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2年，爱尔兰文学史上的两位大师——叶芝和乔伊斯相遇了，那时叶芝还未写出后期传世的诗歌，乔伊斯也只是一个初出茅庐的文学青年。为了慑服态度倨傲的乔伊斯，叶芝拿出了自己当时最新也是最得意的理论，那就是认为民间文学比艺术家所追求的纯美文学更有生命力。叶芝对乔伊斯说：“艺术家，当他长期生活在自己的思想中，以那些与他一样精雕细琢的艺术家为榜样后，就进入了一个由纯粹理念构成的世界。他变得极其个性化，同时也在追求彻底完美的过程中，最终变得贫瘠。相反，民间创作产生了无穷无尽没有观念的形象。民间故事无视道德法则和日常法规，它们是一系列的图片，就像孩子们在火中看到的那些图案一样。你注意这两种创造，艺术家的创造和民间创造，前者源自城市文明，后者存在于乡村生活的形式之中。……民间生活，乡村生活，属于自然，丰饶多产；艺术生活，城市生活，属于精神，如果不与自然结合，就会变得贫瘠不育。”[58]如果是十几年后，这段话应该能够打动乔伊斯，但那时乔伊斯信奉的是易卜生的群氓思想，认为民众不过是一群愚昧冲动、没有主见的“乌合之众”，在一年前自费出版的文章《乌合之众的时代》中，乔伊斯第一句话就称，“如果不厌恶大众，一个人就不可能热爱真理或善；艺术家虽然可以利用民众，却与民众保持距离”[59]。在这种心态下，乔伊斯的傲慢反应也是可想而知的了。
值得注意的是，在《乌合之众的时代》中，乔伊斯称爱尔兰社会为欧洲最落后的民族，“落后”一词他用的是“belated”，这个词直译是“来得太迟的”。如果把城市比做现代文明的门槛的话，乡村正是一种“来得太迟的”生活，从这个角度看，这个被乔伊斯称为乌合之众的爱尔兰民族，倒正是叶芝所提倡的民间生活的典型。
一
与英国相比，爱尔兰的中古文化发展得更早，形成了自己的民族宗教德鲁伊教，出现了爱尔兰世俗文化的传承者“菲利”诗人——主要担负传播民间口头文学的责任。在中古很长一段时期，是爱尔兰文化对英格兰文化产生影响，而不是相反。但从11世纪起，英格兰人开始了对爱尔兰的殖民统治，对爱尔兰文化实行殖民压制，用英格兰文化取代爱尔兰文化，使处于幼年时期的爱尔兰文化后来的发展举步维艰，“几百年来都被叛处了死刑”[60]。就爱尔兰自己的民族文化来说，在20世纪爱尔兰文化复兴之前，爱尔兰文化一直停留在民间口头文化阶段——不仅民间传说和歌谣在20世纪初仍然传唱不衰，为爱尔兰文学创作提供主要素材，而且爱尔兰的民间故事表现出很强的说、唱、听的特征，此外，爱尔兰一直有着传播民间故事的社会群体和“深厚的口头、民间传统”[61]，这保证了爱尔兰民间文化的繁荣，并使口头文学这种古老的传播方式和创作方式在爱尔兰至今仍有巨大的生命力。
爱尔兰民间口头文学最活跃的地方是爱尔兰的酒吧，“爱尔兰的酒吧闲谈和书面创作产生了异常众多的‘说故事人’，……爱尔兰书面文学中的故事与在酒吧中创作和讲述的故事有着相同的叙述结构”[62]。酒吧在爱尔兰人的生活中占有重要位置，都柏林的酒吧更是都柏林男性聚会的主要场所，都柏林人在饮酒时的饶舌善辩、口若悬河也是有名的，这在许多都柏林游记中都有反映。爱尔兰人酒吧饶舌的主要内容，除了像其它国家的酒吧那样传播各种传说逸闻外，最具特色的是充满爱尔兰民间智慧的笑话、幽默和文字游戏，“没有什么庄重的东西不能用来打趣，没有什么严肃的东西不能用来嘲讽”[63]。在这样的场合中，“没有人在乎自己的年龄或尊严，没有人因为自己的职位太高或身份显赫而不加入这场狂欢的热潮”[64]。这段引文描述的虽然是爱尔兰总督府的一次晚宴，但我们把它与《尤利西斯》和《芬尼根的守灵夜》中描写的都柏林酒吧的聚饮和医科大学生的聚会对照一下就会发现，它们都有着都柏林酒吧特有的狂欢气氛——一种不分你我、充满了粗俗谐噱的群体宴乐。值得注意的是，乔伊斯的父亲约翰·乔伊斯就是一名酒吧娱乐的高手，说学逗唱无一不通，在都柏林小有名气。在青年乔伊斯的心目中，约翰·乔伊斯那种“纵酒、挥霍、饶舌、唱歌”的生活方式成了都柏林男性社会生活的代表。乔伊斯曾经称“《尤利西斯》中的幽默是他的幽默，书中的人物是他的朋友，这部书就是他的写照”[65]，乔伊斯在这里指的，就是由约翰·乔伊斯所体现的都柏林酒吧文化。
在《拉伯雷研究》一书中，巴赫金提出了“民间诙谐文化”这个概念，以此来描述拉伯雷作品中突出表现出来的“狂欢节文化”。巴赫金发现，民间文化中常见的诙谐和狂欢并不像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只是一种娱乐，它也是一种深刻的世界观，是一种与形而上的、“严肃积极”的、禁欲主义的、个人英雄的世界观相对的人生模式，它“同一切自我隔离和自我封闭相对立，同一切抽象的理想相对立，同一切与世隔绝和无视大地和身体的重要性的自命不凡相对立”[66]。
民间诙谐文化首先是一种包罗万象的全民文化，在狂欢节的世界里，人的一切等级界限都消失了，人只作为社会群体的一个分子而存在，个体从群体的价值和生命中获得自己的价值和生命。此外，民间诙谐文化还突出地表现出世俗和肉体的特点。筵席和肉体不仅在民间诙谐文化中大量出现，而且一改在正统文化中被贬低的地位，被用一种明朗的态度来对待。由于民间诙谐文化完全立足于大地和物质现实，而不是无望地追求超越与永恒，因此它也从大自然生生不息的变化运动中，从人类整体生生不息的繁衍更迭中获得无尽的生命力。与之相反，正统文化和严肃文化最大的缺陷就在于古板沉闷、贫乏僵化，“看不到自身的开端、局限与终点，看不到自己那副衰老滑稽的尊容，看不到自己对永恒和不朽的妄想所具有的喜剧性”[67]。民间诙谐文化以诙谐为主要特征，因为“诙谐不会创造教条，不可能成为专横的；诙谐标志着的不是恐惧，而是意识到自己的力量；诙谐与生育行为、诞生、更新、丰收、盈余、吃喝、人民世俗的不朽相联系；最后，诙谐还与未来、与新的将来相联系，并为它扫清道路”[68]。民间诙谐文化废黜一切又更新一切，在本质上是“人民对其集体历史不朽性的生动感受”[69]。
不过，在欧洲历史中，这个充满生机的文化却一直遭到排斥。如果说在希腊奥林匹斯众神的欢宴中还有它的影子的话，那么当基督教文化取得统治地位后，这种文化就被与粗俗堕落划上了等号，被赶出道德的严肃的正统舞台，只在民间笑话中还可以听到微弱的声音。而爱尔兰由于其独特的历史，由于它“落后”（belated）的特点，却使这种民间文化在爱尔兰酒吧和欢宴中保存下来，成为爱尔兰文化的一个突出特色。虽然在基督教文化的权威话语下，这一文化在爱尔兰也常常蒙上低贱堕落的色彩，但它的强大的生命力却不断吸引着叶芝这些优秀的爱尔兰诗人回到它肥沃的民间土壤中来。乔伊斯后期作品较前期表现出更持久和博大的生命力，正是与他后期作品中包含的民间诙谐文化成分密不可分的。
二
乔伊斯在创作初期，对民间文化和社会群体文化持的是鄙视态度，把民众称做乌合之众。这种态度除了受当时欧洲兴起的易卜生、尼采的超人思想的影响以及欧洲传统文化中的精英思想的影响外，乔伊斯的父亲也起了直接的反面作用。
乔伊斯的父亲约翰·乔伊斯应该说是一个天分很高的人，特别具有口才和表演才能，这使他常常轻而易举地成为都柏林酒吧聚饮中的明星。问题是，约翰·乔伊斯后来差不多把自己的全部生活都消耗在了都柏林酒吧中，为此毁了自己的前途，几个孩子不得不像《尤利西斯》中描写的那样到处找饭吃。这样的家庭经历无疑使年轻的乔伊斯对由他父亲所体现的都柏林酒吧生活充满了反感。在大学时写的一个断片中，乔伊斯曾写道“都柏林人是我在不列颠岛和欧洲大陆遇到过的最没有希望、最无用、最善变的无赖民族。……都柏林人把时间都花在酒吧、酒馆或妓院的空谈和聚饮上，却从未因双倍的威士忌和民族自治而‘发胖’”[70]。据艾尔曼记载，有一次约翰·乔伊斯喝醉酒回来，乔伊斯痛打了父亲，差点把他杀死。
出于对都柏林人这种空洞的夸夸其谈和当众失态的行为的反感，乔伊斯一直把自己想象为一个卓尔不群的超人，一个超越爱尔兰那堕落的社会迷宫振翅高飞的天才艺术家。对社会的批判和对自我的肯定构成了乔伊斯早期创作的基本主题。在乔伊斯的笔下，都柏林灰暗窒息的画面完全是都柏林人咎由自取，是他们精神“瘫痪”的必然结果。整部《都柏林人》展示了都柏林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却几乎没有一丝亮色。
与《都柏林人》形成映照的是乔伊斯那时创作的一部没有发表的小说《英雄斯蒂芬》，用一位乔伊斯研究者的话说，乔伊斯“在《英雄斯蒂芬》中把自己塑造得近乎偶像”[71]。后来发表的《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是在《英雄斯蒂芬》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主要是淡化了原来小说中主人公斯蒂芬的“英雄”色彩，不过，即便如此，斯蒂芬作为闷铁屋中唯一清醒者的形象也显而易见。在小说中，只有斯蒂芬一个人对爱尔兰传统的宗教、政治、道德乃至艺术观念进行反思，也只有他一个人说得上有自己的独立思考和判断。
不少评论者认为《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是乔伊斯作品中构造得最好的一部。的确，就该书的和谐精致来说，这部小说确实可以为乔伊斯赢得艺术家的称号，但是与《尤利西斯》和《芬尼根的守灵夜》相比，这部小说却显得太单薄了。可以说，如果没有《尤利西斯》和《芬尼根的守灵夜》的社会广度和生命厚度，乔伊斯今天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只能与柯林斯、威尔斯一样。《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的缺陷正是叶芝所说的纯艺术不可避免的贫瘠不育的缺陷，斯蒂芬·狄达勒斯这个艺术形象的弱点也正是巴赫金描述的那种自我隔离、自我封闭、自命不凡的禁欲主义者必有的古板沉闷、贫瘠僵化的弱点。总之，乔伊斯早期的作品缺少后期作品那种丰富旺盛的生命力。
乔伊斯后来自己也看到了这一点，所以在《尤利西斯》中放弃了继续以斯蒂芬·狄达勒斯为主人公的设想，称“斯蒂芬的形象缺少变化”[72]。与斯蒂芬相比，布卢姆这个人物则更有包容性，性格也更丰富，用一个评论家的话说，“布卢姆的‘一切主义’与斯蒂芬的‘虚无’的呼喊正成对照”[73]。《尤利西斯》的“刻尔吉”一章典型体现了布卢姆形象的多变性和丰富性：他既可以像皇帝、主教、市长一样高贵尊严，也可以像奴隶、妓女、男宠一样任人凌辱；他可以是宣传社会革新思想的工人演说家，也可以是被判处绞刑的犹大；作为丈夫，他既能伺候自己妻子的情夫，也能与其它女人调情；作为男人，他既可以成为女性膜拜的对象，也可以被女性鞭打；他像唐璜那样寻花问柳，同时却是一个阳痿的废人；更值得注意的是，他曾是老者也变成过婴儿，他能够死去也能够新生。在西方文学史上，很少有其它艺术形象像布卢姆这样具有如此大的可塑性，也没有哪个形象可以经历如此大的跨越而不四分五裂。“刻尔吉”一章写的虽然只是布卢姆的幻觉，但是并不让人感到突兀生硬，因为布卢姆白天表现出来的“随着环境而变换自我的能力”[74]已为这一黑夜狂想曲做了铺垫。可以想象，如果这一情节发生在斯蒂芬身上，必然会因为形象的不和谐而导致失败。
布卢姆的丰富性很大程度上来自这一形象的现实感和社会性，来源于他立足于浑浊但也丰富的物质现实之上这一特征。布卢姆不像斯蒂芬那样排斥一切不属于理想的东西。布卢姆也有自己的特点，那就是基督式的同情和爱。他并不像精英文化所认为的那样愚昧，他能敏锐地看出市民们的狭隘和医科大学生们的轻浮，在小说中除了莫利根之外也只有他一个人能与斯蒂芬对话，也只有他有勇气对“市民”的专横予以回击。不过，布卢姆虽然了解人性的种种弱点，却并不像斯蒂芬那样对他人表示蔑视，在小说中他最常出现的反应是内心中发出的叹息。是爱使他能够尊重女性和弱者，也是爱使他可以把自己放到很低的位置上去理解一切，接受一切。如果说斯蒂芬的主要特征是超越生活，那么布卢姆的特征就是对生活敞开大门。与斯蒂芬所显示的人的自我的一面相对，布卢姆显示的正是人的社会的一面。斯蒂芬的形象原型是飞上天空的希腊巧匠狄达勒斯，布卢姆的最高理想则是成为一个社会改革家。布卢姆虽然还多少保留了乔伊斯早年喜爱的羊群中的山羊的特点，但与斯蒂芬相比，他无疑代表着都柏林的社会生活。不论在生活中还是在“刻尔吉”一章的狂想中，布卢姆的形象都是和其他人、和社会生活联系在一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