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名学者顾海良指出，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既不能否弃《资本论》的科学价值，也不能简单地把《资本论》看作马克思经济学的全部内容。即便是资本主义经济学的发展，也不能只限于《资本论》论题，而应该在《资本论》关于“资本一般”理论的基础上，拓展竞争、信用和股份资本等理论问题的研究视野。
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是经济关系的本质，西方经济学研究的是经济现象，因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但不实用，西方经济学庸俗但比较有用。我觉得，这种观点是极不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区别并不在于要不要研究日常的经济现象，而在于如何研究经济现象。马克思认为，事物的现象与本质往往是不一致的，科学的任务就在于从现象中发现本质，并从事物的本质出发对现象做出科学解释。
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也是任何其他主义所不能及的，也因为如此，这世界上存在着许多不一样版本的解释和陈述。就如美国近代马克思主义学家达拉普（Hal Draper）所讲“在人类历史上，少有学说像马克思思想一样，被不一般地人为严重扭曲”。
二、《资本论》的历史价值
2008年，拥有158年历史的华尔街第四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公司宣告破产。随着这张重量级多米诺骨牌倒下，由美国次贷问题引发的金融危机迅速蔓延世界。
货币引发了资本危机。这个时候，资本主义国家的决策者、学者、民众开始重新认识和重新评估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的《资本论》，近年来，《资本论》重新回到人们的视线，成为热门读物。
与此同时，一则“金融危机促使《资本论》热销”的报道被广泛转载，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迅猛推进的全球化态势提供了重新研究《资本论》的外部氛围和社会诉求。德国专门出版学术著作的卡尔迪茨出版社表示，金融危机爆发当年，《资本论》的销量蹿到了前一年的近三倍，一度还脱销了六个星期。
香港《大公报》曾发表评论文章《大危机孕育世界新文明》指出，发生于20世纪30年代和当前的两次全球经济大危机，性质完全不同，如果前者是资本主义“周期性危机”，那么后者已是资本主义“文明性危机”。从大文明意义看，2008年大危机标志资本主义进入文明意义的衰退，历史正在孕育新的大文明。
在人类近代发展史上，几次面临重大的危机或重大的转折，经常出场的是马克思的《资本论》。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发生以后，德国财政部长施泰因布吕克公开承认，他正在阅读马克思的《资本论》。而时任法国总统萨科齐，也被人看到正在翻阅《资本论》。
中央编译局马克思主义研究部刘元琪认为，当前世界资本主义危机的持续深化，导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获得了更多的重视，并使马克思主义者更有信心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更全面和深入地分析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垄断资本理论对战后资本主义的基本趋势的预见基本是正确的，但是这些基本趋势通过一个自然历史进程发展出了新的表现形式。
刘元琪说，战后资本主义的诸多新的重要现象，比如战后繁荣、滞胀危机、新自由主义、全球化、金融化以及当前世界资本主义危机，以马克思主义的垄断资本理论为基础来分析，可以获得比较贯通统一的解释。战后垄断资本实质上已演变成一种金字塔式世界超级垄断结构，它的顶层是比战前垄断资本控制能力更高的超级垄断资本；它的上层和中层垄断资本之间比战前具有了更多的国际性，因此避免了列强战争；它的统治方式更多采用了金融、经济和文化手段而不是直接的暴力手段，因此是一种更深入更精致的垄断——将超级垄断和弱肉强食式的过度竞争、个人主义结合在一起。这种新型垄断未来在停滞、不平衡的经济危机和社会政治危机等趋势上也具有和战前垄断资本不同的表现形式。
有分析认为，1920年代，苏联经济的短暂繁荣意味着同忽视马克思经济学方法的彻底决裂。以此视角出发，普列奥布拉任斯基（Preobrazhensky）的杰出贡献，以及鲁宾（Rubin）和他的学派对马克思方法论的研究，具有特殊意义。然而，这一充满希望的发展在十年后被无情地中断了。此后的几十年的苏联，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而言，是一个毫无生机和贫乏的时代。
有评论认为，在马克思的理论中，任何一个方面都没有像《资本论》的方法那样被如此粗心大意地对待。这样说，绝不意味着我们轻视先前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成就。在这里，或许我们不仅可以包括如此具有天赋和原创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例如：卢森堡、列宁和托洛茨基，甚至我们也可以指出希法亭著名的《金融资本》或奥托·鲍威尔（Otto Bauer）杰出的经济分析。然而，当马克思指责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对内容（物质）的极大兴趣”和“对掌握经济关系形式上的差别方面缺乏兴趣”的时候，众多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也必须接受马克思针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相同的批评。
20世纪70年代初，以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分析战后资本的代表人物厄尔奈斯特·曼德尔，在其重要著作《晚期资本主义》中指出：“正如列宁只能在《资本论》的基础上来发展他对帝国主义的论述，以证明控制着马克思所发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部过程的一般规律。因此，我们在今天也只能在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的基础上来尝试对晚期资本主义提出一种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晚期资本主义的时代，已经不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新时期。它只不过是帝国主义、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的进一步发展。”（厄尔奈斯特·曼德尔：《晚期资本主义》，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4页）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专家、意大利锡耶纳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埃内斯托·斯克勒潘蒂指出，资本主义正在走向不确定的未来，当前，经济全球化已全面渗透到世界经济的各个角落；但在市场资本主义主宰下，全球金融体系表现得十分不稳定，跨国资本营造出的全球帝国主义，正将世界经济拖入多轮次经济危机的恶性循环。这说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遇到了死结。
他说，作为最先预言经济全球化的经济学家的马克思认为，资本有向海外扩张的内在倾向，最终将形成统一的“世界市场”。而全球范围的资本积累最显著的结果之一，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工人日益增加的相对贫困”。富人越富，穷人越穷，财富和收入集中在越来越富有的资本家和投机者手中，尽管工人工资的绝对量在增加，但相对于巨大的利润，工人工资收入比例还是在下降。这正是全球化以来在资本主义主导下的世界所发生的事实。
《文汇读书周报》1996年11月2日的第6版，提到“域内阅读原文《资本论》的第一人”是陈寅恪先生。这一说法系1989年“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上陈先生的弟子胡守为在《陈寅恪先生的史学成就与治史方法》中提出来的，即据陈先生一些门生在陈先生生前得领謦欬所知：陈曾于留学欧洲时阅读过德文《资本论》，所以胡先生揣度“中国人读德文版《资本论》，先生或许是第一人”。
然而，据目前的资料显示，马一浮是将《资本论》原版引入中国的第一人。竺可桢在日记中曾两次讲到马一浮与《资本论》的事。一次是听向达说起马一浮第一个将《资本论》带回祖国；一次提到马一浮当年还翻译了《资本论》，后来将译稿送给了浙江大学保存。
青年马一浮在赴美期间，广泛涉猎了黑格尔、柏拉图、叔本华、达尔文、亚里士多德等人的哲学、社会学著作。1904年5月6日，马一浮从美国回到祖国，将自费购买的马克思的《资本论》带回中国。他将英文版《资本论》赠总角之交谢无量，德文版《资本论》送给当时还是光复会干将的国学扶轮社负责人刘师培。
1938年，马克思的巨著《资本论》全译本首次在我国面世，作为《资本论》第一个中文全译本的译者，郭大力其人其事却鲜为人知。1928年，郭大力在杭州结识著名经济学家王亚南，两人志趣相投，商定共同翻译《资本论》。1937年初，读书生活出版社与郭大力签订了翻译出版合同，决定出版《资本论》中文全译本。《资本论》一至三卷中译本终于在1938年8、9月间出版了，这部人类经济史上的伟大著作，第一次以它的独特魅力展现在中国人民面前。
关于毛泽东读《资本论》的相关情况，学术界一直持有不同观点，争论不休。陈晋在《毛泽东的读书生涯和政治实践》一文中写道：“《资本论》很难读，但毛泽东读《资本论》留下的批画有四个时间，说明他起码在四个时间段里读过《资本论》，当然不一定是全读。”
1941年毛泽东在《关于农村调查》一文中说：“马克思的《资本论》就是用这种方法来写成的，先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各部分，然后加以综合，得出资本主义运动的规律来。”
1959年12月10日至1960年2月9日毛主席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时指出：“研究问题，要从人们看得见、摸得到的现象出发，来研究隐藏在现象后面的本质，从而揭露客观事物的本质的矛盾。《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分析，就是用这种方法，总是从现象出发，找出本质，然后又用本质解释现象，因此，能够提纲挈领”。
最近几年，世界各地对《资本论》的新的研究开始兴起，英国当代最杰出的文艺理论家和思想家特里·伊格尔顿的《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和漫画形式的《资本论》，舞台剧、话剧的《资本论》，各种各样的形式，试图打开马克思经济学实践的大门，使得马克思《资本论》的所有微妙之处和潜藏的环节公之于众、应用于世。
在此，我们不得不提到列宁在1915年所说“箴言”的提醒：“不彻底研究和理解黑格尔全部的《逻辑学》，就无法完全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尤其是它的第一章。结果是，半个世纪以来，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理解马克思的！”
列宁说：“自从《资本论》问世以来，唯物主义历史观已经不是假设而是科学证明了的原理。”[《列宁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0页]正因如此，毛泽东说“唯物史观和政治经济学难得分家”。
列宁同时指出，《资本论》专门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和发展，“但又随时随地探究适合于这种生产关系的上层建筑，使骨骼有血有肉”。（《列宁专题文集》，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62页）
有评论认为，《资本论》是马克思主义的百科全书，几乎所有的马克思主义学科，乃至于非马克思主义学科，都无不从《资本论》中吸取丰富营养，获得宝贵启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应重新认识《资本论》的理论价值和社会意义。《资本论》不仅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不朽文献，也是马克思主义最有代表性的著作；不仅是革命的理论，也是建设的科学；不仅是“工人阶级的圣经”，也是全人类的宝贵精神财富。通过对马克思关于《资本论》研究对象论述中“生产方式”这一概念新的诠释，重新解读了《资本论》的经济学价值，论证了《资本论》既是“资本主义经济论”，也是“社会化商品经济论”，为《资本论》基本理论在当代的应用开拓了新的空间，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性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撑。
与此同时，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王东在《哲学动态》撰文指出，《资本论》是马克思作为“千年思想家”“最大哲学家”的主要思想见证，是他一生智慧的结晶。过去往往把《资本论》仅仅当成经济学著作，如果谈到它的哲学意义，最多也只是论及它对唯物史观现成原理的检验与论证。实质上，《资本论》不仅是马克思经济学的主要著作，而且是马克思哲学的主要著作——马克思毕生哲学思想、哲学智慧、哲学创新及哲学体系，最为集中地展现或蕴涵在《资本论》之中。《资本论》哲学是透视马克思“写出辩证法”的哲学宿愿，他关于唯物辩证法“大逻辑”的构想，具有不可取代的独特地位与历史作用。《资本论》哲学还是马克思哲学创新在当代最富于活力的主要生长点、当代哲学思想交锋的聚焦点、哲学发展的前沿问题，是我们创造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新形态的首要源头活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