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件事让甘地萌生了要对抗种族歧视的念头，此后，在南非这个种族歧视根深蒂固、无所不及的英国殖民地，甘地作为有色人种先后遭遇到了一连串的歧视与侮辱。民族自尊心和同胞在此所受的苦难驱使他走上了领导南非印度人反种族歧视的斗争，成为引人注目的人物。
甘地在南非为印度兄弟的利益斗争时、提出了“非暴力主义”和“非暴力抵抗”两项学说。甘地告诫他的信徒，“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报复原则，只能导致人类丧失理智，人们不能砍掉别人的脑袋强迫他改变信仰，同样，人们不能用枪弹穿透别人的心脏，强行灌输仁爱之心，暴力只能孕育暴力。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促使甘地提出非暴力主义的是《新约全书》。耶稣劝告人们，当别人打你的左脸时，你要把右脸扭过来让他打。耶稣的训诫使甘地深受感动，促使他下决心以仁慈的典范改造人类，以上帝的意志使他们和睦共处。
1906年秋，甘地获得了一次实施上述理论的机会。这年秋，南非政府制定了一项法律草案，规定：所有年满8岁的印度人，必须在警察局户籍簿上登记，领取带有个人手印的特制身份证。这条带有明显种族歧视的法律激起了旅居南非的印度人的抗议。在同年9月11日，一群愤怒的印度人在约翰内斯堡帝国影院集会，甘地在会上发表讲话，他大声呼吁说：“如果接受法律，意味着我们同意毁灭印度侨民团体。”“我认为只有一条出路，即反抗到底，直至牺牲，而决不能屈服于这种歧视。”
正是在南非这块充满种族歧视的土地上，甘地对他曾经倾慕过的西方文明产生了否定，培养和锻炼了自己从事公众工作的能力，掌握了作一个成功律师的秘诀，基本形成了他的宗教、人生观、社会政治观。他在南非领导的艰苦卓绝的反种族歧视斗争，为南非印度人争取到了基本平等的权利，他从中也试验成功了一种有效的武器——真理与非暴力学说及其实践。不过，在这种反歧视过程中，甘地对英帝国仍充满幻想。
1915年，甘地回到印度。回国后的第一年时间里，他坐三等车游历印度各地，以深入了解他久别的祖国。一年以后，他开始发表演讲，宣传自己的主张，从事非暴力斗争，试验并发展了非暴力学说。他对当时正在进行的战争予以支持，希望以此换取英国的开恩，给予印度自治。“一战”后殖民当局的种种作为使甘地由一个英帝国的忠实追随者变成了不合作者。
1919年英国通过了罗拉特法案，该法案规定，英国可以残酷镇压一切旨在要求印度解放的骚乱事件。同年4月6日，甘地领导全国举行哀悼日。那天，印度人关闭商店，停止营业，走出学校，进行罢工，或者到寺庙里去祈祷，或者干脆闭户不出，以示声援甘地的反抗心声。不幸的是，印度群众没有在全国各地保持沉默，一些地区爆发了骚乱事件。
4月13日，阿姆利则城数千名居民在贾利安瓦拉巴格广场举行和平游行，抗议英国人对该城采取的报复措施。该城军区司令R·E·戴尔将军大怒，亲自指挥士兵向集会群众开枪，以示惩戒。结果，1000多人被打死或打伤。
阿姆利则惨案进一步唤醒了印度的民族觉醒，为抗议反动的“罗拉特法”，甘地发起全国性的非暴力抵抗运动，由于殖民当局的血腥镇压和群众的暴力反抗，甘地一度宣布暂缓非暴力抵抗运动，试图与政府合作，但英国政府继续在哈里发与旁遮普问题上倒行逆施，打破了甘地的幻想。在印度全民反英斗争高涨的形势下，甘地的不合作思想趋于成熟，并率先在哈里发运动中发起群众性的抵制殖民政府的立法机构、法院、学校、封号与洋货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进而推广为全民反帝斗争形式。
1920年9月，国大党加尔各答特别会议和12月的那普尔年会正式通过了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计划及甘地起草的党纲，使非暴力不合作成为国大党的指导思想；争取“印度自治”成为国大党的现实斗争目标；国大党也因此由一个少数上层分子主要依靠宪政手段从事活动的团体变成一个有广泛群众基础、依靠群众性直接斗争进行全面反帝斗争的现代资产阶级政党。甘地在国大党内的领导地位也因此确立。此后，不论甘地是否在国大党内任职，他始终是国大党的“灵魂”，左右着印度民族解放运动发展的方向。
1922年2月，因运动中出现暴力事件，甘地宣布停止第一次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挫伤了士气，引起国大党内的思想混乱。甘地也身陷囹圄。出狱后甘地致力于重振民心士气。
1929年12月31日，国大党拉合尔年会通过争取印度独立的决议，并授权甘地领导新的不合作运动。1930年3月他率领78位志愿队员开始“食盐长征”，揭开了第二次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序幕，给英殖民主义者以巨大打击。运动进行中甘地又与总督谈判，并出席圆桌会议，群众运动因此而松懈，被英国残酷镇压下去。
1934年10月，甘地因与国大党领导层再次出现严重分歧而宣布退党，但仍在关键问题上指导国大党的工作。1939年9月3日，英国代表印度宣战后，甘地的极端非暴力立场与国大党领导机构的有条件支持战争的主张发生尖锐冲突，以致他两次被免职，又因英国政府顽固不肯满足国大党的要求，国大党两次请甘地复出。这期间，甘地的反帝立场进一步发生变化。
1942年4月，在印度国内广大群众反英情绪高涨和日本侵略者迫近印度的形势下，甘地提出了英国“退出印度”的口号，并先后发起了1940～1941年第三次不合作运动和准备发动第四次不合作运动，均被英国镇压下去。甘地入狱直到1944年5月。战争结束后，处于内外交困的英国政府慑于印度民族解放运动再起的压力，答应印度独立的要求。但因印、穆两教的分歧对立由来已久，加之英国分而治之政策的影响，印、巴分治已成定局。甘地为维护印度统一不懈努力，终无回天之力，只好接受分治。
独立后甘地获得了印度人民和国大党的崇高敬意，但他却大权旁落，其终身为之奋斗的非暴力理想也被束之高阁。而对分治以后的宗教仇杀与混乱，甘地殚精竭虑，利用自己的威望与绝食帮助平息了大规模教派仇杀，自己却成了教派冲突的牺牲品，死在了一位狂热的印度教徒的枪口之下。
甘地一生奉行苦行僧式的个人克己生活制度，他的哲学和非暴力不合作的思想深受薄伽梵歌，印度教信仰以及耆那教的影响。他坚持每周一天不说话的行动，相信沉默能给他的内心带来平静。从他三十七岁开始的三年半里，甘地拒绝读报纸，他认为尘世的喧嚣比他的内心的不安更加不堪。
他的思想极为庞杂。他留下了卷帙浩繁的言论记录，其内容涉及哲学、政治、经济和社会各个方面，不仅宗教的与政治的混为一谈，而且资产阶级思想与小生产者思想兼而有之，可以说是无所不包，无奇不有。
然而甘地主义的核心却是其为印度民族解放斗争提出的真理与非暴力学说。而对强大的武装到牙齿的敌人，他提出的唯一斗争武器就是坚持真理与非暴力。用甘地的话说，真理是神，非暴力则是追求真理、即认识神的手段，甘地认为这是强者的武器。这种抽象而富有神秘色彩的学说看起来令人费解，难以让人信服，但它却包含着重要的政治内容，具有较大的应用价值。
在印度这样一个种族混杂、宗教信仰多样、种姓隔离和英国实行分而治之政策的殖民地国家，“真理是神”实际上是把印度各种各样的宗教信仰“众神归一”，把宗教的神与现实中的理想糅合在一起，用人民大众熟悉、了解的语言和形式，唤起人们在真理的旗帜下不分种族、宗教、教派、种姓团结起来，勇敢无畏地追求真理。这无疑是印度资产阶级借以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吸引群众参加反英斗争的有效武器。
同时因为它提倡非暴力，不仅适应了英国殖民统治下人民被剥夺了武装的权利，一直受宗教成见麻痹的现实，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被披着议会民主制外衣、富于统治经验的殖民者接受；不仅能发动群众，又能始终把群众运动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因而很适合印度民族资产阶级在“一战”和十月革命后印度民族独立运动蓬勃兴起，无产阶级世界革命高潮来临的时代条件下，既希望利用群众的反帝斗争以实现自身的政治经济目标，又要防止工农运动的深入发展危及其自身利益的需要。
印度现代民族解放运动几度汹涌澎湃，虽历遭挫折，却历久不绝，并最终在世界人民反***战争胜利后，民族独立和解放运动大势所趋的形势下，迫使英国殖民者撤出印度，应该说，甘地主义在这一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当然，甘地把非暴力作为宗教信仰和不可更改的原则，明显地具有种种弊病和缺陷，对印度民族解放运动产生了一些消极影响。如绝对的非暴力不可能实现；贬斥一切暴力，给群众运动制定清规戒律，不准越雷池一步，必然束缚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如果只要发生暴力就停止运动，必然挫伤士气，丧失革命时机，延长革命过程；群众性自苦和自我牺牲，总有时间和环境的局限性；在反革命暴力的镇压下，徒手的抵抗只能是无谓的牺牲；注重小处着眼，认为注重手段目的自明，往往导致轻重倒置，目标模糊；非暴力的宗教色彩迎合了群众的蒙昧落后意识，不利于群众的真正觉醒；等等。尽管如此，甘地的真理与非暴力学说仍在理论和实践上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
甘地的一生复杂多变，极富争议。无论对于他的敌手，还是他的亲密同事抑或一般群众来说，他始终是个谜。人们对他的评价也是众说纷纭，毁誉不一。在一些人看来，他简直是“神的化身”、“真理的代言人”；而在另一些人看来，他是“欺世盗名的救世主”、“矫揉造作的阴谋家”。曾几何时，他被斥责为“印度封建主义不折不扣的辩护士”、“帝国主义的帮凶”、“群众性民族解放运动的主要叛卖者”，但时至今日，人们一般都承认，甘地是印度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印度现代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他对印度的民族独立和解放事业功不可没。
甘地的伟大人格几乎是举世公认。他具有赤诚的爱国热诚，崇高的牺牲精神，追求真理的执著信念；坚强的意志，坚韧的耐心，随机应变的本领；他待人谦恭、诚实、光明磊落，不分贵贱善恶一视同仁，没有种族歧视和宗教偏见；他注重实际，反对空谈；他关心下层人民疾苦，善于体察民情并始终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他生活清苦，安贫乐道；他尊重女性，提倡人的精神完善和社会和谐；他的道德修养堪称楷模。正因为如此，甘地这位身材矮小、其貌不扬的东方人博得了不同民族、信仰和阶级的人的景仰和爱戴。
他被人们称作“巴普”，意思是父亲，因为他是20世纪印度的国父。即使在印度从英国统治者手里争得独立之前，很明显甘地就已经是3亿8千万印度人争取自治斗争中的关键人物和领袖。
尽管在1937年到1948年之间，甘地获得过五次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但他始终没有获得过这个奖项。多年以后，诺贝尔委员会对此公开表达过他们的遗憾。甘地去世后，他的事迹一直受到广泛的评论。爱因斯坦这样评论甘地：“后世的子孙也许很难相信，世上竟然真的活生生出现过这样的人。”他又说：“我认为甘地的观点是我们这个时期所有政治家中最高明的。我们应该朝着他的精神方向努力：不是通过暴力达到我们的目的，而是不同你认为邪恶的势力结盟。”
1999年《时代》杂志将甘地评选为20世纪风云人物。第一名是爱因斯坦，第二位是罗斯福总统，印度的甘地则名列第三位。
虽然这位伟大的圣雄最终倒在了宗教极端分子的枪下，但他的光辉和他留给人类的伟大的精神遗产，势必将代代流传，永不磨灭。
雄狮之怒——英迪拉·甘地之死
一、注定的刺杀
她是印度独立后首位执掌政坛的女性总理，也是印度历史上迄今为止唯一的女性总理。印度人民将她称作“印度国母”，而所有接触过她的别国领导人，则称呼她为“印度的铁娘子”。
她，就是尼赫鲁家族出身的英迪拉·甘地，也是印度独立后第一位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的女儿，是印度近代最为著名也是最存有争论的政治人物之一，分别担任了两届印度的总理。
著名意大利记者法拉奇曾经在见过英迪拉·甘地后，在自己的笔记中记录下了他对这位传奇女性的印象：“她的相貌很动人，她有一对淡咖啡色而又略带哀伤的美丽眼睛，脸上总是挂着一丝奇妙、高深莫测却又能引起人们好奇的微笑。”这短短的几句话，却将英迪拉·甘地内心表现出来的性格描写得丝丝入扣。
英迪拉·甘地在印度人民心目中，一直是以一种铁腕英雄的形象存在着，然而就是因为她对于锡克教极端分子的铁腕手段，注定了她将会成为这群狂热宗教徒的眼中钉、肉中刺，恨不得除之而后快。
1984年10月31日，上午9点刚过，英迪拉·甘地同往常一样离开她在新德里的寓所，步行前往政府大厦南区的总理办公室，然而，就在进入拱门的一刹那，却被她的两个锡克教警卫开枪刺杀。同日下午1点20分，在经过了全力抢救无效后，这位继承了父亲尼赫鲁的事业，为印度的独立和繁荣奋斗了一生的政治家、不结盟运动的领导人之一，永远离开了她所热爱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