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烟炮”把抚远荒原搅得天昏地暗，仿佛要把大地上的所有生灵赶走。拂晓时分，一列红色拖拉机组成的队伍开进荒原深处。从拖拉机后面的木爬犁上跳下一群人来，其中一个穿棉军装的姑娘，狗皮帽子下的脸颊红扑扑的，眉毛和发梢上挂满了霜雪。
“我们来了！”她对着荒原大声地呼喊。那喊声很快消逝在风雪之中。
二十多年后，她还在呼喊，这声音回荡在建三江农垦局广袤的原野上，传遍每一个农场。那声音是通过现代的传输工具——耸入云霄的广播电视塔。作为建三江的广播电视局局长（1995年），她和她的同事们的声音和形象经常出现在抚远大地千家万户的电视屏幕上，每天讲述着黑土地上发生的故事。我2006年采访杨璐时，她正在局长的位置上。白天她太忙，只好晚上到她家里谈了。
齐耳短发衬托着那张刚毅甚至有几分忧郁的脸，眉宇间还寻得见当年一个热情泼辣的天津姑娘的风韵。她说起话来有条有理，声调不高，已全无天津话的风韵。
我是天津女二中1966届高中毕业生（我说咱们俩是同一届）。毕业时，我的物理考了115分的全班最高分。如果不是当时废除了高考制度，我有把握考上一所名牌理工大学。我的理想是当居里夫人那样的物理学家。
（作为当时重点学校的女生，杨璐是特别有志向的。可惜“文革”的到来让我们这些正待高考的应届高中生的一切理想都付之东流了。在下乡的老三届中，我们这一届学生是最倒霉的！）
我是1968年10月自愿报名来北大荒的，本来分配到条件最好的18团（是苏联1954年援建的现代化友谊农场，因土地面积和生产规模都是全国最大的，当时被称“天下第一团”），我又报名去开发抚远荒原。当时不要女的，我直接找到了团长，不批准，就坐在他的办公室不走！这样，我就成了18团最早进入抚远的5个女人之一。
杨璐走进抚远荒原即现在的建三江管局的过程就是这样的。
那是1969年2月，仍然是荒原上最严酷的季节。杨璐和先遣队在一片桦树林中安营扎寨——在雪地上支起帐篷，用桦木杆铺成床铺，铺下还是一片雪。用汽油桶做成炉子，整天烧着桦木拌子，一停火，屋里和外面一样冷。睡觉的时候，都戴上帽子，早上醒来时帽子和被头上都是霜雪。杨璐她们几个女生也住在男宿舍里——男同志为她们用苇席搭了一个“包厢”。大家不放心她们单独住一顶帐篷，怕她们成了黑熊和野猪的晚餐，那时这些“朋友”经常光顾他们的住地。抚远荒原是发生过黑熊或野猪咬伤知青的事故的。
当时的生活用水就是雪和冰。杨璐经常跟着马车到河里去拉冰块，然后装在水桶里放在炉子上融化，上面是水，桶底是泥和草根子，他们照喝不误。这样的冰水我也喝过，1968年的冬天，我也在这样的荒原度过，那是在大小兴安岭交界的大山里。
杨璐说，冬天倒不怕，夏天最难熬。荒原的蚊子又多又大又狠，让你无处藏身。那时我已当了拖拉机手，在后面扶大犁翻地。蚊子把我围起来，脸上一层，用手一抹，黏糊糊的，疼痛得难以忍受，脸肿得变了形，涂上一层紫药水，演大花脸不用化妆了。有一次，我开着拖拉机到团里办事，把人家吓一跳，不知我是人是鬼！她说来轻松，其实在荒原里被成群的蚊子叮咬是天下最痛苦的，知青们说肯定比“红岩”的白公馆和渣滓洞的刑罚厉害！
说着杨璐笑起来。她说，当时吃饭都在外面，汤里落了一层蚊子，闭着眼睛往里喝，也不知是什么滋味。后来我调到团部当青年干事，条件和连里差不多，也是住帐篷，挨蚊子咬。下连队的时候腰里别一把斧子，一是防野兽，二是渴的时候用斧子在桦树上砍个口子，喝涌出来的桦树汁。“那才是真正的桦树饮料，不像现在净是假的！”
杨璐又笑了。她的丈夫熊圣武要开冰箱为我们取饮料。我说不必了，还是杨局长的故事更有味道！
我请他们说一说关于爱情的故事。杨璐说，我们的爱情没故事。和当时的知青女干部一样，我们的爱情也是在组织的关怀下进行的。1972年我在师部工作，已经26岁了，组织派了一位热心的大姐开始为我物色对象。老大姐热心地找我，说帮我找对象，我说这事不用你操心，把人家顶回去了。因为这件事，我还在党的小组会上受到批评。建设兵团还继承部队的老传统，知青干部特别是女干部的婚姻是要靠组织帮助的。现在看这样也没什么不好。
后来在组织的安排下，她和熊圣武在办公室见了面。他是部队转业的干部，在师部当通讯排长。这个英俊的四川小伙子很实在。他低着头对杨璐说：“你是大城市长大的，在机关工作，文化水平比我高。我是农村长大的，在连队工作，文化水平比你低。你一定要慎重，我绝不勉强你。”在当时的兵团，转业军人是干部，而知青无论你当什么干部，也是战士。给一个女知青介绍一个转业干部，那是很般配。没有级别和身份概念的杨璐并没有在意这些事，但小伙子的真诚打动了她的心，还真喜欢上他了。
这以后她去连队蹲点，他去修建从建三江通往兵团总部佳木斯的通讯线路。几个月不见面，他们写了许多可以公开的情书，谈的都是学习体会、工作收获，充满了理想主义的光彩。
第二年春节，杨璐和熊圣武一起回了一趟四川老家就算结婚了。领导分给他们一套住房像冰窖，缸里的水都冻成了冰坨，切菜都要戴手套。后来他们搬回了集体宿舍，原来的住房成了联络站——谁有事留个纸条，约定见面的地点。
坐在一旁的他们的小女儿晓津仿佛第一次听到关于爸爸妈妈的爱情童话。她偷偷地笑，好像很有趣，很可笑。
杨璐摸着孩子的头说：这些年让我最难过的是孩子。那些年，女同志怀孕生孩子就像犯了罪一样抬不起头来。生老大时前两天我还参加刨粪劳动，生怕人家说长道短，生孩子那天早上，我还上班呢！孩子还没断奶就送回天津了，晚上拿着孩子的照片直哭。后来又有了老二，有时把她锁在家里，有时背着她一起出去开会、一起下连队。我在省委党校学习那两年，全是他爸带着她，把她爸累病了，在哈尔滨住院，又把她托付给了同志们，从小和我们一起吃了不少苦。说到这儿，我发现杨璐的眼圈都红了，自己吃多少苦，她从来不在乎，可孩子吃一点苦，她都挺伤心。
现在按着政策老大晓川回天津读书了。虽然有兄弟姐妹照顾，可总是牵肠挂肚的。她难免也有寄人篱下的感觉。杨璐说，20年前我们下乡和父母分离，20年后孩子返城又和我们分离。哎，这一辈子什么事都让我们赶上了！每次放假，晓川回来和我们团聚，走的时候，小姐妹俩哭作一团，我们也跟着落泪。今年晓川中专毕业了，要家长联系接收单位，局里正搞电视台建设，我一时走不开，晓川在电话里哭，我的心里比她还难受。
我在杨璐的家里看到了晓津写的一篇作文《我的妈妈》：“我的妈妈是知青，其实她现在也不老。可是她的头发白了，白了许多。她总是为工作操心，为我和姐姐操心。我看见妈妈偷偷流过泪，我心里很难过……我多么希望妈妈永远年轻！我多么希望妈妈永远快乐！”
我也很难过，为与我血肉相连命运相关的北大荒的战友！我毕竟也在那片土地上流过汗也流过泪。同时我也为他们自豪，他们无私地为共和国的土地奉献了自己的青春，还在贡献自己的终生。难道他们不值得我们加倍的关怀和思念吗？
我的这篇文章在博客上发表后，吸引了许多读者，后来杨璐还给我来了信，更正了文中的不准确处，更准确地介绍了她当时的生活和工作。我愿意把她的信附在文后，读者可以看到一位退了休的老知青的心境，她们真是当今社会特别值得敬重的人。
尊敬的贾老师：您好！
连日来，在您的博客里拜读了多篇“我们的故事”。这些活生生的故事，把我的思绪又带回到了那段难忘的岁月。一个个知青战友鲜活的形象，跃动在我的眼前，他们的事迹感动着我，他们的命运牵动着我的心，常使我情不自禁地流下泪水。和他们相比，我感到自己实在太平凡了。他们有的比我贡献大，有的比我吃苦多，有的为北大荒献出了年轻的生命。感谢您让我们永远记住他们，让他们永远活在我们这一代人的心中。
那篇“奉献无价”，因是我的亲身经历，虽当时并不觉得苦，但现在回味起来，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是欣慰——为自己没有向困苦屈服；也有自豪——为拥有那段不平常的经历。
这段经历的一些细节，在此作以说明：
1.我不是18团最早进入抚远的五个女人之一。
我1968年10月下乡到18团，两个月后得知了要开发抚远荒原的消息。组建新团人员的条件是“优秀的贫下中农和经过一年以上考验的知青”。我不够条件，但有一个很坚定的想法：既然到边疆来接受再教育，就应到最边远、最艰苦的地方去。鉴于当时的边境形势，也作好了献身的准备，把下乡时带来的稍好些的东西寄回了天津。营、团领导看我决心大就批准了我的请求。确切地说，我是进入抚远东方红团最早的女知青。从18团开赴抚远时，乘坐的是搭着苫布的卡车。
2.收工回来才烧火。
当时连队住的帐篷非常简陋，很长的一栋帐篷，只两头是棉的，中间很大的一段是炕席围起的，根本无法保温。白天出工，机务排开荒，农工排伐木，都在离驻地很远的地方，帐篷里没人，也无须烧火。晚上大家收工回来后才开始烧火，一是为取暖，二是要烤湿到膝盖的棉裤，因初春伐木要蹚过很大的一片沼泽水泡子。入睡时停火，屋里外面一样冷。
3.住男宿舍是1969年冬在东方红团部时。
当时团部机关人员很少，司、政、后各一顶帐篷，既是办公室，又是男宿舍。这三个部门的十来个女同志另住一顶帐篷。一天夜里刮起了大烟炮，把女同志的篷顶掀起了好大一个角，恰在我床位的上方。我把头缩进被子里，听狂风呼号。第二天早晨，我和后勤处的小缪被大雪覆盖了厚厚的一层。于是团领导下令，各部门自行解决女同志住宿问题。政治处的男同志就在他们帐篷的一角，用炕席为我和刻蜡纸印简报的小崔围起了一个“包厢”。
4.婚房是师机关给的半成品新房。
我们1973年春节结婚后，回各自宿舍住。按规定应男方单位解决住房，师领导对我很关心，那年机关盖起的一栋房共11间，只我一人是女方享受这个待遇。是5月份，分给我一间刚刚抹了墙、搭了一铺火炕的半成品新房，屋内地面是和外面工地一样坑坑洼洼的“原始”状态，我们非常知足。简单收拾后搬进去住了个把月，由于彻底化冻地基下陷，炕面塌了好大一个锅底坑，火墙裂开了5公分宽的“之”字形大缝。无法烧炕，也无法烧火做饭，加之两人常外出、下团队，所以家就成了联络站。地基下陷稳定后经维修才又搬了进去。因工作忙，又不会烧煤末，所以第一年冬天挨冻、吃不上热饭是常有的事。
5.“像犯罪”是自己的感觉。
当时各级领导对大龄女青年的婚姻问题是很关心的。怀孕、生育其实是很正常的事，别人也没有什么非议，只是自己觉得有了孩子就会影响工作，是自己有一种负罪感。所以大女儿晓川出生之前托人把母亲从天津接来，孩子不到一岁，母亲就把她带回天津，而且过了三年多才有小女儿晓津。两个孩子都是晚上出生，所以班是上到了整天满点。大女儿出生前一个多月，机关组织义务劳动，在警通连起猪圈刨粪，我不让别人照顾，照样抡大镐，不是怕别人有意见，完全是发自内心的，觉得不应该那么娇气。
以上情况特作说明。近年来就比较简单了，一直在广播电视局工作，直至退休。
退休后，能够做在职时想做而没有时间做的事，想学而没有时间学的东西，生活还是丰富多彩的。上了老年大学，学了绘画、太极拳剑等。平时看书看报，上网浏览，生活得很有意义。
先谈这些吧，打扰您了。
祝您身体健康，工作顺利。
老知青杨璐
2007.7.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