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龙很纯粹，从不掩饰自己对酒色财气的偏爱。他甚至不在乎别人的误解，不在乎别人看不到他在酒色财气背后的孤独与痛苦。他只是在《楚留香传奇》中以介绍胡铁花为机会，淡淡地说一句：“别人愈不了解他，他愈痛苦，酒喝得也愈多。他的酒喝得愈多，做出来的事也就更怪异，别人也就更不了解他了。”他还说过：“一个人如果沉溺于酒，必定有他伤心的事，而伤心的人必定是多情的人。”浊酒一杯，伤怀万里。
古龙的情怀又是充满了敬畏之情的。放浪形骸又遗世独立的浪子，也会是“惧内”的。古龙笔下的男人，惧内者不在少数。比如《陆小凤传奇》中的朱停，《边城刀声》中的追风叟，《楚留香传奇》中的屠狗翁等。这些人物的可爱之处都在于他们的惧内，每个男人惧内的缘由，都是源于他们对于妻子的爱。正如古龙的答案一样：一个男人若是不爱他的老婆，就绝不会怕她的，这就叫因爱生畏。
生命终究是脆弱的，刀光染尽剑影，诗酒趁了年华，于是苍凉了一生，又狂浪了一生的古龙，在斑驳的江湖上停止了呼吸。尽管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江湖上来去匆匆的侠客们依然会在不经意之间想起古龙，在神秘而沧桑的故事里，抛开世事仇怨，一笑泯恩仇，然后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这一切自是一番别样境界，江湖中人，嫣然一笑，已然会意，妙不可言。
几段唏嘘，几世悲欢，不胜人生一场醉。文人在酒中拈花拂月，醉美如痴，不愿老去，于是长醉不醒。
17.浮世悲欢的忧伤与隔膜
张爱玲的一生，总是离不开一缕淡淡的忧伤情绪，如同她笔下的香港一般，离不开一种“紫”的情怀：看似满心欢喜热闹，却依然独自惆怅。“紫黝黝的蓝天，凄清的天与海”“紫阴阴的嫩蓝的天”，这一切都是一缕浪漫与深沉并存的紫色调，既高贵华美，又是一种深具距离感的深沉忧愁。张爱玲终其一生，横空出世地来，旁若无人地活，听天由命地走。她，就是民国奇女子张爱玲。在张爱玲逝世20周年的日子里，她笔下的灵魂，文字中的孤傲，跌宕起伏的人生轨迹，给后世留下了无限遐想，韵味无穷。
对于张爱玲来说，家或许是“一袭爬满了蚤子的华丽的袍”（《天才梦》）。1920年9月30日，张爱玲出生在上海。与张爱玲同时代的作家，没有谁的家世比她更显赫。祖父张佩纶，光绪年间官至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是“清流党”的主要人物；祖母李菊耦是李鸿章的女儿。张爱玲生母黄逸梵是首任长江水师提督黄翼升的孙女，后母孙用蕃是曾任北洋政府国务总理的孙宝琦之女。清末显赫的几大姓氏都与张爱玲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然而，世事难料，在这个显赫的大家族中，却上演了一幕幕聚散离合时代变迁的剧目。这些星星点点的童年故事，既是深刻的记忆烙印，亦是张爱玲一生创作的灵感源头。一切华丽都是脆弱的，一切唯美都是悲伤的，浮生连晴天的日照也经不起，说好的永远，早已仓皇，曲还未终，人已散尽。
张爱玲的父母在结婚时曾是一对人人称羡的金童玉女。那时张家的日子是非常风光的。然而婚后不久，张爱玲的父亲张志沂开始花天酒地。嫖妓，养姨太太，赌钱，吸大烟，一步步走向堕落。受过五四运动和新文化影响的黄素琼无法忍受丈夫的纨绔作风，离家出走以示抗议——名义上好听一点，是说出国留学。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17岁的张爱玲向父亲提出出国留学的想法，结果惹得父亲暴怒。淞沪战场的炮火，家中的争吵，令张爱玲惊扰难眠，于是她跑去与母亲同住，这在父亲看来是一种明显的背叛。有一次，张爱玲擅自到生母家住了几天，回来竟遭到继母的责打，然而继母诬陷张爱玲打她，父亲发疯似的毒打张爱玲，“我觉得我的头偏到这一边，又偏到那一边，无数次，耳朵也震聋了。我坐在地下，躺在地下了，他还揪住我的头发一阵踢。”然后父亲把张爱玲关在一间空屋里好几个月，由巡警看管，得了严重痢疾，父亲也不给她请医生，不给买药，一直病了半年，差点死了。她想，“死了就在园子里埋了”，也不会有人知道。在禁闭中，她每天听着嗡嗡的日军飞机，“希望有个炸弹掉在我们家，就同他们死在一起我也愿意”。
这场幽禁持续了半年之久。1938年的一个深夜，张爱玲终于逃离了这个曾经显赫的家族，奔向了母亲的家。母亲的古董越卖越少，又要张罗张爱玲读书的费用，过日子自然精打细算。从来没做过家事，没搭过公交车的张爱玲，一切都需从头学起。母亲和姑姑教她怎样过不再有人服侍的生活：包括洗衣服，做饭，买菜，搭公交车，省钱……
张爱玲料想不到，钱的问题，最终会慢慢消磨掉母女间的情感，张爱玲写道：“她的窘境中三天两天伸手向她拿钱，为她的脾气磨难着，为自己的忘恩负义磨难着，那些琐屑的难堪，一点点地毁了我的爱。”
第二年，张爱玲一鸣惊人，以远东区第一名的成绩考入英国伦敦大学，可惜日本侵华的炮火阻断了她的行程，她只好转入香港大学。然而，黄素琼在自己的游历和女儿上大学之间，选择了自己的游学，对张爱玲的学费就断掉了。
在香港大学，张爱玲发奋读书，门门功课都能考第一名。一位名叫佛朗士的英国教授私人奖励了张爱玲800港币的奖学金，正是这800港币导致了张爱玲对母亲的彻底绝望。黄素琼来香港看张爱玲的时候，听说教授给了这笔奖学金，竟然拿着这笔钱出去打麻将，全部输掉了。一直到她走的时候也没有问过张爱玲，这学期的学费、生活费怎么办。自此，张爱玲和母亲的关系到了尽头，正如《小团圆》里的那句话：“我觉得一条长长的路走在了尽头。”
“见了他，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她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张爱玲送给胡兰成照片背后的留言。”张爱玲与胡兰成的恋情，虽短短三年，却是她一生中浓墨重彩的一笔。23岁的张爱玲，遇到的是年长她14岁的情场老手胡兰成。胡兰成曾任汪精卫伪政府宣传部政务次长，能言善道，在南京有一妻一妾以及数位情人。但恋爱中的张爱玲难以自拔，她送给胡兰成一张自己的照片，后面留言：“见了他，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她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
这是张爱玲在少女时代，纯洁的情愫开出的第一朵花。从此，他们情书往来，沐浴在热恋的爱河里。此时的胡兰成已续娶英娣为妻，然而，他与张爱玲两心相印，两情相悦，两颗相爱的心历经磨难贴近到一起，不可避免地撞击出绚丽的火花。他们冲破道德和理智的羁绊，成了一对相亲相爱的情侣。
也许每一个男子全都有过这样的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的一粒饭粘子，红的却是心口上的一颗朱砂痣。——《红玫瑰与白玫瑰》
这就是张爱玲式的性感，讥诮、冷漠，带着置身事外的居高临下，却又一语惊醒梦中人。冷峻的外表之下，一颗敏感柔情的心隐藏得很深很深，充满了怜悯的诱惑，却一世都无法释怀。
1944年8月，胡兰成在抛弃一妻一妾后，与张爱玲定下婚约，考虑到时局不稳，两人没有举行正式仪式，只写婚书为定：胡兰成、张爱玲签订终身，结为夫妇，愿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然而，这次婚姻是极不明智的选择。尽管张爱玲一生都有“独在小楼，不管政治”的姿态，仿若独享淡月疏影的情怀，但选择胡兰成无疑成为世人眼中的污点，人们可以接受不同的政党派别，但绝不能接受汉奸。即使只论个人感情，这次选择也是失败的。胡兰成没能给张爱玲带来静好的岁月，只有曾经伤痛，一世纠葛。
先是胡兰成去武汉办《大楚报》，爱上了护士小周；后来抗战胜利，胡兰成逃亡，留下张爱玲独自面对舆论攻讦，他则爱上朋友的妻子范秀美。张爱玲去温州找他，要他在自己与小周之间做出选择，他不肯。张爱玲责问他：“你与我结婚时，婚帖上写‘现世安稳’，你不给我安稳？”胡兰成的回答是：“我待你，天上地下，无有得比较。若选择，不但于你是委屈，亦对不起小周。人世迢迢如岁月，但是无嫌猜，安不上取舍的话。”
也许，一世情，却只了却了半生缘，留得半世，在浮生若梦里，悬空了岁月的悲凉。他和她，再也回不去了。这大概是世上最凄美的情话：我们再也回不去了，回不去的，除了岁月，还有人心。时光不会倒流，人世间，醉美不过怀恋，似曾相识的他，也只是一个影像，在记忆的画布上，逐渐暗淡，只留下灰白的隐晦画笔，没有浓墨亦没有重彩，仿佛一切都是缘起缘灭的一场虚空。
张爱玲隐忍到1947年，待胡兰成已经完全脱离险境，才寄了一封分手信给他：“我已经不喜欢你了，你是早已经不喜欢我的了，这次的决心，是我经过一年半的长时间考虑的，彼唯时以小吉（小劫）故，不愿增加你的困难，你不要来寻我，即或写信来我亦是不看的了。”随信还附了30万元钱，作为分手费，那是她新写的剧本的稿费。
张爱玲，在乱世中经历了父亲的家、母亲的家、胡兰成的家，却都不是家。在她华丽的前半生里，一个“家”字，却不知如何落笔，欲罢不能，亦求之不得。
1955年张爱玲到了美国，但她引以为自豪的写作却遭遇了毁灭性打击。一部部作品写出来，一部部被出版社拒绝，为此张爱玲不知流下了多少羞恨交加的眼泪。绝望之中她只好为香港电影公司写剧本以谋生，甚至着手写作《张学良传》。她终于发现，她并不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红”的天才。其实，20世纪40年代她在两年内从一个因战争辍学的大学生一跃而成为上海最有名的作家，是与上海“孤岛”时期的特殊形势分不开的。艺术和人生的“传奇”，并不能到处复制。
在张爱玲的性格中，有一种沁人心脾的冷峻。在生命中的最后20年，张爱玲呈现出越来越明显的心理疾病。她对人越发冷淡、孤僻，生活日益封闭，家具、衣物随买随扔。她其实是以这种方式来摆脱内心的空虚与枯寂。1995年9月8日，张爱玲谢世于美国洛杉矶寓所，7天后才被人发现。屋里没有家具，没有床，她就躺在地板上，身上盖着一条毯子。一个曾经无限风光的生命以一种最凄凉的方式凋零了，仿若天空中划过的一道柔光，响彻天空地壮丽过，却静匿无痕。
张爱玲寂寞地走了，正如余秋雨在《张爱玲之死》中所说：“她死得很寂寞，就像她活得很寂寞一般。但文学并不拒绝寂寞，是她告诉历史，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还存在着不带多少火焦气的一角。正是在这一角中，一个远年的上海风韵永存。”张爱玲的一生，是略带残酷的，她在疏离中飘落，归家的方向却永远都是未知的。她的文学创作，是时代的雕刻，然而她个人的一生，却与时代有些隔膜，她独自张狂、焦虑、虚荣和高傲着，在不尽的苍凉之中发现着原生态的野性之美。张的一生，或许，“too desolate for words”。
“时代的列车轰轰地往前开。我们坐在车上，经过的也许不过是几条熟悉的街衢，可是在漫天的火光中也自惊心动魄。就可惜我们只顾忙着在一瞥即逝的店铺的橱窗里找寻我们自己的影子——我们只看见自己的脸，苍白，渺小：我们的自私与空虚，我们恬不知耻的愚蠢——谁都像我们一样，然而我们每个人都是孤独的。”（张爱玲《烬余录》）
张爱玲已离去20余年，这是一个怎样的时代？这是一个无所畏惧的时代，我们可以选择独一无二的生活方式，然后在快意恩仇的江湖上播撒情愫，在迷惑的世界里依然逍遥如故。也许，张爱玲的年代，是最好的时代，亦是最坏的时代。
18.一切有情 都无挂碍
他叫苏曼殊，去留于无意之间，行走在无影之世，他半僧半俗地孤独了一生，用生命写下了“一切有情，都无挂碍”的涅槃。“一代情僧、诗僧、画僧和革命僧”，是世人对苏曼殊的评价，还因为嗜糖如命被称为“糖僧”。苏曼殊，在游离了三十五年的红尘羁旅之后，永远地长眠在了杭州这个绝美的地方，他的一生，亦成为了被后世传唱的江湖传奇。
苏曼殊是孤独亦复杂的人，他用一生演绎了江湖的游戏。或者说，他就是一个孤独的标本。苏曼殊的一生，看似热闹而壮烈，却有着无尽而绵长的孤独与忧伤，用软软的乡音，倾诉着光怪陆离的世俗纷扰，破解着矛盾的反叛行为。也许上天，总会嫉妒有才情的人。曼殊的一生，是一场出世与入世的心灵镜像，支离破碎之间却掩盖不住异常的光亮，他时而是“无端狂笑无端哭”的“行云流水一孤僧”，有时又沉浸于“忏尽情禅空色相”的自省模式，有时又融入“并肩携手纳凉时”的红尘生活。
他投身革命，有着家国情怀，又芒鞋破钵，三次出家又三次还俗；他流连青楼，痴心缅情；他亦耽于美食，暴饮暴食。亦僧亦俗，放浪形骸了一世，却原来，无论是革命、礼佛、恋爱，还是声色、美食、漂泊，于他，都是在寻找一种心灵的释放，借以摆脱无边浩瀚的孤独，哪怕一切只是沉寂和消逝在了不可名状的无尽等待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