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有瞽[5]
就这样，在我将近中年时，我云悲海思，卧薪尝胆，在校西那所被国家定为二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四合院，在那曾经居住过几位国学大师和现代著名作家的那排房子里，在我们古典文学教研室最窄小的一间办公室，我重新研究《先秦文学源头论》，重新攻读《毛诗序》、《论风雅》、《三百篇注》、《<诗经>全译》、《<诗经>大释》和《<诗经>研究存疑一百问》。我把与《诗经》有关的论著全都找来堆在我的办公室，把相关资料的片片段段、剪剪贴贴，挂满了办公室的墙壁和书柜。我另辟蹊径，殚精竭虑，待我用5年时间完成我的这部专著《风雅之颂——关于<诗经>精神的本根探究》时，茹萍不仅从讲师被升为副教授，还又破格被晋升为高职正教授。她事业上脚步飞快，情感上马不停蹄，在我终于提着我的巨著书稿回到家里时，她和李广智早就完成了从师生到领导与被领导、再到情人的关系与转换。迟到的爱就像初春下种、仲春发芽、大春开花样，在他们中间正郁郁葱葱、鸟语花香着。
这是临近暑假的一个上午，夏天的日光在京城的上空，呈着炽白与金黄。已经四个多月没有落雨了，长安街上晒化的沥青，黑水滚滚，物欲横流，把一个世界都给污染了。说颐和园里的湖，因为没了水，鱼虾王八，在湖底活蹦乱跳，哭爹叫娘，游人可以随意地用网兜、用手抓。说学生们有许多都因为天象酷热，连学校组织的考试也懒得去参加。还说有许多高校，为争取在教室中装上空调，曾经密谋商议要进行一次空前的罢课和示威。教研室的四合院，由于周边是林地和楼房，院里有几棵古柏树，本来地势低，不远处又有两湖水，加上京城的一条人工饮用河，穿过校园时，途经四合院的一个角，慷慨地把湿润和凉气朝教研室这儿一丛一簇地流，这就使得中文系教研室的院落，冬天时地狱一般冷，夏天时天堂一般凉（只是蚊子多了些）。为了贪图凉爽，为了《风雅之颂》这部堪称伟大的理论专著，这个学期，多半时间我都在办公室的窗下，架了一张钢丝床，住在教研室，奋笔疾书，日夜写作，把那些随时要看的资料摊在地上，堆在床上，把那些我从文献中摘抄的资料卡片，一一地钉在一块黑板上，贴在书架的门框上。我的办公室内，地上是悠久的历史，墙上是灿烂的文化，连墙角的垃圾斗里，也放着珍贵如千年陶片般的国学的珍珠与黄金。到了这个上午将尽时，我终于把专著的最后一个字写在稿纸上，将句号画上后，如同码好了万里长城的最后一块砖，长长地舒口气。在凳子上悠然地坐一会，我忽然很想对着教研室的四合院落大叫几声，如同我小时候放牛爬上山顶后，对着天空的狂呼。想在清燕大学的校园中心，放开歌喉，唱几句哪首歌中我还没有忘记的歌词儿，比如，耙耧山脉的山歌中那——一个姑娘啊白又白，她总在半夜朝我家里来。一块金砖啊黄又黄，它总从天上掉在我头上。一片灵芝啊青又青，它总是要在我家院里生……
我想唤，我想唱，可最后我什么也没做，只是从屋里走出来，朝各个教研室关着、开着的屋门看了看，到公用厕所伸个懒腰撒了一泡尿。
回到办公室，我想给茹萍打个电话报个喜，说我的专著完成了。说一个伟大的工程结束了。说太阳也可以从西边出来照耀世界了。可抓起电话时，我又把电话放下来。我想我该把我的书稿提回去给她看一看，把这几块砖似的书稿咚一声放在她面前，然后在她惊讶喜悦时，什么也不说，上前抱着她，亲热一番再向她述说我写作的艰辛和愁思，向她预测我的专著出版后，将会因为对《诗经》有了全新的诠释，而给学术界带来的颠覆和震撼。也还许，我把书稿放下来，她会用双手抚摸书稿一会儿，又用手去我的脸上抚摸一会儿。那时候，我会不顾一切地把她抱到床上去，痛痛快快、淋漓尽致地和她做上一次爱。
我已经许久许久没有和她同床，没有爱抚了。记得上一次是完成《风雅之颂》的第三章，再上一次是完成《风雅之颂》的第五章。性事的减少与短暂，和我专著文字的密集与漫长，形成黑白比照，正比反差，让我感到有一种高尚与庸俗、天下大事与儿女情长的矛盾和统一。现在我的书稿完成了，一部要让教育界和学术界天翻地覆、惊叹不已的地震已经捆好了炸药，装上了引信，只等一个时机来点燃导火索，让它轰然炸响就行了。怀着轻狂的窃喜，回到教研室——我的那间十二平方米的办公室，最后看一眼地上的书籍和挂满墙壁的卡片和纸条，我没有收拾它们，就把桌子中央的书稿收进了某个出版社的纸袋里。
我提着纸袋回家了。
上我家的楼梯时，我果然哼起了那首歌——
一个姑娘啊白又白
她总在半夜朝我家里来
一块金砖啊黄又黄
它总从天上掉在我头上
一片灵芝啊青又青
它总是要在我家院落里生
一地玛瑙啊绿又绿
它为何总是长在我家田地里
我哼着歌，取着钥匙，刚一开门，就看见了客厅里的沙发上，堆着男人和女人衣裳的胡乱，还听到我和茹萍的卧室里，床和皮肤摩擦的喘息与欢乐，以及香甜的汗味和他们在床上忘乎所以的警觉。那声音细微尖利，温柔粗重，犹如洪水泛滥里的清泉，飞沙走石中的和熙。有一股气味的腥白，从那卧室飘出来，欢迎着我的到来，像迎宾小姐去接我手中的行囊样。我把行囊递将过去时，她却把手缩回了。我手里的书稿袋子，咚的一下落在了地板上。
这咚的一声，使一切的响动都戛然而止，如世界突然灭亡后出现的一片茫茫的死寂。我望着赤条条在床上的茹萍和李广智，他们也赤条条地望着我，彼此间的目光因为无遮无拦，都感到羞涩和惭愧，惘然和唐突。都慌忙把目光收回去，仿佛大家的目光都撞上了火，不收回去会噼噼啪啪燃烧和狂妄。我有些难为情地把头朝东扭了扭，瞟着屋子另外一边的墙壁说，对不起，对不起，我回家之前应该先打回一个电话的。
我说喂，你们俩，先把衣服穿起来。
——都先把衣服穿起来。
我说李副校长，我的专著写完了。有了这部专著，我什么都有了，什么都不再需要了。有了这部专著，不用你把我的副高晋升到正高，是学校不得不把我的副高晋升到正高。不用你年底报批我为模范学者，是我的专著一出版，学校不能不评我为全国的模范学者了。说着我朝他看了看，以弱制强地把目光搁在他脸上，然后站起来，向前走一步，说李副校长，你要从心里觉得你错了，觉得对不起我杨科了，要真心实意悔改了，我有三件事情请你们为我帮个忙——一是我思想不解放，请你们下不为例好不好？二是我观念还不新，请你们两个下不为例好不好？说着我朝前挪几步，晴天霹雳地朝他跪下去（我跪得猛烈而有力，像倒下的一棵树要征服一座山），然后抬头看着他，看着惊在一边的我的妻子赵茹萍，我泪流满面地重复说，我以一个知识分子的名誉，一是请你们下不为例好不好？二是求你们下不为例好不好？三是我向你们跪下来，请求你们下不为例好不好？
2．良耜[6]
李广智和赵茹萍，他们言而有信，行必有果，答应我下不为例，果真就下不为例了。果真就不见他们有来有往了。而且还给我了许多尊严和面子，没有让学校任何人看出来他们曾经有过奸情和奸事。我走在校园的林荫道上，风不知，树不知，所有看我的人，都还那样子。或者擦肩而过，或者驻足问好，连系里的老师和学生们，也都完全如同从前样，见我既没多看一眼，也没少说一句礼尚往来的话。
和什么也没发生样。
果真和什么也没发生样。
在用一周的时间证明李广智和茹萍确实没有再来再往后，我的那种多余的担心，多少有些平复了，转危为安了。剩下的，是在夜深人静时，在我独自相处时，我脑子里总是会幻出茹萍在李广智身下活蹦乱跳、扭动鲜活的身影儿（像刚从水里捞出来的鱼）。甚至在某一瞬间里，我后悔我的莽撞惊扰了他们俩，我想我应该蹑手蹑脚地回到家，静默悄然地站到床前边，神鬼不知地多看一会儿茹萍在床上如鱼样鲜活滚动的身影儿。可是事情过去了，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了。于是间，如同放走了一只鹰的孩子想着鹰在天空的许多事情般，我有了无数刨根问底、探个究竟的想法和念头。
月光真亮啊，我说，把窗帘拉开，怕月光会和日光一样又热又烫呢。
她就沉默着，木然地望着天花板。
茹萍，我把她拉在我怀里，说你给我说实话，你和李广智到底有过多少次？
她目光呆滞，身上僵便，躺在床上像是一个木头人。（为什么不能如一周前样活蹦乱跳的鲜活呢？）
——到底多少次？是都在我们家，还是偶尔在我们家，有时在宾馆，有时也在他们家？
发酵的沉默，把屋子膨胀得似乎要炸开（真的炸开就好了）。
——我别的不问你，你就给我说一下多少次。我是教授（副教授），是知识分子，是你丈夫，出了这样的事，我既往不咎，问一下你有多少次不算过分吧？
——没有多少次到底是多少次？
——是三次还是五次呀？
——是三十次还是五十次？
把我的胳膊从她的脖子下边抽出来，我翻了一下身，仰躺一会儿，又坐起来盯着面前的一片模糊，如看我的学术著作《风雅之颂》样，目不转睛，一字不落，清清楚楚地看着面前的月光和月光照不到的黑暗。等眼睛累了后，我又躺下来，重把胳膊抻到她的脖子下，用手抚摸着她右脸上的头发和耳唇，摸一会忍不住又问了一句说，第一次是在哪儿？
——是哪家宾馆里？
——教育部的迎宾楼？是你俩去教育部开学术研讨会住的那栋面朝西的楼里吗？
——是不是在那次大会上，你拿了国家论文评比的最高奖？
——既然这奖李副校长也出面和评委疏通过，那么说你是出于感谢才把身子给了他？
——最后再问你一句话，他真的能让你有和我不一样的高潮吗？
——为什么他年纪那么大，反而会让你有那不一样的高潮呢？
她也翻了一个身，把后背留给我，像把冰白的墙壁竖在了我俩的中间样。
那一夜，她仍然穿着杭州绸的裙睡衣，睡衣上的蓝底白花，如同杭州的西湖，碧波荡漾，水波连天。有一股因水而生的寒气，在我俩中间弥漫和涌动，使我们彼此总说不到一块儿，想不到一块儿。我知道我不该扯根拉枝，抓住不放，穷追不舍地问。可他们在床上欢乐的细节，又总是通过我燥热的想象走进我的脑子里，就像《关雎》中那想象他和姣好女子在一起（在床上）的欢乐景象的小伙样。我不停地想着李广智和茹萍在一起时，他们在床上的姿势与动作，方式与方法。想象李广智有哪儿和我不一样。想象他哪儿可能比我强。他是校长，是西学的权威，可他们做爱前，他会先向她谈谈西方哲学和东方艺术吗？谈完了是茹萍动手去解他的扣还是他借助学术的力量，去解茹萍的扣？他们上床前，彼此间要说的第一句话会是什么话？抑或是什么也不说，你看我一眼，我看你一眼，各自就心领神会地脱衣服。再或相视一笑，我解你的扣，你解我的扣，四条胳膊在半空扭得和麻花样。我想象他在她的身上时，身子是舒展得瘦长细柔如蛇样，还是半卷半弓如上岸的虾米样。还想象他做完事情后，因为累了，是会瘫在她身上歇息一会儿，还是会如一捆柴草样，从她身上翻下来，四仰八叉地躺在床铺上（没有一点知识分子的样），惬意地望着半空，说着舒服死了、舒服死了的粗野话（完全不再是知识分子了）。我的脑子里又热又胀，拥挤不堪，塞满了七横六竖、五花八门的他和她在我家床上的事情和想象。还有他们在床上粗重火热的呼吸和呓语。还有会不会因为他的年纪大、身子瘦，又是大学最具权威的第一副校长（权重如山哦），多少教授为了一个课题、一个项目、一笔研究经费得挖空心思和老鼠打洞样钻，可到了他那儿，也就是他张嘴合嘴一句话。他用笔一画，某某讲师就成了副教授（如茹萍）。他把他的李广智三个字往某一页纸的右下角写一下，某某副教授就可能成了教授，成了学术带头人，成了某个科研项目的领军人物了。从此，那领军人物他们家的柴米油盐就可以在科研项目中报销了。我想他大权在握，身体瘦弱，茹萍会不会因为心疼他，臣服他，就让他躺在床上不动弹，由她坐在他身上，把那份体力活儿揽到自己怀里去。会不会做完事情后，看他口渴了、身累了，她下床去给他倒上一杯水，拿上一条湿毛巾（茹萍可从来没有这样侍奉过我），甚至还让他躺着不动，自己端一盆温水来，把他的阳物洗一洗，再用温热的毛巾把他的阳物包着或盖着，如让一只飞累的鸟儿在窝中卧上一会儿。我想问茹萍，是不是果真知识越渊博、权力越大，就性欲越强那问题，想问权力和知识会不会增强性欲的话（我们的婚姻门当户对时，她曾经问过我，是不是学问越大，就性欲越强，学问会增强性欲的话。可我的经验告诉她，事情正相反，是学问越大，性欲越弱，学问做到极致就不再有性的渴求了），还想问她说，你把你的身子不止十次、百次地赠送给了李广智，他答应没答应让你做某个艺术科研项目的学术带头人，答应没答应什么时候把你从现在的艺术理论教研室主任的位置上，换到影视艺术系系主任的位置上（那可是个肥缺，有人说艺术系招生，每招一个，系主任或别的老师腰包最少会多出十万块钱）。我望着茹萍床铺上空的朦胧与模糊。茹萍也望着那上空的朦胧与模糊。我脑子里车轮滚滚、轰轰鸣鸣。她脸上木然平静，若无其事，双唇绷成一条直线，让她的不言不语，把屋子里塞得满满当当，要朝屋子外边漫溢和炸裂。
我说茹萍，我什么也不再问你了，你只最后给我说一件事情。我最后只问你这一件事情。你说李广智那么瘦，年纪比我大得多，他为啥能让你有那种不一样的高潮呢？
——他用什么方法让你有不一样的高潮呢？
——这是最后一个问题，你回答完了，我保证什么都不再问你了。他为啥能让你有那种高潮呢？他用什么办法满足你的那种高潮要求呢？
——你怎么不说话？
——你不愿回答是不是？
——你不觉得这些事情都应该给我说一说？
她什么也不说，突然从床上坐起来，扭头看着我，见我还在床上固执己见地研究和探讨，转身扭亮了床头灯，让金黄炽白的光亮，耳光样掴在屋里的黑暗和模糊上；让屋里的床、桌、柜、鞋、袜、空气、衣服、湿热，还有夏天后半夜的凉爽及放冷的人的汗味和她身上特有的女性知识分子的气度和香味，都剥光摘净地摊在灯光下，晾晒片刻后，拿她洁白齐整的牙齿在她的薄唇上刮几下，最后让她脸上的骨架更高地凸起来，猛地从床上跳到床下去，突然抓起床头的一个玻璃瓶（那是她学术成就的一个奖杯），摔在地上，哗啦一响，屋子里的寂静终于碎成了一片儿一块，红红绿绿，闪着五彩的光色，落到了床下和柜下，溅到了墙根和她穿着拖鞋的脚面上，然后用双牙咬着她的下嘴唇，决意不再呼吸样，把自己的脸憋成青紫色，让屋里顿时凝滞的空气，也都变成了青紫和蓝绿，在灯光中如寒冬挂在一片冷阳下的一块冰凌般，色泽鲜艳，寒气逼人，任何人望着那色泽和寒气，都会不寒而栗，哆嗦发颤，心跳突然地停住和静死。
那时候，我被茹萍冰冷的热爆弄得大出意外，目瞪口呆，不知所措，从床上一惊坐起来，蹲在床中央，双胳膊交在一块搁在双膝上，看着她就像我偷了人家的女人被她当场捉住了。说茹萍，我没说你啥儿呀，问了你几句话，你愿答就答，不愿答不答，何苦这样动怒发火呢？
说我们都是知识分子，这半夜三更摔花瓶，让楼上楼下、左邻右舍听见了多不好。
我说你看你，快关灯上床睡觉吧，天都不早了。
她依然站在那儿不说话，像讲课时和台下的学生怄气样，把胳膊扭在一起抱在胸前，盯着我一动不动。脸上的菜青进一步往屋里的深处铺开和蔓延，直到她的脸色把屋里的空气染成绿，把立柜染成绿，把床铺上的床单、枕头和毛巾被全都染成紫绿和菜青，连那灯光因摔碎花瓶而弹在半空的细微的灰尘也都星星点点菜绿时，我望着她青石板似的脸，慢慢从床上走下来，如一棵树将要慢慢倒下样（又是一棵树），弓在她面前，抬头哀求着——
茹萍，算我说错了，问错了，你别这样好不好？
——原谅我吧，你别这样好不好？
哀伤伤地问着说，你能原谅我吗？茹萍，算我对不起你了，求你原谅我。你一定要原谅我。你能原谅我了就朝我点个头，说句话；不能原谅我了，你就这样看着我，一动不动地盯着我。
我说你真的不肯原谅我？我已经说过我错了，对不起你了，你还需要我朝你下跪吗？
——真的还要让我朝你跪下吗？
我看她始终不说话，就果真咚的一声朝她跪下去（如倒下的一棵树要征服一座山），哀求似的说，你就不能点个头，朝我说句话？茹萍，念在咱们夫妻一场，都是导师，都是知识分子的分上，求你跟我说句话儿好不好？
灯光明亮，她就和我说话了。
灯光明亮，她就看着我，看着地上百花盛开的玻璃片，说杨科，物价又长了，你知道不知道？以前鸡蛋是三块二一斤，现在是四块六一斤。以前花生油是三十块钱一桶，现在是四十七块钱一桶。以前一美元能换八块六人民币，现在这比价哗一下落到一美元兑换八块一。
我说你说话了？原谅我了吗？说这下儿好，我心里的一块石头落地了。你放心，茹萍，过去的事我再也不提啦。
她说起来吧，你爱吃饺子，我明天不上课，好好给你包一顿猪肉大葱水饺吃。
3．噫嘻[7]
事情没有完，余波像激流一样正在我和茹萍（还有李广智）的生活里翻着和卷着。第二天上午，我去邮局把我的《风雅之颂》书稿寄往一家独具权威的出版社，回到家，看见茹萍不知在屋里找什么，她上天入地，翻箱倒柜，把我书架上的书翻得兵荒马乱，陈尸遍野；把她的卧室（是我俩的卧室）的床上弄得鸡飞狗跳，七乱八糟；还把她梳妆台的抽屉拉出来横摆在床铺上，把她梳妆台前的圆椅子弄翻倒在屋中央，然后自己满身尘土，一脸汗灰（再也不像了那个风度翩翩的影视艺术系最年轻的女教授）。她竖在卧室的床前边，因为找不到那件东西而急得团团旋转，像一股没有定向的风被困在了我家卧室里。见我从门外走回来，她猛地怔一下，脸上柔软地红一红，又生硬地青一青，突然盯着我，如同她找的东西就在我身上。
就挂在我脸上。
我问你找啥？
我说你到底找啥嘛。
说看把你急的，人丢了魂儿也不会这样子。
她把目光从我脸上收回去，转瞬间，人变得从容而风雅，将落在额上的头发朝后捋一捋，拉了拉跟着她的荒乱了的上衣和裤腿，把梳妆椅子扶起来，不急不忙地坐在那把圆面包皮的棕红椅子上，将目光再次冷冷热热地抬起来，瞟着我像看一页原来没有读明白的书。
杨科，她说，你把那东西给我吧。
说算我姓赵的求你了，求你把东西给我好不好？
问我说，你真的没拿吗？
——真的没见没拿吗？
——你敢发誓说你没见没拿吗？
我开始替茹萍和李广智去找着那东西。把他俩同床共枕过的枕头拿到一边去，将枕头下的床单、褥子全都掀起来。想他们上床时，那件东西一定是顺手塞到了枕头下，或是习惯性地压在床上的褥子下。可是枕下、褥下都没有。枕下、褥下除了一层尘土和几丝头发外（还有早已干皱的一团卫生纸），剩下的就是席梦思床垫的花纹和塌陷。想有时候，人们情绪激动，操之过急，也许会把那东西急急忙忙挂到床头上，可那东西在男人女人情难抑制时，会害羞似的躲着落到床下去。于是间，我从床上爬下来，又爬到床下用手电筒照着四处找。在床下，我找到了先前我和茹萍丢的拖鞋、钢笔和她的口红与眉笔。待我从床下拿着拖鞋、钢笔、眉笔、口红爬了出来后，我看见茹萍一脸失望，满脸焦急，像一团火烧在她的脸上一样。把那些东西全都摆到她的梳妆台面上，然后我心急火燎地回过头，说没有呀，你们那天把它放到哪儿了？
说别着急，好好想一想。想想到底放到了哪儿。
说床头？枕下？还是你们随手搭在了桌上或椅上？
茹萍看着我，脸上是半信半疑的暗红或淡黄。
我知道她怀疑我的寻找是贼唤捉贼，如同黄鼠狼去给鸡拜年。屋子里窗光明亮，灯光也明亮。灰尘在她和我中间飞着如柳絮起舞般。她看着我，我也看着她。她将信将疑。我火急火燎。为了证明我的清白、坦荡和宽宏，在她怀疑的目光中，我扭头看见了客厅的大沙发。我想起来那天我提着书稿回家时，第一眼看到了他们脱下的衣服是团在沙发上，便快步地走出去，趴在地板上，朝着沙发的下面瞅。到什么也没看见时，我又用尽力气把沙发从墙下推到屋中央，让沙发下面的黑暗和凌乱全都裸在明亮里。可那沙发下，除了有书纸、灰尘、电线，还有她偶尔爱吃的巧克力，再就什么也没了。我望着沙发下的灰尘和狼藉，又回头望着跟着我出来站在客厅的茹萍的脸，说没有呀，你再回忆一下，到底搁到哪儿了。
望着她半红半黄的脸——是真的丢在咱们家了吗？
望着她半黄半白的脸——你打个电话问他一下嘛，让他好好回忆放在了哪。
望着她半白半青、最后成了紫色的脸——你也好好想一想，那一天你们脱衣服时，是他一进屋门就脱的，还是到了这沙发上你们亲热了一会才脱的。再或是你们把衣服全都脱在了这沙发上，还是在这儿脱了外衣，亲热一番后，才到屋里床上去脱了内衣的。
我提醒着茹萍，像一个老师提醒着一个丢了珍贵物品的学生样，为了不让她着急，还拿手去她的肩上抚摸着（如同父亲抚摸丢了东西的一个孩子般）。然后再轻柔关切地问，你们那天到底都把衣服脱在哪儿了？
——最后把衣服脱在哪儿怎么会忘呢？
——你记性那么好，看一场电影，能把所有电影中的细节都记住，怎么会忘了你们自己的事？
我问着看着她，既无责怪，也无冷嘲，他们丢了东西像我丢了东西样，像替一个丢了钥匙进不去家的孩子着急样。我是那样的关切和热忱，是那样殷勤和主动，为替他们找到那东西，弄得我和她一样灰土灰脸，着急上火，连蛛网挂在头发上都未及扫一下。可她却最后冷冷地看看我（眼里有着冰寒寒的光），用鼻子哼一下，回身到卫生间匆匆洗把脸，整整衣服什么也不说，就从我身边走掉了。
她朝着门外冷冰冰地走掉了。猛地关上门，把我留在屋子里，像把一个死不认账的贼关在了冷漠睥睨的铁笼里。
4．泮水[8]
下午，我在学校的槐林小路上碰到了李广智。我们两个不期而遇，尴尴尬尬。在那槐林里，他说了几句淡而无味的话，我给了他高深莫测的沉默和不语。
我到系里去开会，去研讨解决古典文学课像干尸样无人问津，学生们上课时唯恐躲之不及那问题（尤其是我的“《诗经》解读”课，竟有十几个学生联名写信给学校要求取消这门课），可我从家里走出来，因为天热，因为一个上午没找到茹萍要找的那东西，我心里烦躁不安，情绪紊紊乱乱，就抄近路去穿越那片校中央的槐树林。在那片几十年都乱中有序的槐林中，在那条由旧砖碎瓦砌起的小路上，因为吊虫过多，蛛网七横八竖，偶尔间，还会有条花蛇从树下的草丛中爬出来，横在路中央。所以连谈情说爱的学生们，都已经不从这片林中穿行散步了，可我却忽然想从这条路上走到系里去，忽然谁都不想见。忽然就在路上偏巧碰见了李广智。
我俩都僵在了路中央。
我俩都在脸上挂了淡黄秋枯的一丝笑。
笑了后，我儒雅大度地闪着让他从我身边过去了。
十天没有见，他平添了几分瘦，默默走着，像在树林中移动的一截秋萎冬枯的干树枝。望着他走过去，我脑子里出现了一团团疑问和不解——比起我，他年迈瘦弱，可他和茹萍在床上时，他用什么办法让茹萍极乐快活呢？用什么办法让茹萍有那样的高潮呢？他是校长，大知识分子，脱光衣服时，也会说那些低级、下流的荤话调情吗？他不会和茹萍做着爱，还讲哲学和文化艺术的思想吧？还有茹萍失急慌忙，急不可耐，替他找的那东西，可你自己放到了哪儿，难道一点也回忆不起吗？难道你有那么糊涂吗？我想问他这些问题时，他已经从我身边过去了。已经错过开口问话的良机了。
就那么看着从我身边过去的李广智，我的心如踏空的脚样在那儿悬一会，最终遗憾地收回来。想要转身走去时，却看见他也脚步慢下来，缓缓地转过身，脸上没有笑，也没有平静和木然，而是厚着深黄的尴尬和枯色。
他木木地站在那，犹豫着用舌头舔舔下嘴唇，看看前后与左右，证明确实槐林里没有第三者，才用很小的声音问我道——
杨教授，我是不是有东西忘到你家了？
我瞟他的脸，想说话我又什么也没说。
他苦笑一下子，说我知道我错了。那东西你要扔了就扔了，要没扔希望你能还给我。
我依然瞟着他的脸，想问话却什么也没问，想说话却什么也没说。
你真的没见那东西？真的没见就算了。他最后看看我，不信任地这样说了一句，收起脸上的尴尬和苦笑，再次转身走掉了。
这次他比刚才走得慢，也走得犹豫和无奈。而我一直站在槐林的小路上，一直望着他走出树林子，心里有几分得意，几分好笑。没和他说上一句话，却像以守为攻，把什么都说了。都已经厉色放言、一览无余了。像把他们彻底打败了，让他臣服了，如一只蚂蚁把一头大象终于绊倒在了自己脚下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