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夔丞在革命后，受陈其美重用。甚至一度担任孙中山的卫队长，高度接近中央权力。但应的江湖作风，却使其无法立足。据称应任孙中山卫队长时，动辄颐指气使，甚有动枪胁迫他人的举动，孙不得已，改任其为庶务长。南京临时政府北迁，应顺势被解职也就在情理之中了。于是，应夔丞组织“共进会”，是要将帮会力量改造成新型的政团，以避免与政府正面冲突。该会曾在《民立报》上刊出广告，宣称“本会发起就各地原有同志实行联合，共议进行，以期交换知识，增进道德，维持国内和平，振兴各项实业，聚兹民气，蔚为国光”[4]。
1912年9月，新政权发布严禁秘密结社的通令，打击帮会组织，共进会也在其列。同月，共进会首领之一汪旦庵以上海总部的名义，在《神州日报》上发文为会党求情：“请谅吾人之苦心，虽不表同情，亦请为社会计，稍留余地，弗因莫须有之事即加苛责。”
10月，浙江与江苏两省严令要求解散会党。江浙，为共进会重镇。共进会备受压力。而在此时，原与帮会势力在革命一端有合作关系的革命党人对其却不理不睬。于是，应夔丞不得已，求助于北洋系力量。
此时，北洋力量也介入了帮会的整治。10月16日，国务秘书洪述祖陪同应夔丞前往谒见江苏都督程德全，程德全委任应夔丞为江苏驻沪巡查长。其后，程德全在给袁世凯的密电中如是说：
今晨洪述祖挈应夔丞来宁谒见，当即晓以利害，动以大义，应亦自承情愿效力……现已委应夔丞为驻沪巡查长……惟去年上海光复，应夔丞垫用款项实属不赀，据称亏累十七万余，即孙中山汽车亦应所制备，其他概可想见，其党徒厚望孙中山、陈其美量予位置，今皆不克如愿，仍复聚而不散，察其情形似非月给三千元不能应付，此间因财政支绌，现仅许月给巡查公费一千元……此电达，乞密不宣。
18日，袁世凯回电说：
叶电悉。尽筹周至，掺纵咸宜，造福江域，诚非浅鲜，莫名慰佩。不敷之两千元，可由中央拨付。惟此人迭接武昌文电通缉，须加特赦，统俟洪述祖回京再商办法。[5]
程德全密电说得清清楚楚，应夔丞之所以要输诚，实是因为光复之后，“其党徒厚望孙中山、陈其美量予位置，今皆不克如愿，仍复聚而不散”。应夔丞与内务部秘书洪述祖一拍即合。应夔丞答应解散共进会各地分支，袁世凯给予特赦，并在经济上支持应夔丞的活动。12月，洪述祖陪应夔丞北上，受袁世凯传召，应夔丞并表示原会中的骨干力量将为袁所用，袁不置可否。之后，应夔丞从袁世凯处获三万元活动经费，并再获赵秉钧召见，获国务院密码本一份（即后来的应密本）。
辛亥之后的共和国基本权力架构，是北洋派、立宪派与革命派三足鼎立的联合政权。应夔丞活动于三种力量之间，而至1912年年底，因与革命派的分歧越来越大，帮会与革命党在南方的联合已经基本破裂。为谋求生存空间，应不得不倒向北洋系，在南方为北洋刺探情报。应夔丞主谋刺宋，这一极端行为的基本动机，或许就是要报复持稳健立场的革命党人（正热衷于议会政党政治的国民党），并向北洋系投桃报李。以下一段应夔丞庭审时与其辩护律师爱礼司的对话，正能反映出应本人对于革命党的心理：
爱：汝自己有会否？
应：有。
爱：何会？
应：共进会。
爱：为何设此会？
应：因同盟会自合并国民党后，即将从前分子之青洪帮等置之脑后。
爱：青洪帮是组织？
应：与从前之同盟会相同。
爱：青洪帮系何种人组织？
应：前清时贩盐的、当兵的。
爱：国民党不管此种人，为何汝要设共进会？
应：前清时共图革命，今国民党只顾自己做官，且反对青洪帮，故设会保护他们，使有法律保护。
爱：孙文来沪时，汝记得否？
应：记得。
爱：孙到申时，汝曾照料否？
应：曾照料。
爱：如何照料？
应：其时英捕房不认为交战团体，不派捕照料，故住在法界，所有房屋器具及种种用费均是我的。
爱：汝偕孙至宁否？
应：是。
爱：其时即派为庶务长乎？
应：在沪时即委。
一问一答之间，透露出的消息是，应夔丞对于革命前盟友（同盟会——国民党）的“叛变”极为愤怒。应夔丞主谋刺宋，其更重要的心理上的动机是，他此时已是北洋系窥测南方一个的马前卒，有向北洋效劳之心。而充当应夔丞与北洋最高层之间的牵线人的，正是国务秘书洪述祖。
共进会试图策动湖北兵变之后，袁世凯政府对于帮会组织，颇感棘手。如何令共进会解散且“为我所用”，成了袁世凯的难题。于是，在南方，尤其是上海具有复杂人脉关系的洪述祖就成了不二人选。1912年10月，洪述祖南下，勾连共进会首脑应夔丞，二人一拍即合，随后就称兄道弟。洪述祖以应夔丞邀功获利，应夔丞以洪述祖谋利转圜。二人的结合，既有利益交换，又有政治联盟。更奇妙的是，应夔丞与洪述祖，同属贪财忘义，目无法度，大胆妄为，近乎肆无忌惮的亡命之徒。这样的组合，只要一个触媒，就能干出惊天动地的大事情。1912年年底，随着国民党力量在议会中的不断壮大，立宪派与北洋系在中央的联盟倍感压力。随着国会选举结果的公布，洪述祖与应夔丞的焦点，都对准了国民党领袖宋教仁。要在宋教仁身上做“文章”，打击国民党，成了二人的“题目”。
“毁宋酬勋”
自1912年10月，应夔丞认识洪述祖之后，就与北京方面密电、信件往来频繁。1913年4月25日，江苏都督程德全公布应夔丞处抄获的函件，仅就应夔丞与洪述祖、赵秉钧往来信函电文，就达36件。这些函件，起于民国元年10月29日，终于1913年3月23日。2月之后的信函，透出应夔丞与洪述祖手段不断升级，最终动用暗杀。
1913年3月13日，事情进一步发酵，洪述祖以密电致应：
毁宋酬勋位，相度机宜，妥筹办理。
这段文字，历来是洪述祖、应夔丞往来函电中最为关键，也是最为费解之处。其中，“毁”与“勋”作何解释，都是这段文字的难点。不同的解释，完全可以对刺宋案引发不一样的结果。
《民立报》的按语是：毁宋酬勋者，杀宋教仁则酬以勋位也。《民立报》的解释中，“毁”为“杀”之意，对“勋位”则没有怀疑，也没有做别的解释。程德全公布的全本中，对“毁宋酬勋位”没有解释。
倒是洪述祖在该年5月3日的自辩通电中对这个毁字做了解释：
再，毁人二字系北京习惯语，人人通用，并无杀之意义在内，久居京中者无不知之，岂能借此附会周内。[6]
洪述祖对“毁”字自圆其说的说法，有一定道理。《说文》解“毁”，缺也。《康熙字典》，“毁”可解释为坏、訾、折、去等。口毁曰訾。按照洪述祖自辩所说，前电文中的“毁”当释“訾”意。洪述祖的解释，也得到了今人的支持：
以往著述中常以“毁宋酬勋”四字作为刺宋计划出自北京的最重要证据，但这实际上是一种误读。“毁”字是指诽谤，并没有杀害的意思，比如民初章太炎见袁世凯，袁辩白说：“吾以清运既去，不得已处此，常惧不称，亦安敢行帝制，人之诬我，乃至于是。”章回答道：“以愚意度之，言公将称帝者，非毁公，乃重公耳。”这里“毁公”与“诬我”对应，毫无疑问是指污蔑，没有杀人的意思。当时以北京话为官话，白话文也以北京话为基础，此处“毁”字即出于北京口语，查专门字典《北京话词语》，“毁”字有两个意思，第一即“败坏他人名声”，比如“我们能捧人也能毁人”，第二为“使人受精神、经济损失”，并没有杀害的意思。因此洪述祖在这一问题上的自辩是成立的，即“毁宋酬勋”是指前面一直在策划的，购买宋教仁在日本诉讼案的证据，以败坏宋的名誉，并非指暗杀。[7]
洪之“毁宋酬勋”一语，从表面上来看，似乎就是袁批准杀宋的过硬证据，但其实经不起推敲。授勋乃国之殊荣盛典，当昭告天下，举行典礼，万众瞩目，非比寻常。应不过是个巡长，即使做得天衣无缝，请问总统以何理由授他勋位？岂不是自动引人嫌疑？酬应还有其他方法，赠以厚款就是最常见、最方便也最不引人注目的方式。袁何以用此大轰大嗡的笨招？
我已经在《“毁宋酬勋”考》中指出，其实那“毁宋”的“毁”字在文言中是“毁谤”之意，指的是毁了宋的名声，并非“杀宋”。杀宋的建议是应而不是洪反复提出的，洪在接到应的建议前许愿“毁宋酬勋”，其实是以此催要应某答应提供却迟迟不寄去的宋的刑事犯罪证据，好在袁面前交差。[8]
上文我已经指出，“毁”字其实在文言文中可以有好几种解释，并非只有一种。如解释为“坏”，则可以认为是“杀宋酬勋位”。而将“毁”解释为“坏”，是接受度最为广泛的。《民立报》的解释，取的就是“坏”之意。后世将“毁宋酬勋位”一语做“杀宋酬勋位”解，应该说，并不是望文生义，事实也证明，恰恰是应夔丞“坏”了宋教仁性命。中国最为流行的侠义小说《水浒》中，“莫要坏了好汉性命”，就是一句相当流行的口头禅。我们应注意到，洪述祖的密电，是发给擅长杀人越货的青帮头目应夔丞的，而不是文绉绉咬文嚼字的文弱书生的。
“毁宋酬勋位”一语关键，并不在于北京方面含混的外交措辞，而在于这一信息的接收者如何去理解。洪述祖对于一个青帮头目传达指令之时，在已确知无“宋案物件”的前提下，继续诱导青帮头目应夔丞“毁谤”，并且“相度机宜，妥筹办理”，那反而更有悖常理了。“毁宋酬勋位”一语中，还有一处关键，即“酬勋位”。上引述文字中，评论者认为“授勋乃国之殊荣盛典，当昭告天下，举行典礼，万众瞩目，非比寻常”，所以袁世凯不会用此“笨招”。实际上第一个注意到“授勋位”存在问题的，是赵秉钧，赵在自辩中说：“查临时约法，授予勋位，系大总统特权，然向例必由各机关呈请。其勋绩不甚显著者，则开会评议，取决多数。即中央特授，亦系评决。”[9]
但这里的涵义，不能以一种已知结果的态度来讨论其滑稽程度。回到洪述祖的密电本身，“酬勋位”一语，对信息接受对象（应夔丞）起码表明了两种涵义：其一，授勋是国之大事，必须有国家元首的肯定，那么，洪述祖试图向应夔丞暗示“毁宋”（暗杀）已获得袁世凯授权；其二，帮会人士处在政治底层，向来被认为是下九流，应夔丞四处寻找可依附的力量，洪以授勋相诱，应岂有不从？在“授勋位”这一细节上，还可以说明一点，应夔丞本人，确实是对于革命有功的，授勋是可以找到理由的。宋案既然是一桩政治谋杀案，那么谋事者的前提，是不被侦破，那么授勋显然可以通过应夔丞革命有功这一点来办到。所以，以事后应夔丞成为重犯的角度来评述“授勋位”之不可能，实际上已经南辕北辙了。
应该说，洪述祖在这里相当机敏地玩了一个文字游戏，刺宋事关重大。洪述祖不敢下明确指示，含糊其辞却又杀机重重。
不过，同日应夔丞的回电，就准确地回应了洪述祖：
三月初九来函及十三号电均悉，别详陈于后。……功赏一层，夔向不希望。但事关大计，无为釜底抽薪法，若不去宋，非特生出无穷是非，恐大局必为扰乱。惟中间手续，无米为炊，固非易易。幸信用尚存，余产拼挡，足可挪拨二十余万，以之全力从此，急急进行，复命有日。（应夔丞致洪述祖3月13日密电）
青帮头目应夔丞使用的措辞相较于洪述祖的含混，准确无误，是“去宋”。并且在电文中再次与北京方面商讨刺杀价钱为二十万。
1913年3月13日，在洪述祖与应夔丞往来电文中，刺宋的剧本，至此写就了。
政客
国务总理赵秉钧，是宋案发生后被国民党方面怀疑的第一对象。原因不外乎三点：证据一，在应夔丞处查获的往来电文中，一份为赵秉钧发给应夔丞，三份为应夔丞发给赵秉钧，说明国务院与应夔丞往来密切；证据二，应夔丞关于“宋骗案”的电文（冬电），是发给赵秉钧的，赵在背后指使洪述祖。
赵秉钧发给应夔丞的信，时间约在1913年1月：
密码送请检收以后，有电直寄国务院赵可也。桂馨先生鉴。钧手启。
赵发给应夔丞密电并手书嘱咐细节，确实是在官言官，语未及私。应夔丞发往国务院的三份电文中，前两份（分别为1913年1月25日、1913年2月1日电）与宋案无涉。唯一有关系的，是第三份电文，即1913年2月2日电。赵秉钧对这些电文，均未作回应。往来密切之说，也就不成立了。赵秉钧自辩说：“甲乙谋杀丁，甲诳乙以丙授意，丙实不知，遽断其罪，岂得为公。”[10]
赵秉钧在国务院收到电文之后有没有看过，属赵一人之行事，既不能证明，也不能证伪。宋案发生后，当时的国务秘书长张国淦提供了一条关于赵秉钧极为有趣的现场记录，也耐人寻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