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小徐的时候我留了电话，还把我学生父母多给我的那一百元钱塞进了小徐的口袋，叮嘱他别抽烟，买些喜欢的零食，毕竟他是一个孩子。
前些日子，小徐给我打来电话，亲切地叫我哥哥，他说老板给他涨了工资，他还去烫了一个新式的发型。我说，真好。
三
那天，去做兼职，是专门给十几个小学生辅导作业。已经晚上七点多了，小教室里就剩下我和一个小女孩儿，她学习成绩很差，几乎是被家人放弃的那种，她的父亲给她办理了全日托管，家都不回。她总是偷偷地看我，或许是出于内疚，因为她，我不能早点下班。
快八点了，那时距离我下班时间已经过去了一个半小时。她转向我，大哭了起来，也不说话，我是知道原因的。
我拿出给自己垫胃的面包，走到她旁边递给她。我把她手上粘着的脏东西小心地擦干净，然后我又小心地在她手腕上画了一个手表，我给我妹妹也画过，特好看。
对她说：不哭，老师陪你做完，你做到几点，老师就陪你到几点。
她继续哭，更大声了，嘴里咬着面包，身子一颤一颤的。
那时我才发现她那么小，我那么大。
人们总说，孩子是天上的星星，可没有人去观察那些悄悄地没有了光亮的星星，任他们在无边寂寥的夜空里继续暗淡，说来也是悲哀。我不是圣者，可我尽我最大的努力关怀着那些边缘的星星，真的想给他们一点儿光亮，哪怕是一丁点儿。
给一盆丑花浇水，然后撒上一丁点儿盐。
我很愿意对那些与我关系无几甚至会擦肩而过的事物给我力所能及的关怀，因为，不论从哪个角度讲，他们都在参与着我的生命。
慢下来，等等我的母亲
某晚母亲给我打电话时畏畏缩缩地说：“儿子，放假回来教我玩微信吧！”
我母亲是20世纪60年代初出生的人，小学文化。和那个年代的大部分人一样，她对新生事物，尤其是对电子产品的接受能力实在有限。记得几年前教她如何打电话和用手机设置闹钟时就花费了我好几天的时间，即使那般费劲儿，还是能够在半夜被她错误设置的闹铃吵得牢骚满满，教她发短信的时候更是差点磨尽我的耐心。
上一个寒假我在家里玩微博和微信，看着亲戚朋友的状态和有趣的照片。母亲也扫见了，于是我把手机拿在手里给她翻看她熟悉的人，然后给她演示如何评论和点赞。她把两只沾满面粉的手举得老高，看看我再看看手机里艳丽的颜色，在我还没有提出要教她之前，她就满脸愁容地说：“哎呀，这么难，我不玩儿！”眼睛不知道看着哪里。
终于，QQ、微信、微博吞占了我们几乎所有的沟通和表达情感的通道。当我们乐在其中的时候，自我安慰地以为我们那上一辈不会使用软件的亲人早已经被庞大的信息网络所收纳，或者我们和曾经一样会耐心地用原始的方式和他们分享快乐和悲伤。然而，当我母亲打来那个电话的时候，我才发现：我走得太快太远，丢下她一人在后面步履蹒跚。
我把母亲打来电话的事情告诉了姐姐，当时她正在教自己的孩子学语和走路。她没有直接告诉我该怎么做，而是婉转地说她不能让自己的孩子立马走得矫健，她能做的只是放慢自己的步子微笑着对孩子说：“别怕，妈妈等着你呢！”
我想我不会奢望这个飞速前进的社会和科技会停下来等待我的母亲。我能做的是尽量放慢自己的步调，或者说在与母亲相处时能放慢自己的脚步，与她并排行走，带着足够的耐心，就像小时候她教我说话走路时一样。
苗姐
我曾经在一个蒙古饭店打过零工。那个蒙古饭店距离市中心很远，占地有五六个足球场那般大小，而且遍地都是青草，青草之中还零星地点缀着颜色各异的小野花，一阵风吹来，虽不如“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壮阔与美好，但还是能够让我这个天生矫情的人赞叹好一阵子。
苗姐就是我在蒙古饭店认识的。当我见到苗姐的时候，她已经是整个饭店的领班，每日穿着一套带条纹的小西服，胸前的小兜里还常常塞着丝巾，颜色经常换着。我知道苗姐来自高原地区，所以很奇怪她怎么能没有红脸蛋儿，而且她不施粉黛，但美丽却显而易见。如今最让我难忘的是苗姐额头的那几撮碎头发，随着风微微飘动，她会在最不经意的时候用手整理那几撮碎发，惹得比我大一些的男孩子偷偷地看，流口水。然后他们在我面前说苗姐的胸很好看，屁股也是翘得很。
其实偷看苗姐的人和我一样，我们都很清楚，苗姐是有男朋友的。那个幸运的男人就是和我住在一个房间的张大哥，他和苗姐是老乡，从村里出来之前他们就有了口头上的约定，等到赚够了钱，就要回家结婚生子。
我曾经很不好意思地看到他们在饭店东南方向的水池子旁边拥抱亲吻。那个水池子呈葫芦形，面积差不多有篮球场那么大。水池的边儿是用鹅卵石铺成的，白天有太阳的时候，鹅卵石里面的层次分得很清楚，颜色也多。再远一些就是两个草顶的遮阳亭子，柱子是用红漆染过的，近看的话也能够看到一小块一小块的落漆，留下点点白色，若再加上顶端草席伞的麻灰色，倒还真有一种深重古老的味道呢。想想，能在这样的地方约会也真是一大美事。我也曾经在距离水池不远的小白杨树上看到过“苗、张”两个字，中间是一个没画端正的桃心，字迹也很稚嫩，桃心的边儿刻到树干很深的地方，随着树干的生长慢慢地变大。
因着苗姐的关系，张大哥一早就被安排在了一号包间做服务生，要知道那个包间的小费和油水是最优厚的。而我则专门负责二号包房，那是一个蒙古包形状的包房，没有椅子，只有被掏空了中心的木炕，在那中心放了一张黑红色的木桌子。
有一日，一个经常光顾我们饭店的顾客领着一个妖艳的女人到了二号包房。说实话，伺候他们我是不情愿的，因为我在老早就认识了这个女人，她和苗姐的关系也很好，我能经常看见她带着衣服或者是别的什么东西送给苗姐。而这些都不是重点，我不情愿的原因是我们整个饭店的人都知道她是一个陪睡的女人，说得更清楚一些：她是一个卖身不卖艺的妓女。
虽说是不愿意，但是工作就是工作，我还是硬着头皮进到了包房。当我掀开门帘子进去的时候，除了知道的那一男一女，我还看到了苗姐。
苗姐坐在那个女人的身边不知道耳语着什么，笑得很是神秘。而那个女人则把自己的头倚在墙壁上，鞋也是脱了的，丢在炕上。我能够看见她那被黑丝袜包着的细细的腿，一直延伸。她的手指间还夹着一支就要燃尽的香烟，眼睛微张着，我想应该是被烟熏的才对，不过谁知道呢。在我目不转睛看她的时候，她也不生气，更不理会苗姐给她说着的话，而是狠狠地吸了一口烟，缓缓地吹向我，吹得我头晕目眩的。
当我在给他们找杯子、餐具的空当，不知怎么的，苗姐竟然悄悄坐到了那个男人的身旁，低着头。还记得我之前说过，苗姐的胸前总是搭着一条丝巾吗？当我看苗姐的时候，她的丝巾还在胸前，不过另一端却是被那个男人拉着，绕着，揉着。那条红色的丝巾像一面投降的旗子一样失了原本漂亮的色泽，一片黯淡。
在那个饭店我已经见过太多让我心跳加速的事情，但是这一次却让我不知所措了。我把我手里的茶炉重重地拍在桌子上，发出巨响也没有人理我。我再看时，苗姐的丝巾已经不知道被丢在了哪里，或许是桌子底下吧。那个男人的手已经完全占据了原本丝巾的位置，而且现在的这面来自那男人的丝巾像是受了大风吹一样不停地摆动，在苗姐的胸前。苗姐也开始了微微的扭动，然后会偷偷地抬头看我一两眼，而我，已经目瞪口呆。
终于，我已经明白了，于是放下东西，借口出去端菜而逃了出去，逃出了那间有着让我恶心的腥气味儿的屋子。
虽已是傍晚，但屋外的阳光依然很炽烈，地上的青草好像在一瞬间就变得不怎么鲜绿密集了，夹杂在它们之间的黄颜色的小花倒是更加显眼了，刺得我眼睛生疼。地上的蚂蚁在忙碌着，向东走几步又向西走几步，它们像是满腹愁苦的男子，踱着无声的步子，当然了，是我手里的小棍子让它们有那么多的来回和苦恼。我就蹲在距离水池子不远的地方拨弄着这一切，思考着我一生都思考不明白的东西。
我走进厨房，人们都在做着自己的事情。鼓风机的声音很大，把炉灶里的火吹得欢呼雀跃的，排气扇已经被油烟浸得严严实实，不过也在卖力地旋转，发出阵阵欲坠的响声。就在那排气扇的正下方，张大哥帮着厨师切着我忘记了名字的蔬菜，我想那切菜的声音原本我是可以听见的，现在却被一片嘈杂淹没。就在那一间忙碌杂乱的厨房里，我的眼睛似乎把除了张大哥以外的所有东西都给盖上了一层薄纱，让张大哥的背影显得那么清晰又那么感伤。
我已经忘记我是怎么一步一步将丰盛的菜端上了我二号包间的桌子，我也忘了我有没有看看当时苗姐的反应。我只记得那个男人给我了十块钱小费，然后让我把白酒盒子上的奖券也拿走，我说了声谢谢老板。
我送最后一道菜往外走的时候，那个我很不喜欢的妓女也跟着我出来了，她对我笑了笑，然后一边走一边照着镜子补了补口红，抿了抿嘴唇，我看着她坐了一辆刚来不久的车，扬长而去。
那晚快到九点的时候，天已经完全黑了。整个饭店的工作人员都回了宿舍去看电视。我远远地望过去，二号包间的灯已经灭了，但苗姐和那个男人还没有出来。说实话，我他妈真的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勇气和好奇让我又走向那个包间。
二号包间的门口放着三阶木阶梯，我就坐在了那上面。蒙古包没有门，一个加厚的门帘也不怎么隔音，所以里面的动静我多少可以听到一些。包间里偶尔传来一阵小声的对话，而后还有一个男人温柔的吩咐，或者是说对于他马上要做的某一件事的商量，这之间，我没有听到苗姐的声音。我多么想听到她的呼救，那样即使我没有勇气和能力冲进屋去把那个男人痛打一顿，但我绝对敢用距离我不远的木棒子使劲地捶打门帘，然后再跑到另一边敲打玻璃吧，我绝对敢哪！然而，苗姐没有喊。我就那么坐着，想象着：那个男人龇着参差不齐的泛黄牙齿，嘴里的口水也即将掉落在苗姐的脸上，苗姐闭着眼睛，脸上说不上是痛苦或者是享受的表情，反正和平常太不一样。也就是在某一刻，苗姐把眉毛和眼睛紧到眉心，嘴唇微张，牙齿却紧紧地咬着。一时间，从她紧闭的牙齿之间呼出了一口重重的热气。与此同时，苗姐的手抓着炕上的毛毯，那毛毯原本是大红色的底子，上面也还绣着青草和白花，在那样一个只有月光的晚上，我已经看不清大红色，只见白色的小花被苗姐的手捏得粉粹，散落在周围的几片花瓣都疼得叫出了声音。
我还要在这里说明的是，在我胆战心惊地听着、想象着这一切的时候，十五岁的我已经有了生理反应，我变得火烧火燎，我想我要再这么下去，那一定是要和那些小花小草一起呻吟的，于是，心里仅存的一点理智把我从木阶梯上拉了起来。
天哪。
张大哥也在，他正从另一边的窗户那里向我走过来，路过我，留下我，留下他在清冷月光下即将死亡的背影。
我回头望向那个偌大的二号蒙古包，月亮像是一盏探照灯一样独独照着它。在探照灯的照射下，它已经不再是白色，而是变成了不怎么浓烈的蓝。墙上的图案也变得更加清晰了：忙碌的蒙古人在赶着绿草中的羊群，孩子追着几只刚出生不久的小羊，母亲慈祥地望着远方，不知在凝想着什么。
或许你和我一样正在期待那些催人泪下的内幕，类似于苗姐的家人正在医院里垂死，需要用钱之类的。可我们还是不要期待了，因为没有那样的剧情，这个世界上总是上演着我找不到缘由而且思考不明白的事情。
我是真的累了。那一晚摧毁了十五岁的我太多的美好记忆。于是我瘫软在床上，竟然睡得很是安稳，也没有来得及看一看睡在我对床的张大哥。
我原本想，第二天会变得不一样，最起码的变化也应该是张大哥在我醒来之前就卷铺盖走人，或者是他在院子里揪着苗姐的头发说要恩断义绝。可是都没有。张大哥已经打来了洗脸水，正被阳光照着。他一边照镜子一边叫我起床，说厨房的早饭就要好了。
早餐桌子上坐着十几个人，苗姐和张大哥挨着。她化了淡淡的妆，这天的丝巾是蓝色的，依然漂亮得能让人流泪。张大哥夹起一个包子，递进了苗姐的碗里，苗姐随即放下筷子，把脸贴在张大哥的脸上，然后用手痒痒了他的肚子。
于是，包括张大哥在内的所有人都开心地笑了。
而我却被嘴里塞着的馒头噎出了没有滚落的眼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