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10月底，蒋经国和友人登上泊碇在上海江湾的一艘苏联货轮。他住的舱位原先是作运载牛只之用。船还没开动，他已经反胃欲吐，起了放弃此行的念头。但是，看到同行友人强自撑着，经国晓得身为“黄埔军校校长的儿子”，可不能半途而废。不久货轮开动，沿着拥挤的黄浦江下行，经过西岸鳞次栉比的欧式建筑物，臭气冲天的苏州河，以及绵延数英里的肮脏工厂和船坞。学生们唱起《国民革命歌》和《国际歌》。不到一小时，船已开进混浊的长江口，最后开进了碧蓝大海——东海。蒋经国此去十二年之久，其间不曾再践履中国国土。
九十名学生乘客之中有位十八岁的姑娘张锡瑗，她在一年之内就成了邓小平的爱人。蒋介石的首席秘书、地下共产党员邵力子的儿子邵志刚，还有另一位十八岁的安徽青年共产党员陈绍禹也在船上。陈绍禹在中国共产党内使用的化名是王明，日后成为蒋经国和毛泽东的关键对手。
学生们组成小团体，一起开会讨论、研究和进餐。经国第一次过团体生活，觉得高兴又充实，大伙儿讨论往往持续到夜里。他有机会阅读布哈林（Nikolai Bukharin）著作的《共产主义ABC》，这是他第一次接触到这类议题的书籍。几天之后，学生们在海参崴下船，10月31日搭上一班“普通列车”前往莫斯科。
火车蒸汽引擎燃烧木头启动，舱位没有暖气，也没有餐车。车上不仅饮用水结冰，就是厕所也是蹲坑式，没有卫生纸，也没水冲——一样结冰。火车沿途频频靠站，既要装载木料，也要接运新乘客。这时候，中国学生就急着跑去买食物、喝水，甚至急着如厕。[14]尽管天寒地冻，条件恶劣，经国和许多同伴依然热情澎湃。有些车站出现工农代表，高举“中国革命万岁”、“中苏合作万岁”的牌子，欢迎他们，甚至往往在车站月台旁举行游行。俄国人和这些中国学生牵手一起游行，还高唱“前进！黎明就在前头！”。
俄国大革命发生在八年前，可是令人有恍如隔世之感。战争、革命、暴虐、饥荒，无情地横扫全俄。列宁死后，建设社会主义新世纪，究竟应采取渐进手段还是激烈手段的问题，使得苏共领导阶层分裂——或者换个更精确的说法，使得争夺权位的领导人借意识形态的名目，行政争之实。争议的根本重点在于：社会主义能在资本主义世界带有敌意环伺之下的一个农民大国中建立起来吗？由这个议题又引出另一个问题的争辩：在殖民地国家或是中国这样的半殖民地国家，苏联应该支持类似中国国民党这样的反帝国主义、具有民族主义资产阶级色彩的革命，还是只能支持由共产党人领导的革命？
右翼人士相信苏联能独力对抗资本主义的包围环攻，苏联农民可以作为建立社会主义的基础，接下来所有进步民族（不只是苏联人民）的当务之急乃是拥护、巩固苏联的革命。在这场辩论中持右翼立场人士的首领，即是《共产主义ABC》的作者布哈林，他相信社会主义可以也应该在现有的混合经济基础上渐进建立，工业成长及朝向社会主义的进展，要依赖消费者市场的扩张，而消费者市场扩张将导致农民累积私有财产。这个过程将提供必要的资本，以备工业快速发展。因此，农业与工业可以携手并进。
左翼人士以托洛茨基（Leon Trotsky）为首，担忧苏联社会受到资产阶级化恶劣影响，也就是受到物欲污染腐化。托洛茨基坚持认为俄国农民不可能是好共产党员，因此要在苏联完全实现社会主义，就必须在更先进的发达国家，成功完成无产阶级革命。托洛茨基的这套政策被称为“不断革命论”。
斯大林则站在中间立场，既要挫弱托洛茨基，又要与右翼结合，以斗垮左翼。1924年初，斯大林已罢黜托洛茨基的军事人民委员（译按：相当于国防部长）职位，使他不能再掌控红军部队。然而，蒋经国一行人抵达莫斯科时，已经是托洛茨基失去军权近两年以后，托洛茨基和追随他的“左翼反对派”，依然坚持信念，不肯认输。
11月底，这群士气昂扬的中国学生在寒风凛冽下抵达莫斯科中央车站。中山大学校长拉狄克（Karl Radek）亲率学校干部到车站迎接，大伙儿上了巴士来到沃尔洪卡大街十六号的中山大学。学校设于一座不起眼的四层楼楼房，房间约一百间，大楼前一排树的树叶早早落光。不远之处，就是已经结冰的莫斯科河。经国等中国学生通过大门，可以看到基督救世主大教堂的圆顶。往后的岁月里，中山大学学生晨间就在教堂前的大广场运动健身，闲暇时就在它漂亮的花园里散步、讨论政治。
校方为学生们取了俄国名字，蒋经国此后就是尼古拉·弗拉基米罗维奇·叶利扎罗夫（Nikolai Vladimirovich Elizarov），陈绍禹则是古路比夫（Golubev）同志。几天之后，学生们参加中山大学正式开学典礼。礼堂悬挂列宁与孙中山肖像和中国国民党党旗、苏联国旗。开学典礼由托洛茨基主持。他在赞扬国民党和蒋介石领导的中国革命之后，话锋一转：“从现在起，任何俄罗斯人，不论他是同志还是公民，若是蔑视中国学生，就不配是俄国共产党员或是苏维埃公民。”
托洛茨基指的是俄罗斯人对蒙古族人、中国人传统上的种族歧视态度。譬如说，蒋经国和其他学生有时在街上会遇到俄国人拦路问话：“朋友，你要买盐吗？”他们后来才了解，俄国人提到的是居留俄境的中国人有一项旧习俗——一旦有人过世，就买盐涂裹尸身，送回中国老家安葬。
中山大学依照俄文字母简称“孙诺夫卡”（Sunovka），学生依党籍、年龄和教育程度，分成十一班，每班三四十人。第一优先的课程是俄国语文和讨论共产主义及帝国主义的入门课程。它还教授一些实务技能，如何渗透到政府机关和军队组织，如何制造农民运动和劳工运动。晚间，学生往往被带到剧院观赏叙述英、美帝国主义者如何侵凌、欺侮中国人的戏剧。
每个学生都要写日记，记下自己的政治活动和思想，包括自我批判和批判其他学生，并且在会议中公开朗读日记内容。[15]蒋经国非常积极地参加学校所有的政治活动，在这些批判与自我批判活动中也都不落人后。
若是比起俄国当时的经济凋敝、物资困窘，中山大学学生的生活条件可谓相当不错。早餐有蛋、面包、奶油、牛奶、香肠、红茶，偶尔还提供鱼子酱。学生吃腻了俄国口味，校方还雇有一名中国厨子做饭，让学生可以选择吃俄国菜或中国菜。
每次蒋经国到电影院，都可以看到新闻影片播出他父亲和国民革命军游行的镜头。《真理报》、《消息报》（译按：《真理报》是苏联共产党喉舌，《消息报》是苏联政府机关报。）和莫斯科广播电台经常赞扬蒋介石和国民党。经国颇以父亲为荣。中山大学每个中国学生都晓得年纪最小的经国，就是大名鼎鼎的蒋总司令的儿子。蒋经国很快就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2月间又申请加入俄共青年团。他写了一篇文章《革命必先革心》，被中山大学贴上布告栏《红墙》，校方十分欣赏这篇文章，拔擢这位年仅十五岁的作者作为《红墙》的编辑。
此时，托洛茨基的世界观主导着中共旅莫支部委员会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莫斯科支部。同时，中山大学的欧洲教师群亦不乏托派人物。校长拉狄克是俄裔波兰革命者，列宁1917年秘密赶回圣彼得堡芬兰车站时，拉狄克是随行亲信之一，现在他支持托洛茨基和左翼反对派。至于副校长米夫（Pavel Mif）则支持斯大林，显然是奉派来监视拉狄克的。
拉狄克身材短小粗壮，长得一副“猿猴脸”，额头高，聪明外露，戴着厚厚的近视眼镜，不时露出笑容。一个中国学生生动地形容这位无政府主义者的形貌：“他的近视眼十分严重，不戴眼镜就不能走路。他经常头不梳、胡子不剃，每天一袭深灰色衣服，似乎永远不换。不管烟斗里有没有烟草，永远叼着一根烟斗。”
拉狄克比蒋介石年长两岁，立刻成为经国的父亲角色。他教导蒋经国这班学生中国历史，也常找经国私下讨论。拉狄克满怀着社会主义革命若要存活就必须向世界各地散布的想法，视蒋介石这个儿子是中国革命运动未来的领导人，也是世界革命的领导人。他鼓励经国展现出革命人物的大胆、进取，他说：“身为年轻的革命党人，第一，你必须勇敢；第二，必须努力不懈、积极进取……不能按部就班、循序而进，这不是革命党人应有的精神；第三，你永远不应退却。”
拉狄克说，西方资本主义者利用压榨殖民地和类似中国的半殖民地的剩余利益，使本身的“工资奴隶”勉强糊口，因而避免了无产阶级革命。因此，中国若要争取国家自由，就得靠资本主义国家工人的奋斗，来转移和挫弱帝国主义者的力量。
另一个教授普里哥金（Prigozhin）提供托派文件给蒋经国等若干学生。蒋经国成为接受托洛茨基正统立论主张的学生之一。他和一些年轻的左翼中国学生认同托洛茨基的主张，认为共产国际必须以推动帝国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为最高优先要务，否则欧洲、日本等强大的资本主义帝国，将会压制中国这类落后社会的马克思主义运动，从而摧毁社会主义祖国本身。
此时的中国，北洋军阀爆发战争，产生新的合纵连横局势，莫斯科的中国青年学生听到冯玉祥倒戈和张作霖、吴佩孚抗争的消息，大为振奋。然而，冯玉祥进占天津，兵力过于分散，旋即被迫放弃北京。
1926年1月12日，一位中国共产党籍学生来到中山大学报到。当年二十一岁的邓小平直接由巴黎转来莫斯科；他在巴黎已居住五年，因为负责主编一份油印周刊《赤光》（Red Light），得到“油印博士”的绰号。邓小平被校方取了俄国名字伊凡·舍吉维奇（Ivan Sergeevich。编按：一说邓在中山大学时俄文姓为多佐罗夫。），但是不到几星期，由于他的用功，又得到“小钢炮”的诨号。邓小平由于有过一段在巴黎奋斗的岁月，在中山大学既有特权也十分用功，他找到一个店铺可以买到他喜爱的法式牛角面包，也偶尔跑到俱乐部打打桥牌。
据当年的莫斯科中山大学学生的说法，邓小平和蒋经国分配在同一班，共有二十人；邓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小组长，因而负责评估所有团员的意识形态和表现。[16]可惜我们迄今还未看到他对蒋经国的评语报告；不过，邓、蒋两人显然交情不错。邓小平身高勉强才五英尺，比蒋经国还矮，两人因体形相近，反倒倍觉亲近。蒋经国经常借着在莫斯科河边散步的机会，向邓请教他在巴黎的经历。于是邓写了几篇文章，谈论他在法国的工作经验，交给蒋经国的《红墙》发表。邓小平与张锡瑗热恋——张父是铁路局的一位主管，张本人则是与蒋经国一道跋涉到莫斯科的青年学生之一。
同年1月，陈果夫的弟弟立夫完成留学美国的课业，取得工程硕士学位，并于宾州某煤矿场有了一年实习经验，回到广州。陈立夫接受出任“介石三叔”机要秘书的工作。这位年轻、英俊的留美归国学生，立刻见识到蒋介石的火暴脾气；他向蒋报告说，他愿意效忠三叔，但是如果蒋再对人破口大骂，他立刻辞职走人。蒋介石保证以后不再骂脏话，果然此后二十五年都遵守承诺。陈立夫也果然如同兄长一样，忠诚追随蒋氏，日后成为国民党内的要员。
陈立夫的一部分工作就是过滤情报报告。他说，因此“他非常了解共产党的勾当”。这些材料来自于陈果夫在青帮协助下布建成功的线民网，陈氏兄弟把蒋氏在广州及其他地区的敌人及潜在敌人之资讯，源源不断地提供给蒋。3月18日，中国共产党执委会一名成员向蒋密报，有人酝酿阴谋对付他。两天之后，国民革命军的炮艇“中山舰”（译按：即永丰舰改名）突然神秘地由广州开往黄埔，甲板上的炮亦卸下炮衣。蒋介石当机立断，采取行动，逮捕中山舰舰长（译按：黄埔军校毕业生李之龙）、船员以及周恩来等二十五名共产党员。此时，蒋已牢牢掌控国民党的军、政大权。他向苏联方面担保，无意破坏与苏方或中国共产党的合作关系——他只是对付犯错的个人。他要求回到莫斯科开会的鲍罗廷提早回广州，也请已经奉命回国的布柳赫尔将军，再回广州复任高级军事顾问。蒋氏并发表公开信，昭告黄埔军校学生，他和孙总理一样，相信若不能容共，革命阵线就不能统一。他释放了早先扣押的周恩来等一干中共党员，并逮捕若干右翼军官，以示平衡。
蒋介石原本认定国民党的联俄容共政策，不至于严重威胁到本身的优势。但是，在中山舰事件爆发之前，他已接到陈氏兄弟提供的报告，起了疑虑，遂采取行动，掌控住他在同盟中的权势。同时，蒋氏了解，北伐要成功，苏联的物资援助非常重要。因此，何时、如何与共产党决裂分手，要视事态发展而定。在蒋氏的盘算里，国共合作也可以无限期持续下去，只要苏联和中共不挑战他的权力就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