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自往请之，曰：“吾国东有齐、中山，北有燕、东胡，西有楼烦、秦、韩之边。今无骑射之备，则何以守之哉？先时中山负齐之强兵，侵暴吾地，系累吾民，引水围鄗，微社稷之神灵，则鄗几于不守也。先君丑之，故寡人变服骑射，欲以备四境之难，报中山之怨。而叔顺中国之俗，恶变服之名，以忘鄗事之丑，非寡人之所望也！”公子成听命，乃赐胡服。明日服而朝。于是始出胡服令，而招骑射焉。
——《资治通鉴》
我将要带领大家走进中国历史的长廊，从中定格若干个中国历史的片段。这其实是有一定随意性的，中国历史那么长，要讲的实在太多，我们都看过一本书——《天方夜谭》，又叫做《一千零一夜》，如果说阿拉伯的故事可以讲“一千零一夜”的话，我们中国的历史，“一万零一夜”甚至“十万零一夜”也讲不完。一个人学习了解的内容毕竟有限，个人兴趣也都不同。这些年来，我在学习历史、了解历史的过程中，写了一些文章，给各位讲的就是我已经写过的中国历史上的这些片断，这些片断并不一定就是最重要的，但是我认为，它有一定的代表性，或者说也是比较有趣的。
我们学习历史，当然首先是了解，但了解了之后干什么呢？我想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需要，政治家需要通过历史吸取经验教训，学者则可以通过历史来进行研究。我们平时讲，通过了解历史可以得到智慧、得到乐趣，所以我希望所讲的内容能够对大家有所帮助，或者让大家会心一笑，或者可以引起各位的思考。
至于我定格的这些片断以外，还有更重要的内容，请各位让我慢慢再学，再思考。这些片断有的正好可以串联起来，但有的中间隔开了，所以需要一个一个片断讲。首先要讲的是“胡服骑射”。
大家都知道秦国的商鞅曾经实行变法，这对秦国的发展壮大起了很大的作用，但今天我要告诉各位：赵武灵王实行胡服骑射也是一场意义重大的改革，并在当时以及后来都对历史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讲到“胡服骑射”，首先解释一下什么叫“胡服”。“服”就是服装、服饰；“胡”就是胡人。以前，在中原的华夏诸族，他们把生活在北方包括西北、东北的非华夏诸族，统统称之为“胡人”，所以所谓“胡服”，就是胡人的服饰。那么“骑射”是什么意思呢？很简单，骑着马作战，打仗射箭。大家可能觉得这个很正常，马就是用来骑的。其实不见得这样，因为中国古代，华夏诸族的马不是用来骑的，主要是用来拉车的。打仗的时候，双方都是赶着马车，然后马车上的人用长武器打仗。
之所以要实行“胡服骑射”，就是要使华夏诸族能够接受胡人的服装，改变传统的作战方式。
那么谁实行“胡服骑射”？主人公是战国时期赵国的国君赵武灵王。赵武灵王为什么要进行这一改革？这不能不讲当时赵武灵王所面临的形势和他的抱负。
赵武灵王做出这个决定是在公元前307年，也就是他继位十九年后。赵国原来跟魏国、韩国一样，不是独立的诸侯国，而是晋国的三位大臣于公元前403年分晋创建的，并且得到了周天子的承认。
在三家分晋之后差不多一百年的时间里，魏国在这三家里经常执牛耳，占主导地位。赵国则国势衰弱，经常受到邻国的欺压。赵武灵王继位的时候，就发生了一件使赵国很受辱的事情。赵武灵王的父亲赵肃侯死了，周边几个诸侯国如秦国、楚国、燕国、齐国、魏国，都来参加葬礼，可是这些来参加葬礼的诸侯国君都派了一万精兵随同，外人看着是来参加葬礼，实则是给这位少年新君一个下马威。
赵国在其他方面也不容乐观，比如说赵国的近邻中山国。魏国曾经把中山国灭了，后来中山又复国了。尽管中山国的实力不强，但作为近邻的赵国却奈何它不得。另外，赵国曾经跟齐国、魏国一起想进攻秦国，结果被秦国打败。后来赵国跟齐国、魏国发生冲突，齐、魏两个国家又联合进攻赵国，赵国作战失败，最后还是想办法掘开了黄河大堤，让黄河水溃堤，才阻挡住了对方的攻势。
所以赵武灵王继位的时候，赵国国力非常衰弱，又面临着一些强邻。在其即位以后不久，赵国又被秦国打败。这一次，赵国的损失很大，八万士兵被秦国屠杀。秦国还步步深入，攻下了赵国的蔺、离石，就是今天山西离石这一带，威胁到赵国国都安全。赵武灵王就是在这样一种形势下继位的。继位之初，他就设置了两个以前没有的官职，一个叫做“博闻师”，“博闻”意即知道的事情很多，他设立了三位博闻师，实际上就给自己找了三位顾问，他不知道的事情随时可以请教。如果这还不算什么了不得的话，他又专门设立了三位叫“司过”的官职，专门监督国王有什么过错，然后随时向其提出意见。赵武灵王一边学习一边找大臣专门监督他，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当时诸侯林立，大家争着要提高自己的级别，很多国君纷纷称王。赵国本来是子爵，祖上有赵简子、赵襄子等。到赵武灵王父亲的时候，谥号是赵肃侯，已经称侯了，但是赵武灵王却只把自己的称呼定为“君”。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赵武灵王认为还不到称王的时候，那就不要用这个名义。不过，他始终在观察周边的形势，积蓄力量，随时准备在必要时发挥出来。公元前309年，赵武灵王亲自到东北的边疆九门，就是今天河北的西北边界一带，筑了一个瞭望台，叫做野台，在这里观察邻邦中山国的形势。
公元前307年，赵武灵王终于找到了机会。当时，秦国君王是秦武王，力气很大，而且很喜欢表演。有一次他跟一个武士比武，大家说把鼎举起来，结果他举起来好几次，突然一下子站立不稳，被掉下来的鼎压断了胫骨，很快就死了。赵武灵王得到这个消息，就采取了一个措施，他知道当时秦王之位一时之间没有人继承，而秦武王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兄弟在邻国燕国，于是他赶快派人到燕国护送这位公子回到秦国。后来果然这位公子继位了，这个人就是秦昭王，因为秦昭王是在赵武灵王的支持下回到国内继位的，这样就改善了赵国跟秦国的关系。当时秦国很强大，赵国与其改善关系以后，当然就能摆脱这个主要威胁，去处理其他的事情了。接下去，赵武灵王大举进攻中山国，攻占了中山国一些战略要地。他还亲自率领军队向北及西北推进，一直把赵国的疆域扩展到了今天内蒙古河套一带，所以我们从地图上可以看到，赵国的疆域一下子就大规模地扩展了。疆域扩展到了河套还有一个好处，那就是赵国的势力范围到了秦国的北边，不再被动地处于秦国的威胁之下，而是从北方扼制了秦国。而中山国呢，被赵武灵王这样接连地进攻，战略要地都失去了，只能苟延残喘。经过十九年的苦心经营，赵武灵王已经摆脱了原来处处受压、受邻国打击、无所作为的境地。
赵武灵王是不是就满足了这样的形势呢？不是。他下一步酝酿着更大的改革，那就是“胡服骑射”。
为什么中原这么多的君主，只有赵武灵王想到这一点呢？这当然一方面是他为了国家的强大，要提高军事实力，但是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在开疆拓土的过程中，亲自深入实际，看到了北方的胡人在军事上之所以占据优势，很大的原因就是他们不是用中原地区传统的车战，而是用骑兵、射箭。为了适应骑马射箭，必然要改变服装，因为中原地区传统的男子服装是上衣下裳，跟近代的连衣裙差不多，下面不穿长裤，而只穿一条裙子，这样的服装是没有办法骑马的。所以，人只能站在车上打仗。另外，中原地区饲养的牛、马，在劳动时主要是用来拉车的，在拉车的基础上发展下来就是兵车，所以打仗都是用兵车。
我们可以想象，几匹马拉着车，很重要的就是那个赶车人，他掌握着方向，控制着速度。在打仗时，还需要有道路配合，如果前面是一个坡就不一定上得去，甚至有可能没有道路，那行进就更艰难了，所以兵车的机动性是很差的。骑兵则有很大的机动性，有坡能过得去，没有路也可以通过，小河也可过得去。另外从战争本身来讲，站在车上用一支长矛打仗，虽然可以延伸自己的手臂，但是幅度受到了车的限制，远远比不上骑兵用箭可以射到的范围。还有，马车通常要用好几匹马拉，一旦其中一匹马出了问题就会影响到其他的马，另外如果车轮什么地方出了毛病，比如车轴断了，都可能出现问题。还有大家知道，车要拐弯、要调头，都不是很容易的，所以在战争中常常是腹背受敌。
相比之下，骑兵的优势就大大凸显出来了，所以北方的胡人都不用车，他们的车主要是用来运输以及后勤保障，战斗中主要的实力则都是骑兵。赵武灵王这么一考察就明白了，要突破、要提高自己的战斗力，一定要把兵车改成骑兵，而要改成骑兵，当然要推广射箭。
为了配合骑兵，衣服也一定要改革。只有学习胡人，上身穿紧身窄袖，下面穿长裤，这样的服装才能符合需要。但是改革的阻力非常大，什么道理呢？在华夏诸族发展的过程中，服装已经成为礼仪、文化的一部分，我们知道从服装的原始功能来讲，不过是遮羞、保暖、美化。原始人一开始是不穿衣服的，后来出于保暖的需要，用树叶、兽皮这些东西裹身。再后来有了伦理观念，无论男女都要把不宜公开的地方包裹起来，就有了遮羞的功能。等到这两个功能都满足了，又有了追求美丽之心，就通过服装的色彩、款式进行美化。
在走向文明的过程中，服装还产生了一个更大的功能，就是要和穿着者的身份相匹配。大家知道，儒家讲究等级制度、讲究礼仪，那么等级制度跟礼仪通过什么来体现呢？除了通过一些规范、仪式以外，就是通过服装了，通过戴什么帽子，穿什么衣服，衣服什么颜色、什么式样来体现，而且穿戴服饰往往把外观的形象跟自己内在的需要联系起来，所以服装是不能随便改变的。帽子当然更重要，在重要的场合，不仅要戴正帽子，戴自己规定能戴的帽子，连帽子的装饰譬如帽缨都不能散乱。孔子最得意的学生子路在一次政变中亲自格斗，本来他的武功很好，格斗也没有出现什么大的问题，但是不小心帽缨掉在地上了，他就停止格斗，把自己的帽子戴好、帽缨放齐，就在这个时候，被对手给杀了，千古遗恨。有人辩论说他当时应该先保命要紧，生命都没有了，还管什么帽缨正不正呢！我想在子路的理念里，是宁可死都不愿意损害自己的形象，特别是帽子那么重要的东西。所以我们从这里就可以看出，要想华夏诸族特别是上层人物改变服饰，这不是那么容易的。
同样，要这么多的文武官员改变他们的作战方式，也是不容易的。战国时，文武的区别还不是那么明显，一般来讲，每一个贵族、每一个将军甚至每一个平民都要掌握驾车等作战本领。例如孔子教学生“六艺”，其中就包括了射箭、驾车。驾车人在当时特别重要，国君、统帅都离不开驾车的人，等于国君的安危就交给他了，统帅打仗也是靠他。所以我们就可以理解，要改革，要胡服骑射，是很不容易的。
另外我还猜想，当时那些贵族其实也不一定都具备作战能力，并不一定骑射都可以学得很好，要让他们放弃原来这种形式主义的作战方式是有困难的。譬如以前士兵站在兵车上面，谁也不知道他武功怎么样，反正混在士兵中间，说不定里面就有一批南郭先生，而现在要他们从车上下来，换上盔甲，上马去作战，说不定就出洋相了。所以反对胡服骑射的势力非常之大。正因为这样，赵武灵王花了很多的精力。他首先跟他的国师关起门来，谋划了五天。当然肯定不是论证该不该，而是商量怎么办。另外，他还编了一些故事，也许不是他编的，但至少是他利用、完善的。编的什么故事呢？赵简子——就是赵武灵王的祖先，也可以说是赵国的创始人，曾经大病一场，病好了以后，对群臣说做了一个梦，梦到了上天，听到了钧天广乐，最美妙的音乐、最华丽的舞蹈，都欣赏到了，然后天帝让他射一头熊，再射一头罴，熊、罴都被他射死后，天帝又赐给他一条狗，这条狗是北方少数民族狄人的地方产的一条狄犬，另外，天帝还给他两个竹制的盒子。赵简子梦中的这些景象都得到了很好的解释，灭熊、罴，意味着他注定要占领少数民族的地方，两个盒子象征着他的对手，狄犬象征着他的后代子孙。这个梦为什么在赵国得以流传呢？实际上就是赵武灵王要为自己的改革找到一些根据，但是仅仅这样还不够，他跟大臣商量了以后，认为最重要的障碍是他的叔父——公子成。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宗族还起着很大的作用，不像后来中央集权制建立以后，皇帝的权威至高无上。加上公子成是赵武灵王的叔父，叔父要反对的话，这个事情就很难办，因为在他叔父的背后还有一大批支持他的大臣，所以赵武灵王认为公子成是关键。赵武灵王派了一位使者去向公子成转达自己的意思，他说现在要准备举行一次朝会，这是一次正式的仪式，在这个仪式上要求所有大臣都穿胡服，他希望叔父能够体会他改革的苦心，带头穿上胡服，起到一种带动和推广的作用，其他人看到就必然都会跟上来了。但是，尽管赵武灵王派去的使者转达了他的意思，讲了他的一片苦心，公子成还是反对，推托说正在生病，所以不能亲自跟大王表达自己的意见，但是公子成表示：“中国（指中原地区）这个地方，都是聪明睿智的人住的，各种财富和用品都聚集在此，圣贤进行过教化，仁义得到施行，诗书礼乐得到运用，有异常本领的人都可一显身手。远方那些没有开化的人，他们则是来观摩学习的，我们是蛮夷学习的榜样。现在大王偏偏要舍去中国人的服装，去采用远方那些胡服，不遵守自古以来的规矩，改变了我们的传统，这样是违背人心的，贤士大夫的意见大王也不听，这不是脱离中国的实际吗？所以我希望大王再慎重考虑。”
在这种情况下，赵武灵王说：“既然叔叔要见我，又有病，那么我就亲自向他说明。”所以他亲自到公子成的家里非常恳切地又说了一番道理。他说：“礼节和服装可以不同，都是为了方便，时代不同了，办法也可以改变，形势变了礼仪为什么不能改呢？圣人主要是对国家负责，所以从来没有绝对的法度，法度不是一成不变的，只要便于实行就可以。一个国家可以采用不同的礼仪，儒家的宗旨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做法则可以不同。”他再三说明这个道理，说这样改变是为了国家的利益，是为了使赵国强盛。他又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说：“我们国家东面跟齐国、中山国隔着一条黄河，这条河就成了一条界河，没有办法利用它来航行，反而成为国防的前线。我们国家要寻求发展，只有向另一边即北面和西面发展。而这一面，又是胡人和燕国，如果在军事上不能够胜过这些国家，那么我们赵国就陷入绝境了。东面受到河水的影响而无法发展，西面和北面要发展靠什么？只有实行‘胡服骑射’才能够对付这些势力。”
听了这番话后，公子成总算表态了。他说：“我太愚蠢了，没有理解大王这个道理。既然这么说，我就带头穿胡服上朝。”本来以为叔父都赞成了，应该没有问题了，结果赵家的赵文、赵俊以及一个叫周绍的大臣仍然极力反对，认为还是原来的服装好，要求撤销这个命令，所以赵武灵王再次发布文告，详细阐述自己的理由。文告里明白地告诉大家，照搬书本知识去驾车的人不会懂得马的性情，只会用过去的道理来处理现实问题的人不能理解现实的变化，固执于传统的人不足以建立盖世之功，因为效仿古代不足以解决现实的问题。赵武灵王痛痛快快把话都讲清楚了，所以没有再理会一些大臣的反对，直接实行“胡服骑射”。与此同时，随着实力的加强，他亲自率领军队进攻中山国，占领了中山国一些重要地方。这样他又进一步向西北扩展，把领土推到了今天的河套地区。而后他又亲自带军队攻下了中山国剩余的地方，最后中山国不得不求和。到了公元前296年，中山国彻底被消灭，中山国国君被赵武灵王迁到了今天的陕西北部，赵国的实力达到了极盛。很明显，这是赵武灵王推广“胡服骑射”的结果。
我们今天的朋友可能很难理解，为什么这么一点事在当时的赵国会引起轩然大波。但是大家知道，尽管赵武灵王推广“胡服骑射”成功了，并不等于这场改革就已经真正胜利了，就在赵国的实力以及赵武灵王的威信达到顶峰的时候，赵武灵王又做出了惊人的举措。
是什么举措呢？原来，赵武灵王在个人生活方面也是很率性的。
有一次在游玩的时候，他看见一位美女，就动了心。这位美女的父亲吴广赶忙把女儿献给他，后来赵武灵王赐名她为“吴娃”，她的父亲还说她是圣人的后代，所以名字叫做孟姚。赵武灵王对孟姚十分宠爱，甚至一度影响了他处理公务。孟姚给他生了个儿子，本来他的长子已经立为太子了，因为宠爱孟姚，又喜欢这个小儿子，就把原来的太子废了，立孟姚的儿子为太子。赵武灵王的另一个惊人举措，是在他年富力强的时候，宣布把王位传给这个当时只有十岁的小儿子，而他自己称为主父。当然这并不是说他放弃了自己的权力，他照样带领军队，出征时就把国内的事情交给小儿子。比如他灭中山国时，就是在已经把王位传给儿子之后。
赵武灵王还进一步希望将来有朝一日能够去进攻秦国，所以决定到现在的包头一带去察看形势。我们知道，到了包头这一带，就意味着绕到了秦国的后面。那怎么去呢？赵武灵王就冒充赵国的使者出使，秦王开始没有注意，后来觉得这个使者气宇轩昂，与一般人不同，发现有问题，赶快叫人去追，但是这个使者已经飞快离开秦国出关了。这个时候秦王才知道，原来这个所谓赵国的使者就是赵国的主父——赵武灵王本人。
赵武灵王本来希望摆脱日常的事务，专心一致为赵国开疆拓土，专心一致跟秦国对抗，可是殊不知日后竟祸起萧墙。他为什么要把国君的位置传给一个十岁的小孩呢？难道仅仅是为了宠爱的那位美女吗？其实还有背景，即他片面地吸取了历史经验。他的祖先赵简子也有过类似事件。赵简子在自己晚年的时候，发现他的大儿子比不上小儿子，这个小儿子是狄婢（也就是一个狄人婢女）生的孩子。虽然这个小儿子并非嫡子，母亲地位也很低贱，赵简子还是决定立他为太子，但是兄弟两人感情很好，所以大儿子另外封了地方，小儿子就是后来的赵襄子，也是一个很了不得的君主。赵襄子的夫人生了五个儿子，赵襄子却坚持把国君的位子传给哥哥的后代，所以后来国君的位子又回到了他哥哥的后代这里。
那么我想，赵武灵王是受了这个启发，所以他希望自己的小儿子继位，他认为小儿子比大儿子好，然后兄弟之间可以互相谦让，小儿子将来再把君位传回到大儿子那里去。可惜他片面理解了这个历史经验，他没有想到，自己的小儿子并不像他想象的那么贤能，而大儿子呢，也没有像赵襄子的哥哥那么谦让，所以在传位不久就发生了事情。
当赵武灵王灭了中山国以后，举行了一个朝会，即大规模的朝上庆祝。在朝会上，他看见他的长子向一个十几岁的小孩就是自己的小儿子行礼，他觉得有一点于心不忍。兄弟两人，哥哥现在是臣子，兄长反过来向一个十几岁的孩子称臣，所以赵武灵王又改变主意了。那么究竟怎么改变的，我们现在只能够看到后来取得胜利的、他的小儿子——惠文王留下的记载。
据说，赵武灵王一度动心，准备干脆让两个人都做王，都封他们为国君，这样的话就免得兄弟之间不平衡了。在这种情况下，他的大儿子却趁他跟小儿子一起在宫外的时候发动政变，意图夺回本来应该属于自己的政权。结果大儿子失败，逃到了赵武灵王住的沙丘宫那里避难。赵惠文王即小儿子的军队包围了沙丘宫，并下命令说，谁不出来的话就全部灭族，所以大家纷纷跑出去，大儿子觉得无路可走就自杀了。但小儿子的部将们继续包围着沙丘宫，不让赵武灵王出去，手下人全部跑光了，赵武灵王一个人被关在宫里面，出也出不去，食物全部吃完了，只能爬到树上掏鸟窝找吃的。几个月以后等到能吃的东西全部吃完了，赵武灵王也饿死了。
所以这样一位有作为的、矢志改革的君主，最后居然是被儿子逼迫饿死的。顺便说一个偶然的巧合，也就是85年以后，秦始皇在巡游途中，也是在这座沙丘宫病死的。然而不管赵武灵王的下场怎么样，这场改革的意义是非常深远的，因为从赵武灵王推广“胡服骑射”以后，骑射以及武士穿胡服很快为各国所接受，并且再也没有改回去。所以从赵国推行“胡服骑射”、其他诸侯国也纷纷效仿以后，中国车战的历史就结束了。贵族们穿着上衣下裳，在车上拿着长矛，下面步兵配合，这种场景已一去不复返了。以后除了偶尔还用兵车作为武器以外，作战主力一般都是骑兵了。将士的服装虽然不再叫胡服，但实际上已经都推行狭袖、紧身的服装了。所以从改革的角度讲，赵武灵王取得了完全的成功。
当然有一点，赵武灵王推广胡服，只限于将士，一般的大臣、民众还是照样继承原来华夏诸族的传统服装。后来，尽管胡人也就是北方少数民族不断地内迁，甚至成为中原的统治者，比如说鲜卑人就曾经统一过北方，以后带胡人血统的君主就更多了，像契丹人、女真人都曾在中原建立过政权，在他们统治的时期也曾经推广过自己民族的服装，但是，从秦汉传下来的所谓“汉家衣冠”一直保持着。除了基层的百姓穿短衣及小袖紧身的衣服，或者其他人在干活的时候以外，一般正规的服装，还是宽袍大袖，基本上延续了从先秦以来儒家认为符合礼仪的服饰。特别是在正式的场合，如进行礼节仪式、节庆的时候，皇帝以及官员们都是如此。当然，皇帝有特别规定的服装，因为根据长期居于主导地位的儒家思想，服饰是礼仪等级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人们往往把“汉家衣冠”作为传统观念、传统文化、传统礼仪的一个象征。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在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以后，当时的民众被迫改换衣冠或者逐渐胡化了，一旦他们重新看到来自南方的使臣，穿着“汉家衣冠”，他们会非常感动，甚至有很多人激动地流下眼泪。因为他们已经把“汉家衣冠”看作一种传统、一种舍弃不得的传统。
但是，“汉家衣冠”也有它的另一面。因为都是宽袍大袖，太讲究礼仪等级，所以服装严格讲起来成了一种道具，人则成了一个衣架，穿衣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别人，是为了满足礼仪制度上的需要。这样有什么缺点呢？就是把人体本身的形体美掩盖住了。中国的传统或者说儒家的传统，身体能不露的地方尽量不露出来，尤其是妇女，不要说其他敏感部位，就是手臂也要遮起来，所以都要求宽大的服装。这样，人本身的形体美就不大容易显现出来。可是人的欣赏需求，特别是上层的人物如皇帝、大臣等，对异性形体美的追求还是有的。所以实际上在宫廷内部，经常会不顾礼仪。一旦那种紧身的胡人服饰传到中原，往往为上层贵族们所喜爱。在历史上，比如东汉末年、南北朝的时候，还有唐朝，经常会流行胡人的服饰。而那些正直的大臣、传统的学者，则把它看为一个凶兆。如果事后这个国家真的亡了，他们就会说，你看，胡服的流传是一个亡国之征。如果哪个皇帝喜欢欣赏他的宫女、妃子穿胡服，就会被认为是个亡国之君。所以对于这个问题，传统学者们看得非常严重。但是到了清朝，这个传统被迫中断了。
在清朝以前，尽管有些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以后也推广过他们的服饰，但从来也没有那么彻底，而且时间也不是很长，往往等到少数民族政权覆灭后，又重新恢复原来传统的服装。清军入关以后，一方面采取的措施非常严厉，另一方面清朝延续的时间也相当长。入主中原以后不久清政府就下了剃发令，要求男子把周围头发都剃掉，中间留下来，扎成一个辫子。服装也全部要改成满族的服装。当时有赤裸裸的一句话，“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据记载，官府下令剃发，都是一个剃头的担子，旁边挂着割下来的人头，一旦有人不愿剃发就把他的人头割下来挂上去，非常严酷。本来有些地方已经接受了清政府的统治，比如江南，为了这件事又重新起兵反抗，当然结果都是被清政府所镇压，但是民间的反抗还在延续。很多人死了以后，穿的寿衣还是明朝服饰的式样，这是当时的一种说法，生不能做大明的人，死了要做大明的鬼。还有就是有些人画祖宗遗像的时候，都给祖先画上穿传统服装的模样，用这种方式来抵制、抗拒。清政府后来也注意在思想观念等各个方面调整政策，把自己说成是儒家文化、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并且把自己说成是黄帝的后代，只不过是迁到了北方，现在又回来了。通过这些方法，清政府缓和了与汉族士大夫的矛盾，但是说到服装就再也没有改变。
一直到了辛亥革命以前，就是晚清的时候，受西方的影响，一些革命者剪掉了辫子，甚至穿上了西服、留了新式的发型。而这个时候，一些遗老遗少还在抵制，继续保持清朝的长袍马褂、留着辫子。甚至有人专门写文章来辩论，说你们现在骂这个辫子是猪尾巴，但要真是猪的话，剪掉了辫子不还是猪吗？以此来为清朝的服饰辩护。可见，服装一旦成为观念的一部分，就有很强的生命力。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朝鲜半岛。我们知道朝鲜半岛长期受汉文化、中原文化的影响，中国的礼仪制度大部分在朝鲜半岛得到了延续。满族人进关以前就跟朝鲜发生过冲突，之后征服了朝鲜，朝鲜不得不接受清朝统治，成为清朝的属国，但是实际上朝鲜的君臣念念不忘当初明神宗也就是万历皇帝派军队去帮他们复国的再造之恩，所以他们除了密谋要帮助明朝复国的计划以外，坚持不肯改换明朝给他们定下的服饰。经过几次冲突，最后清政府没有办法只好放弃，容许他们继续穿原来的服装，戴原来的帽子，保留原来不剃发、不扎辫子的传统。从这个程度上讲，我觉得我们应该看到朝鲜半岛上那些长期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人对保持自己的传统还是很坚定的，所以在汉城奥运会时可以看到开幕式上专门的仪仗，包括那些表演的人，穿的全部是传统服装。要说中国传统的服装在哪里保留比较多，倒还是在那里。
那么中国呢，反而出现一个尴尬的局面。现在有人提出恢复传统的服装，那么到底恢复什么呢？一方面我们应该很通达，比如说现在妇女穿的旗袍，就是清朝旗人妇女穿的袍子，当然以后有过改良，但是基本形式还是在的。大家想想看，要是明朝人看到这种服装，他接受得了吗？那是异族的服装，根本接受不了的。但是因为经过清朝的统治，经过包括汉族在内的各个民族之间的融合，大家能够接受。而后，清代的长袍马褂也终于为西式服装所替代了。孙中山穿的中山装也好，毛泽东穿的人民装也好，或者列宁装、学生装，其实都是外来的，都是西式的，不过稍微做了变化而已。
我们现在讲传统，是不是只有长袍马褂的传统呢？如果往前追溯的话，要追溯到什么时候呢？是明朝还是汉朝？传统文化能不能改变呢？今天的西式服装能不能成为我们中国人服装的一部分呢？我想这些问题不需要我来回答，我们在实际生活中早已用自己的行动在回答了。这个过程，虽然不会像赵武灵王推广“胡服骑射”那么复杂，但也会有矛盾、冲突。
这里讲一件小事，我曾经做中学教师，那十几年正是“文化大革命”前跟“文化大革命”中间。当时我管理学校的时候做一件事，就是经常去看有哪个学生穿小裤脚管的裤子。当时上海人都知道，以前所谓流氓阿飞的特点就是奶油包头、小裤脚管，头上抹了油，头发梳得光光的，然后裤脚管很小。年纪大的人可能还记得，“文化大革命”中的“破四旧”，在南京路上剪别人的裤脚管，甚至把姑娘的裤脚管都当场剪开，高跟鞋、半高跟鞋也不许穿，挂在脖子上光着脚回家。我这个教师经常做这事。后来发现同学开始穿上面窄下面比较宽的所谓喇叭裤，那不得了，喇叭裤是资产阶级的东西，再后来牛仔裤也引进来了，当时说牛仔裤是西方资本主义腐朽没落的象征，也不许穿。改革开放以后，我到了美国才知道，牛仔裤其实劳动人民穿得更多。
所以我想，回顾历史，直到今天，我们始终面临着这么一个问题，那就是对服装、发饰等各个方面到底该怎么样来使它们适合我们这个国家、民族的实际，又将以怎么样的一种心态来对待我们所不熟悉的这些事物。也许从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改革中，我们能得到一些启示、增加一点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