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要让孩子休学？
“我的天，还有三年哪”
1998年9月，我11岁的儿子上了初中。
我将轻便自行车的车座调到最低，以免儿子站着骑车。儿子骑上车后，身子仍然很夸张地左摇右晃。天不亮摇向学校，去上早自习；天黑定从学校晃回，在晚自习后。突然的变化，弄得他妈妈既心疼又头疼：心疼他的身体，头疼他的学习。我的儿子在整个小学时代一直是所谓的“差生”。“孩子本来就挑不动一百斤，”他妈妈说，“现在又凭空加上了重量，他不是要累得趴在地上吗？”
我却对此一直持乐观态度。我相信教育的本意是“唤醒”或“引出”。我们应该相信孩子已经拥有天赋和智力，并且随着年龄的增长它们必将得到开发，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从而涤尽他从前的“劣迹”。
一个学期很快就要过去了。种种迹象表明，我的乐观是盲目和不现实的，倒是他妈妈的担心显得极有先见之明。
儿子写了篇作文《铃声》，上面说：上课铃声响起时，优生像兔子一样跑进教室，“差生”像乌龟一样爬进教室；下课铃声响起时，优生像乌龟一样爬出教室，“差生”像兔子一样跑出教室。我疑心那作文中的“差生”正是儿子对于自己的活写真。
他妈妈则从他的数学课本里看见了“篮球”“足球场”“变形金刚”“蝙蝠侠”等字眼，另外还有一行字：“快下课了，快下课了……终于下课了！”
我打电话向儿子的班主任了解儿子入学后的情况，班主任给我讲了这样一件事：一天，数学老师发现他从不独立完成作业，就让他到教师办公室去做。在办公室里，他发了一会儿呆，突然摇摇身子，将钢笔往桌上一丢，当着老师们的面仰头喊了一声：“我的天，还有三年哪！”接着就直着脖子大哭了起来！
这一喊一哭，我没有亲闻，但我却因此明白了：我儿子的学习成绩在继续下沉，与学习成绩一并下沉的，还有欢乐、信心、意志和尊严——假如我们承认，孩子也有尊严的话。
一张戏票
我感到内疚。
我得承认：自打儿子出生以来，我从不曾像现在这样焦虑过。事情是明摆着的：悲剧的雏形已然形成。
作为父亲，我缺乏远见。早在他念学前班时，我就应该意识到：小马驹一迈步就已经上了战场，岂能任由它前前后后溜溜达达？
我想起一些事情。3岁时，我儿子数数老弄不清19后是20，29后是30……99后是100，在我口干舌燥之际，他突然冒出一句：“我怎么就转不好弯呢？”说得我哈哈大笑，也就忘了继续帮他“转弯”了。6岁时，他分不清汉语拼音字母“b”和“d”、“p”和“q”，适逢有人邀我下棋，我就拍拍他的头，说一句：“你以后会懂的。”8岁时，有一次他忽然拿不准“吃饭”的“吃”口字旁是在左边还是在右边，我真的生气了，举起巴掌吓唬他，他问：“爸爸，你敢打祖国的花朵？”又问得我忍俊不禁……长此以往，直到今天，我儿子仍是未加鞍辔的小马驹，岂有不偏离“正道”之理呢？
更让我深深负疚的是一星期前发生的一件事情。
那天晚上，我们全家去影剧院看歌舞团演出，临进场时，儿子突然扯了扯我的衣襟：“爸爸，给我15块钱！”我说：“干什么？”他说：“我要给张老师买张戏票。你看，他在那！”我说：“张老师是谁？为什么要给张老师买票？”儿子说：“张老师是我小学的自然老师。张老师讲课，我听得懂。”我心里一热，急忙掏出15元钱给了他——可怜的孩子！在这之前，我是多么不理解他呀！原来，他也很想“听得懂”！他也很想做“优生”！为什么在此之前，他从来不向我吐露只言片语呢？
当天晚上，我一夜不眠。孙中山说过，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在素质教育的强有力的政策和制度出现之前，应试教育不也像一股“浩浩荡荡”的“世界潮流”吗？谁人可挡？何况孩子！
箍无底的桶
继续往回想，我又有一个新发现：在整个小学时代，尤其在小学高年级阶段，我儿子曾经为维护自尊做过种种努力。
大人与孩子对话，总爱问到成绩，或者出于关心，或者为了挑逗。碰到这种情况，成绩好的自然求之不得，成绩差的难免畏葸尴尬。而我儿子采用的方法，多是插科打诨或佯作潇洒。譬如，人问：“你学习怎么样？”他说：“你换个话题好不好？”人问：“听说你这回数学考了30分？”他说：“谁说的？33分！”人问：“听说这次考试排名，你是全班倒数第一？”他说：“瞎说！是倒数第二！”他又笑着补充道：“还有一个没有参考哩！”
茶余饭后，儿子经常主动谈起校园生活，言语俏皮，时有奇语。现在看来，我其时只顾欣赏，未曾留意到俏皮中有无奈，奇语中有隐情。譬如他讲过的“三次举手”。第一次：“同座李坤想揭发我上课看小人书，就举了手。当时老师刚刚提了一个数学问题，见他举手，就点他起来，问：‘那你说等于多少呢？’李坤说不出话。老师说：‘答不出来举什么手？坐下！’我用书遮住脸，差点笑死。”第二次：“我是从不举手的，那一回举了手。老师说：‘蔡培培同学，你难得举一回手，你说。’我说：‘老师，我肚子坏了，要上厕所。’”第三次：“我还举过一回手。这回是真想回答问题的，因为妈妈已提前给我讲过答案。哪知老师一点我起来，开口就问：‘蔡培培，你又有什么事？’真能把人噎死！”
但有些事情却是儿子断然不讲的，一旦被问，他就搪塞过关。有一次，我问他：“你和宋小虎不是铁杆哥们儿嘛，怎么不见往来了？”他说：“宋小虎小气。我不跟小气人打交道。”另一次，他妈妈发现他的上眼皮受了伤，问伤从何来，儿子说：“走路不小心，树枝戳的。”他妈妈说：“好险！”但事后一查，“断交”，原来是因为宋小虎的母亲不允许宋小虎与“差生”来往；眼皮受伤，原来是品德老师在课堂上用手指使劲拧的。
每回期中或期末考试完毕后，我们全家照例要上县城他大舅家玩一回。一上车，儿子总要叮嘱他妈妈：“大舅、大舅妈要问起我的分数，你只说‘不大理想’就行了，别的话不要说。要是表弟问我的分数，你就反问他：‘你考了多少分？’”
倘若说以上一切尽是儿子“被动防守”，那他也常有“主动出击”的时候！
乒乓球冠军、足球队队长、魔术大师、小品演员……瞧瞧这些头衔！
但外人、亲戚、老师莫不对此忧心忡忡。他们说：“蔡培培，你可不能越玩越野呀！”
原来我儿子的一切努力，甭管是“被动防守”或“主动出击”，全部是“箍无底的桶”！至此，我已看得分明：儿子只能拎起书包，跟我回家，接受家庭教育。
狼还在山上
我敢说，中国的家长在给孩子讲《狼来了》的故事时，一定感觉痛快。“撒谎就得死”，由一个恐怖故事一瞬间就完成了道德教化，何等直截了当，何等立竿见影。
但又怕见的是“阴影”——毕竟，威胁不大像教育，而且，纵然牧羊的孩子撒谎了，就该被狼活活咬死吗？听者若真首肯，则漠视生命将是迟早的事。于是后来又出现了多种版本，概括起来，大致有两种。一种是前缀式，即那牧羊的孩子在被狼咬死前，早已撒谎成性，并非偶然为之；二是后缀式，即狼不知为什么放过孩子，专逮羊咬，结果把所有的羊都咬死了。
我想，这意思是说：谁叫牧羊的孩子屡教不改呢？大人实在是忍无可忍，万般无奈，才不得不借狼的奋身一跃实现惩罚。因撒谎而命绝也许是过了点，但至少羊是一定得死的。
这也是“换汤不换药”——都没有想到大人的责任。
现在让我们试着从孩子的角度想一想。首先，山上有狼吗？有的——从后来孩子或羊的尸体来看。那么，在有狼的山上，可以让一个未成年人单独上山牧羊吗？置身于可怕的情境中，时时担心着“狼来了”，孩子会怎么做呢？他喊“狼来了！狼来了！”，果真只是“撒谎”，逗大人们开心吗？从心理学的角度看，孩子撒谎通常有三种情况：在愿望不能达成的时候；在掩饰自己错误的时候；在把想象中的情景当成实际发生的情景的时候。牧羊的孩子属于哪一种？
就事论事，让孩子在有狼的山上单独牧羊，简直就是蓄意谋杀呢。
您别说，我们的国情还就是特别：凡事一惹上道德，本身已不可论，只是做垫子，将道德托得高高的。唯其如此，王祥可以卧冰，郭巨可以埋子，死一个牧羊的孩子，又算得了什么呢？这个毫无诗性品质的“寓言”，这个血淋淋的故事，之所以代代相传，是因为它显然掩蔽着这样一种伦理基础：在孩子面前，大人是不会错的；在大人面前，道德是不会错的。
难怪牧羊的孩子葬身狼腹这么多年，很少有人站出来，指出大人的失职和孩子的冤屈，哪怕只说一句，“孩子，你并不坏，只是太顽皮”。我们让弱小的亡灵一直背着沉重的道德的十字架。
最近读报，偶然读到朱华贤先生写的《解读经典必须“三尊重”》（《中国教师报》2007年1月31日）一文。此文旨在维护经典故事的权威，谨防个性化解读的泛滥。他本人对《狼来了》的解读是：“说谎一次，可以谅解，连续说谎三次，就不可饶恕了”；“孩子错了就错了，自己要承担责任”；“说谎的孩子必定既害人，又害己”。原来朱先生仍然是赞成牧羊的孩子“死得其所”的。
这当然是“经典”的解读。
“经典”解读和“现代”解读的分野大概在这里：前者德在人先，以德为本；后者人在德先，以人为本。
狼还在山上……
遭遇荒诞
有些往事，譬如我2002年在省城一所私立学校打工的那段经历，断不是说声“俱往矣”就可以忘掉的。
我在报到的当天，就在学校后花园制定好了散步路线。——孤独和遐思总是有益的。有趣的是，我后来发现，这条路线很像“N”，一边的荷塘很像“O”，二者组成了一个大大的“NO”。而这个大大的“NO”恰好代表了我对于这所学校的全部看法。
感慨无限……可是，我还是从我的第一节课说起吧。
刚一走进教室时，我惊诧莫名。看过《修女也疯狂2》吗？克拉伦斯修女第一次走进教室时，学生们正疯成一团，高唱着自编的绕舌歌，根本不把她当回事儿。我的情况也是这样：全班学生无一例外地戴着单放机耳机，仿佛医生挂着听诊器，且并不因新老师的到来而稍加收敛。不同的是，克拉伦斯修女的手仿佛钢筋铁骨，她只用指尖在黑板上使劲一划，就发出了裂帛似的尖音，使教室继一阵惊叫声后静下来；我看看自己的手，指甲是刚剪过的，且自知力道不足，就没有敢划。“同学们！”我把双手安放在讲桌上，“我来作一下自我介绍。请大家把耳机摘下来好吗？”只见几个学生脑袋左歪一下，再右歪一下，摘下了耳机。我正准备高兴，一个迟到的男生大踏步地走进来，在抽屉里乒乒乓乓鼓捣一阵，拿出一件东西，旋即又大踏步地走出去了。我相信，我当时一定愣了很久，抑或是在旧道德或新道德里检索他的行为根据吧。总之，当我缓过神来时，才发现教室里早已乱成了一锅粥……
学校教师来自四面八方。多数是高级教师和特级教师——如果你愿意，我们不妨说：也就是一些退了休的老教师。与公立学校相反，在这些庄严和光荣的白发之间，中青年教师只是点缀。隔阂，大约是难免的。然而，一提起学生们的“油盐不进”，大家的情绪乃至语调立即就统一起来了。
“你这算什么？”一个教师对我说，“我第一次上课时，还有学生在教室里打乒乓球哩！”（几张课桌一拼，就成了乒乓球桌。）
“还是刘老师有招。”另一个教师说，“他老人家有心脏病，上课总带着速效救心丸。学生们一闹起来，他就赶紧吞一颗——医生是这么交代的。”
晚上，为了进一步弄清情况，我拜访了住在我隔壁的一位老教师。老人家年逾六旬，似很健谈，或者不如说，他蓄了一肚子的话要对人倾诉。他说：“我每次上课前，都要先散30分钟的步，不然，我没有勇气走进教室！一进教室，先把门关上——不能让学校领导或学生家长看见。哪是上课呀，下面的声音比上面的声音还大！扯破了嗓子喊，没用；用教棍拍桌子，也没用，只安静一小会儿。我还能有什么法子呢？说白了，到这个学校来，在领导眼里，你就是个打工的；在学生眼里，你就是个下人！乱套了！全都乱套了！有时候，我忍不住想：孩子们，睡会儿觉吧！可他们不睡，只在早自习睡。我没有早自习，我是教数学的。唉！我从前见惯了循规蹈矩、低眉顺眼的学生，到这儿来，只好夜夜做噩梦！前不久，我自感快撑不住了，就给老伴打了个电话，说要回家。老伴就给我摆困难：老大下了岗，老二要建房，老三要结婚……我说了句‘你就看着我死在外面吧！’就撂了电话。当然，我晓得，她说的都是实话。我想再等一等……”
接下来的几天，我愈看愈分明：这个学校将现行教育的弊端发展到了极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