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金榜题名 步入仕途
忽而兵法，忽而圣人之学，忽而养生之术。王阳明的二十七岁就这么稀里糊涂地过去了。
弘治十二年（1499年）春，王阳明再次参加会试，这已是他第三次参加会试了。这一次，王阳明顺利过关，在接下来的殿试中，他以二甲第七名的优异成绩被录为进士。
依大明的科举惯例，在殿试中名列一甲的“状元”“榜眼”“探花”可以被直接任命官职，像王阳明这样的二甲进士还要经历一段“观政”期，也就是现在所说的实习期。王阳明考中进士之后，被分到工部观政，负责政府的土木建设工作。
在王阳明观政工部期间，朝廷分派给王阳明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让他去监督建造威宁伯王越的坟墓。
王越，字世昌，河南浚县人，明景泰二年（1451年）进士，曾任兵部尚书。王越是一位有着十余年作战经验的军事家，他性格豪爽，知人善用，乐于提拔人才，且熟谙兵法，极擅出奇制胜。他曾三次出兵与鞑靼作战，收复了河套地区。弘治十年十月，明边境动荡之际，王越被朝廷封为三边（大同、延绥、甘宁）总制，为抵防鞑靼侵扰、安定边境立下卓越功勋。可王越毕竟年事已高，就在他被封为三边总制不久之后的弘治十一年，王越在甘州去世，享年七十六岁。王越死后，朝迁封他为“威宁伯”，并出厚资为他修建坟墓。
王阳明观政期间所接到的第一项工作任务就是为威宁伯这位军事帅才督造坟墓，似是冥冥中的一种因缘。王越用兵以奇著称，曾多次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杀得敌人措手不及；王阳明后来也是用兵如神，屡立战功。但眼下的王阳明还只是一名小小的实习生，离他建功立业的机会还远着呢。
王阳明自己可不这么看，别看他只是一名坟墓督造，那场工事，在他眼里，也是一次战争。何况，王越还是那样一位让他仰慕敬重的前辈。
说来也真是神奇，在王阳明还未考取进士之前，某天夜里，他就曾梦到过王越。在梦中，一身戎装的王越气宇轩昂，目光灼灼，他径直走到王阳明面前，将腰间佩带的一把宝剑解下来递给了王阳明，一言未发，转身就走了。宝剑赠英雄。那个梦让王阳明兴奋不已。醒来后他曾对人说：“吾当效威宁以斧钺之任，垂功名于竹帛，吾志遂矣。”为了研习王越兵法，王阳明还曾亲自到河南浚县，去询问王越的后人，向他们探讨王越兵法精髓所在。
王越去世的消息传来，曾让王阳明难过了好一段时间。等他来到威宁伯修造坟墓的现场，看到来往穿梭忙碌的役夫们，那股悲伤又化成了一股动力。他一定要指挥带领这些人，为威宁伯建造一座非比寻常、美观又坚固的坟墓。
什伍之法，是兵法书上常用的一种训练士兵的方法。以什伍之法把那些役夫组织起来，把坟墓建造场当成一方军事训练基地，这主意估计也就王阳明能想起来。那些从四面八方召集来的役夫民工，被王阳明分成了相应的组织单位，他们要严格按照作息时间起居劳作，要服从指挥，协同作战。劳作休息期间，王阳明就把那些役夫们召集起来进行军事训练，指挥他们演习“八阵图”。有了严密的组织与秩序，威宁伯王越的坟墓建造工程进展得非常顺利，按时并保质保量地完成了。那可以说是王阳明交上来的第一份职场答卷，满分！
王越家人对他感激不尽，拿了大量金银布帛来酬谢，王阳明婉言谢绝了。为表心意，王越家人最后又把王越生前佩带过的一把剑拿来欲送给王阳明。这真应了之前王阳明的那个梦境了。这一次，王阳明欣然接受。
王越的坟墓建造工程顺利竣工了，王阳明回到京城。彼时的大明王朝西北边陲，鞑靼还不时来侵扰，那让当朝皇帝明孝宗深为忧虑。说来也巧，就在那节骨眼儿上，一颗彗星扫过京师上空。彗星扫过，非灾即难，所以彗星在民间常被称为“扫把星”，彗星出现则被视为不祥之兆。那颗彗星越发搅得朝廷上下人心惶惶。这样内忧外患的危急之时，王阳明也坐不住了，他向皇上呈上一篇《陈言边务疏》（《王文成公全书》卷九），在上书中勇敢地直言时弊：
臣愚以为今之大患，在于为大臣者外托慎重老成之名，而内为固禄希宠之计，为左右者内挟交蟠蔽壅之资，而外肆招权纳贿之恶。习以成俗，互相为奸。忧世者谓之迂狂，进言者目以浮躁，沮抑正大刚直之气，而养成怯懦因循之风。故其衰耗颓塌，将至于不可支持而不自觉。
今幸上天仁爱，适有边陲之患，是忧虑警省，易辕改辙之机也。此在陛下，必宜自有所以痛革弊源、惩艾而振作之者矣。
新进小臣，何敢僭闻其事，以干出位之诛？至于军情之利害，事机之得失，苟有所见，是固刍荛之所可进，卒伍之所得言者也，臣亦何为而不可之有？虽其所陈，未必尽合时论，然私心窃以为必宜如此，则又不可以苟避乖剌而遂已于言也。
正如王阳明自言，他一介新晋小臣，竟有如此胆量来议论时政，也着实勇气可嘉。好在，他上书的皇帝明孝宗应算得一代明君，若像后来的昏君朱厚照那样，王阳明那次恐怕就要吃点儿苦头了。
随后，在《陈言边务疏》（《王文成公全书》卷九）中，王阳明列出“边务八策”。这“边务八策”从军事到用人制度再到经济等八个方面入手，条分缕析，显示了王阳明过人的谋略才华。
第一策：蓄材以备急
王阳明言：
臣惟将者，三军之所恃以动，得其人则克以胜，非其人则败以亡，其可以不豫蓄哉？今者边方小寇，曾未足以辱偏裨。而朝廷会议推举，固已仓皇失措，不得已而思其次，一二人之外，曾无可以继之者矣。如是而求其克敌制胜，其将何恃而能乎！夫以南宋之偏安，犹且宗泽、岳飞、韩世忠、刘锜之徒以为之将，李纲之徒以为之相，尚不能止金人之冲突；今以一统之大，求其任事如数子者，曾未见有一人。万如虏寇长驱而入，不知陛下之臣，孰可使以御之？若之何其犹不寒心而早图之也！臣愚以为，今之武举仅可以得骑射搏击之士，而不足以收韬略统驭之才。今公侯之家虽有教读之设，不过虚应故事，而实无所裨益。诚使公侯之子皆聚之一所，择文武兼济之才，如今之提学之职者一人以教育之，习之以书史骑射，授之以韬略谋猷；又于武学生之内岁升其超异者于此，使之相与磨砻砥砺，日稽月考，别其才否，比年而校试，三年而选举；至于兵部，自尚书以下，其两侍郎使之每岁更迭巡边，于科道部属之内择其通变特达者二三人以从，因使之得以周知道里之远近，边关之要害，虏情之虚实，事势之缓急，无不深谙熟察于平日；则一旦有急，所以遥度而往莅之者，不虑无其人矣。
积贫积弱偏安一隅的南宋王朝尚有深谙文韬武略的岳飞、韩忠、李纲等将才。在王阳明看来，大明眼下之所以缺乏克敌制胜的良将，与平时的选拔制度、训练方式有脱不开的干系。拒绝纸上谈兵，注重实地训练，挑选有勇有谋的人才，这样一旦边境有急，才能迅速应对。
第二策：舍短以用长
王阳明言：
臣惟人之才能，自非圣贤，有所长必有所短，有所明必有所蔽；而人之常情亦必有所惩于前，而后有所警于后。吴起杀妻，忍人也，而称名将；陈平受金，贪夫也，而称谋臣；管仲被囚而建霸，孟明三北而成功，顾上之所以驾驭而鼓动之者何如耳。故曰：用人之仁，去其贪；用人之智，去其诈；用人之勇，去其怒。夫求才于仓卒艰难之际，而必欲拘于规矩绳墨之中，吾知其必不克矣。臣尝闻诸道路之言，曩者边关将士以骁勇强悍称者，多以过失罪名摈弃于闲散之地。夫有过失罪名，其在平居无事，诚不可使处于人上；至于今日之多事，则彼之骁勇强悍，亦诚有足用也。且被摈弃之久，必且悔艾前非，以思奋励；今诚委以数千之众，使得立功自赎，彼又素熟于边事，加之以积惯之余，其与不习地利、志图保守者，功宜相远矣。古人有言：“使功不如使过”，是所谓“使过”也。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用人过程中全面衡量，舍其短，用其长，“使功不如使过”，这些用人的思想，后来被王阳明用在晚年平定地方叛乱中，取得了很不错的战果。这些是后话，暂不详表。
第三策：简师以省费
臣闻之兵法曰：“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夫古之善用兵者，取用于国，因粮于敌，犹且“日费千金”；今以中国而御夷虏，非漕挽则无粟，非征输则无财，是故固不可以言“因粮于敌”矣。然则今日之师可以轻出乎？臣以公差在外，甫归旬日，遥闻出师，窃以为不必然者。何则？北地多寒，今炎暑渐炽，虏性不耐，我得其时，一也；虏恃弓矢，今大雨时行，觔胶解弛，二也；虏逐水草以为居，射生畜以为食，今已蜂屯两月，边草殆尽，野无所猎，三也。以臣料之，官军甫至，虏迹遁矣。夫兵固有先声而后实者，今师旅既行，言已无及，惟有简师一事，犹可以省虚费而得实用。夫者兵贵精不贵多，今速诏诸将，密于万人之内取精健足用者三分之一，而余皆归之京师。万人之声既扬矣，今密归京城，边关固不知也，是万人之威犹在也，而其实又可以省无穷之费。岂不为两便哉？况今官军之出，战则退后，功则争先，亦非边将之所喜。彼之请兵，徒以事之不济，则责有所分焉耳。今诚于边塞之卒，以其所以养京军者而养之，以其所以赏京军者而赏之，旬日之间，数万之众可立募于帐下，奚必自京而出哉？
王阳明熟读天下兵书，对《孙子兵法》极为熟稔，在这一条边策中，他引用《孙子兵法》来解释。彼时的王阳明虽然还仅仅在观政实习期，可他对大明当前的军事形势却分析得头头是道，入情入理，比多少当时的在朝将帅都分析得透彻。“简师以省费”，这一策略在王阳明晚年的战争实践中也被他运用过。
第四策：屯田以给食
王阳明言：
臣惟兵以食为主，无食，是无兵也。边关转输，水陆千里，踣顿捐弃，十而致一。故兵法曰：“国之贫于师者远输，远输则百姓贫；近师贵卖，贵卖则百姓财竭”，此之谓也。今之军官既不堪战阵，又使无事坐食以益边困，是与敌为谋也。三边之戍，方以战守，不暇耕农。诚使京军分屯其地，给种授器，待其秋成，使之各食其力。寇至则授甲归屯，遥为声势，以相犄角；寇去仍复其业，因以其暇，缮完虏所拆毁边墙、亭堡，以遏冲突。如此，虽未能尽给塞下之食，亦可以少息输馈矣。此诚持久俟时之道，王师出于万全之长策也。
孙子兵法中言，长途运输兵粮实为兵家用兵之大忌，针对这一点，王阳明提出屯田以给食的建议：守边将士战时守边，闲时垦荒种粮以自足。事实证明，王阳明的这条建议非常及时，西北宁夏、东北辽宁等地后来都实行了屯田制。
第五策：行法以振威
王阳明言道：
臣闻李光弼之代子仪也，张用济斩于辕门；狄青之至广南也，陈曙戮于戏下；是以皆能振疲散之卒，而摧方强之虏。今边臣之失机者，往往以计幸脱。朝丧师于东陲，暮调守于西鄙，罚无所加，兵因纵弛。如此，则是陛下不惟不置之罪，而复为曲全之地也，彼亦何惮而致其死力哉？夫法之不行，自上犯之也。今总兵官之头目，动以一二百计，彼其诚以武勇而收录之也，则亦何不可之有！然而此辈非势家之子弟，即豪门之夤缘，皆以权力而强委之也。彼且需求刻剥，骚扰道路；仗势以夺功，无劳而冒赏；懈战士之心，兴边戎之怨。为总兵者且复资其权力以相后先，其委之也，敢以不受乎？其受之也，其肯以不庇乎？苟戾于法，又敢斩之以殉乎？是将军之威固已因此辈而索然矣，其又何以临师服众哉！臣愿陛下手敕提督等官，发令之日，即以先所丧师者斩于辕门，以正军法。而所谓头目之属，悉皆禁令发回，毋使渎扰侵冒，以挠将权，则士卒奋励，军威振肃。克敌制胜，皆原于此。不然，虽有百万之众，徒以虚国劳民，而亦无所用之也。
在王阳明看来，彼时战场上将士们作战不利的重要原因在于军法混乱，军纪不严明，继而导致军威无存，军心涣散。战场上，严明的军法军纪从来就是战争取胜的保证与根本。为此，王阳明希望皇上能自我振作，整顿军纪。这一条，王阳明尤为看重，他后来之所以能在剿匪战场上和平定宸濠之乱的过程中屡战屡胜，与他对军纪军法的严明是分不开的。
第六策：敷恩以激怒
王阳明言道：
臣闻杀敌者，怒也。今师方失利，士气消沮。三边之戍，其死亡者非其父母子弟，则其宗族亲戚也。今诚抚其疮痍，问其疾苦，恤其孤寡，振其空乏，共死者皆无怨尤，则生者宜自感动。然后简其强壮，宣以国恩，喻以虏仇，明以天伦，激以大义；悬赏以鼓其勇，暴恶以深其怒；痛心疾首，日夜淬砺。务与之俱杀父兄之仇，以报朝廷之德。则我之兵势日张，士气日奋，而区区丑虏有不足破者矣。
兵家认为，激发士兵的怒气会让他们更加奋勇地在战场上杀敌。王阳明却以仁爱为本，从“仁”出发，他主张先对兵士们施以仁爱与关怀，“然后简其强壮，宣以国恩，喻以虏仇，明以天伦，激以大义。”从这一点上来看，王阳明的用兵之术比孙子兵法更胜一筹，此举也在无形中体现了他的心学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