼睛上扎了一条光亮的刺。沿着那光亮走过去，再次站在世界地图前，锥心刺目地看到那枚我没找到的回形针，在靠西的大理石地板上着地后，没有朝茶几沙发那儿跳，而是弹跳回来再次落在了西班牙国土中间马德里和塞哥维亚之间的那枚硬币上。
竟然就落在那枚硬币上。回形针的光亮和硬币的白色融在一块儿，如阳光和石灰的雪白融在一块样。因为回形针的长度大过硬币的直径一些儿，多余的部分便直指西班牙的首都马德里。
2.死之念
关于我的人生与命运，死因与过去，我都点点滴滴地用黑色圆珠笔，写在了A4的打印稿纸上。密密麻麻的七八页，大约四千五百字。A4纸作为遗书被我装订起来后，像我公司装订整齐的策划合同书，现在它就以信封为棺材，躺在我的随身皮包里，又似一部人生纪实般，在我似睡似醒的头脑里，一页一页地翻动和修补着。
言简意赅地说，我出生于1965年。1972年读小学，1982年读中学，1985年考大学。落榜后复读两年才考到北京的工艺美院里。为考学我所付出的努力，只有天知道，地知道，我的心知道，连我的父母都无法体会一个乡村青年为命运所付出的心力交瘁。1987年的考学成功，不是因为我的学习成绩上去了，而是我用两年时间学美术，素描的那点幸运与天赋，把我一推再推地送到了那所坐落在北京东城的校区里。我不知道读大学的四年间，我的学习算努力还是算敷衍，在学校不显山露水的日日夜夜里，同学们谈得最多的不是画笔、色彩和创意，而是就业、工资、房子和女人。毕业后我在北京悠晃一年多，迫于就业和生计，回到了陕西渭南起坐在黄河古道的那个县城里。因为学美术，就进了县里文化馆，一个月四百余元的工资刚够我租房和吃饭。这时候，我认识了我的第一任妻子吴霞碧。她是文化馆文物室的保管员。因为她可以提供我吃饭和住宿，我们认识了，也就结婚了，顺理成章如瓜熟则蒂落。然后呢，然后就是平淡无奇的婚姻和日子。就是那块沙漠贫地滋养我渴望富有的贪欲再次的发育和膨胀。
我们住的是文化馆的办公室，厨房用油毡和碎砖搭在门口房檐下。我们曾为谁家的客人来得多了打过架，也为在商店服务员多找我们十元钱夫妻笑得一天一夜合不拢嘴。就在这期间，1995年，县里发现了一座并不大的古墓葬，在城南荒野里，经所谓的县内的考古人员发掘后，那古墓里除了几根粉末腐骨外，还有几个铜镜、瓦罐和断剑。在陕西，任何一个县、乡和村落，发现了古墓文物都如在荒野地里挖掘出了砖块和石头。欧洲的文明大多在地面，让人一目了然，瞠目结舌，感叹历史原是可触可思的物。而中国，文明多埋在地下，历史刻埋在墓壁墓室内，腐气弥漫的盆盆罐罐的价值犹如欧洲文明史中的羊皮书。
那年的夏天里，吴碧霞掌管的五间库房的木架上，又多了几个瓦罐和青铜器，如农家秋收后的屋檐下多了几个葫芦南瓜样。可在三天后，那个库里新进的三个瓦罐和两个铜鼎不见了。警车和警察在令人心慌的笛声中，开进文化馆院内文物室的门前边，全县城的人就都知道文化馆的国家二级文物丢失了，都明白那些盆盆和罐罐，原是汉朝的历史和文明，是价值连城的器具与宝物。
吴碧霞被警察带走时，我正在房檐下的厨房做面条，看见她的脸上呈着惨白色，一缕被汗湿的头发挂在额门上。她最后看我时，眼睛里的光色阴郁而潮润。
就是这时候，我手里的菜碗落在了地面上，当啷啷碎裂的声音，让那年夏天文化馆院内的奇静有了许多诡异和不安。我目送着吴碧霞被两名警察架着胳膊推上警车时，其实院里所有的目光都在望着我。
那天的深夜里，吴碧霞从公安局的审讯室里回来了。天色黑得泼墨般。听见拿钥匙开门的响声时，我慌忙起身去把门打开。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小房子，缩在这个世界上，又被我们用苇席隔成了里外间。里外间的灯光都亮着，光亮宛若夏天黄昏的落日色，虽有红黄染在屋子里，却是亮堂到拉了距离也能看清吴碧霞脸上汗珠的晶莹和肤色的惨白与无力。她本来是那种瘦小的人，一副无所谓好也无所谓丑的通常脸，然在那时候，她的脸因为扭曲，丑到了可怕的境地里，如同人死后还没整形那一刻。进屋后，她锥刺刀剜地看了我一眼，挤着肩膀从我身边擦过去，有一股浓重如山的汗味从她后背落进屋子里，随后她就打开门里墙角的水龙头，咕咕咕地喝了一通生冷水。
我说：“桌子上有我给我放的凉白开。”她没有看我，也没有搭理我，到里边坐在了床沿上。我跟了进去站在她面前：“他们把你怎样了？”她又一次抬头盯着我，像盯着一个不相识的人。我拉过椅子坐在她面前：“他们打你骂你没？”
她把嘴唇咬一下，用轻而冷硬的声音逼着我：“是你偷了那些文物吧？”
我瞟了她一眼。她把声音放得柔和些——“我们是夫妻，你给我说实话。”我朝她点了一下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