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尔夫从她的铅笔盒里捡出一支铅笔。然后将铅笔向桌面戳去。铅笔匀称地断了，留下了一个无头锥体，一座木头火山。他又戳了一支。
凯米回来没有睬他。菲特先生走出了办公室，尽管她实际上一句话也没有说，但是她向拉尔夫亮了一个扭曲的微笑，拉尔夫以为她说不定还在关心他呢。他后来认为他本应该给她购买钻石。不是他有钱给她购买钻石，而是他仍然这么认为。他应该给她买一件厚厚的裘皮大衣。他应该给她买辆汽车。
“忘掉她，”他的朋友们说，“即使你送她一辆车，她也不会爱你。”
这话有点道理，就连拉尔夫也这么认为。然而，他还是一直闷闷不乐，不吃饭，不讲话，沉浸在痛苦之中，就好像是一个小孩。他的生活格调很低，这种格调有人能够无期限地持续下去。
因此，如果不是共产党在秋天解放了满洲里，毫无疑问他的这种情绪将会持续下去。
风云迭变
王国有兴盛，有衰败。不管中国在1948年经历了些什么，无论她是令人悲哀地垮台还是使人兴奋地得到解放，她，古老的中国，一夜之间发生了变化。这是舞台上的戏服更换。从一堆破旧的丝绸里钻出了一位红色的同志。一个全然不同的人！至少说看上去如此。然而，这难道不是有关各种变迁的故事吗？过去弯曲着身子躺下，这样，当它应该翩翩起舞时，它就……
但是好戏还在后头呢！在那个时候，甚至都没人知道应该点起泛光照明。当时的一切就是满洲里，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种震惊已不是震惊。人人都知道在雅尔塔会议上，满洲里的港口已为俄国人所用，而且撤退的时候，俄国人不是将枪支交给国民党，而是交给了共产党。现在共产党占据了这个地方，意味着什么？有人说，他们并没有占领它，而是别人将此送给他们的。
然后到了冬季，淮河流域。目前尚无进展。震惊终究是震惊。随着共产党不断向南挺进，震惊一个接一个而来。古老的丝绸在下跌——飞速地移动——但是他们仍然认为：共产党不会，也不可能越过长江。一切已很明显。
一切似乎都不可能发生，然而，披着美丽新衣的春天还是带来了最大的震惊。
回家！在拉尔夫从父母那儿所收到的最近一封信里，他的父亲写道，你母亲请你听这一次。但是拉尔夫无法服从。他回了一封信：美国不让我们走，他们担心我们会用我们所学的知识去帮助共产党。人们正被带到夏威夷离船上岸……
这是许多学生在痛恨之下所写的信。美国有法律和秩序，交通灯遍布各处。然而，高贵的美国人怎么会做出这种事情？后来学生们猜测说，一定是国民党唆使他们这样干的。然而在当时，学生们没作这种猜测，他们大声责骂。这是不合法的，根本不合法！更不必说是错了。拉尔夫义愤填膺，光是出于这个原因，他就和别人一样发狂。然而，另一方面，他也满腹狐疑。如果能够回去，他会回去吗？要是能为家庭和祖国冒点生命危险就好了，要是热爱它们的方式没错就好了。但是，他只是希望。他希望共产党最终无法掌管国家。当然，美国不会承认他们，那他们怎么可能掌管国家呢？
他拒绝加入美国籍。他把拇指搁在鼻端，对意在帮助他的救济法表示了蔑视，好像在声称他的家就是中国，中国就是他的家。不是吗？尽管他在其中的地位就像是挂在理发店里的照片，由于挂得时间太长而退了色，尽管他再也不知道他的家在什么地方，或者准确点说，是否因为他不知道他的家在什么地方，换句话说，正因为它们变得抽象起来，所以他才觉得和它们更为亲近——他喜欢过它们，但是他更想念它们，想念更为简单。然而，像他这样的家庭一旦消失，宛如遁入一个人群，或一片荒野，或某个绑架者的洞穴，这种想念也就没有这么简单了。转眼之间一切便杳无音信。谁知道为什么，谁知道出了什么事？它们的故事就是一个打开了的人孔，他无法去关闭。
尽管如此，他还是梦想着去挽救它们——梦想着会有一个简单的结局，找回丢失了的盖子。这位孝子砸开了岩石牢房。这位孝子通过和毛泽东商谈来消除分歧。（当然，毛泽东说，他知道，毕竟他也有父母。）这位孝子将他的老婆凯米当作牺牲品，男人们用黑黑的手指去拉她的裙子，而他则站在一边轻声地说，对不起。
凯米，他梦想着。过了这么几个月了，他还是想着凯米。
只要他能睡着，他就想着凯米。睡不着的时候，他就在床上翻来覆去，什么也不想。他的身体一会儿痉挛，一会儿干燥，一会儿承受痛苦，一会儿又欣喜若狂。他硬把脚踝朝床架上撞，把肘和手腕往墙上撞，一直折腾到天亮，精疲力竭。最后，他终于可以回顾一下清醒的时候所发生的一切，欣赏着教科书一般的事实：地大物博的中国，他们家的房子和花园，食物防腐的简易办法和让他的两个姐姐出人头地的梦想。记忆充塞了他的头脑：新年盛宴，鞭炮和栗子。他的两个姐姐，一对假小子。百晓养了一只全白的猫，他一想到这就浑身痒痒的。他那过分高大的母亲和更加高大的父亲。他记得他的二婶收集了不少仙人掌，五叔满脸的胡子，八叔喜欢抽鸦片，还有一位社会名流妻子。他的祖父脸上满是斑点。表兄弟们身上的臭虫——这些臭虫——还有池塘狭口处那可笑的木桥，有一次在他们集体上桥时，桥訇然倒塌，只是发出一阵警告似的嘎吱嘎吱声！然后他们就全都落到水里，齐腰深地陷进泥土和鲤鱼里，他们笑着，鞋子全都脱了胶。
当然，还有其他的回忆。中学的第一天，在众人面前，他把自己名字的笔画给弄错了。后来就是回家。接下来就是来到后院，和佣人一起打断了一只公鸡的脖子。他用切肉刀砍掉公鸡的头。肉给毁了！佣人叫道。这么多的话！厨房也喋喋不休……
但是有一件事值得高兴。现在佣人的饶舌已经成了无声电影里的合唱，成了一排张大了的嘴巴，或者说一群鱼，叭喇，叭喇。而他的父亲正向上走——在水下，他已变得没有骨头，成了一个芭蕾舞演员。他的黑袍紧贴在身上，他的鞋子已经坏了。
在纽约，拉尔夫将一只翼波状盖饰男皮鞋踢到了房间的另一头。
他楼下的邻居立即用扫帚柄来敲他的门，向他提出抗议。这位邻居倒是十分敏感。当拉尔夫跑来跑去打转转时，他说他也跟着这样做，他要拉尔夫买一块小地毯。一块地毯！一想到他的父亲正遭受着折磨，拉尔夫就将他的另一只翼波状盖饰男皮鞋加入了第一只的行列，又用脚趾将他的拖鞋踢到了一边，他不希望他的父母遭受折磨。他希望什么也没碰到他们，什么事也没发生。他看到一个毛茸茸的老共昂首阔步走进他父亲的书房，打嗝，向地毯上吐去，捡起一个纸卷……拉尔夫已经愤怒了。指印！这个混蛋的指印！
然而，拉尔夫还可以设想出另一种场面。这个人昂首阔步走了进去，打着嗝，吐痰。拉尔夫的父亲继续磨他的墨。这时出现了一道微光——一把切肉刀。拉尔夫的父亲引经据典，这个老共正在切割拉尔夫父亲的脖子。
但是这种事情没有发生，也不会发生。
这就是拉尔夫所愿意设想的：一只鸡被煮，然后凉掉。黄昏时分，佣人们正搜索蚊子，蚊子很狡猾，它们正扑在窗帘上，由于它们的挣扎，窗帘凸向院子里。拉尔夫的父亲总是告诉他们不要打得太狠，他们只要稍稍赶赶就行了。他做了一个示范，很优美。蚊子确实脆弱，很容易被征服。但是佣人们还是猛打。扑哒！又一个被打下来了！他们有说不出的高兴。外面，知了在不停地叫着。是夏天。水稻田已经变黄，像羽毛一样。巨大的荷叶高悬在湖上，就像是献给神祇的盘子。
然而，拉尔夫所想的却是许多其他的事情。特别奇怪的是这件事：在上海登船时，他不该从他母亲手里接过那块表。
“你父亲想送……”
他是不是偷来的？他想起来他没有偷，但是不知怎的，他仍然感到奇怪，正如有时候他所想知道的：表里是否有什么东西，这种滴答声是不是他的母亲所传递给他的某种秘密生命，某种必不可少的心跳，没有了它，家里其他的人就会消瘦，缺乏血色。一想到他们，他就不再戴这只表。他们是半透明的古代纸灯，没有点亮，排成一列，挂在院子里，脆弱得不能移动——但是他的父亲，一位坚强的汉子，见到拉尔夫的时候，仍想说话。
我们还活着。他的声音很遥远，一种透过墙壁传过来的声音；然而他的嘴角留下了动嘴的皱痕。痛苦之下，他半睁着眼。他的眼睑像包糖纸一样发出劈啪声。我们死了。
拉尔夫甩起拖鞋，向房间里扔去。
又有人敲门，敲门。
敲门。接下来拉尔夫知道的事情是：他的签证有麻烦了。
“忘了？”他的朋友说，“忘了移民局？忘了更新签证？”他们摇了摇头，感到迷惑不解。
如何解释这件事？没有戴手表，他想大胆地去闯一闯。而且他的睡眠又一直不好。
但是唯一接受他解释的是小娄，他就是这个样子，像个吸收器。至于那些说话滔滔不绝的人，如果说他们有个头儿，那么这个头儿就是老赵。“你应该每天晚上在同一个时间上床睡觉。”他皱了皱眉头。“第二天再在同一个时间起床。”
这是对作息不定时的忠告。但是拉尔夫不愿放弃他自己的时间，有好多次他都想摧毁他父亲的世界。哪个儿子不想？但是他不会成功，问题就在这儿。
他发现他对此无能为力，就好像他神秘莫测地让签证过期一样。
“最好去问问留学生顾问，”老赵说，“最好带点糖果给菲特。”
好像凯米的朋友就可以持过期的签证冒险去找菲特先生似的！据传闻，菲特先生向人透露说，凯米加了薪，结果院长被迫离职。有人说工程系主任现在接替了他的位置，其他的人则说他要永久接管这个职务。拉尔夫想象着再次和菲特先生通电话的情景。他想象着放逐队带着狂吠的狗和绳子刚好赶到。
Xiang banfa（想办法）。一个必不可少的中国主意——他得想一个办法。在一个障碍重重的世界里，一个人应该知道怎么干。但是他有什么banfa（办法）呢？他所想到的就是他所听到的许多比他聪明的人的故事。例如《三国演义》里的军师，在需要箭的时候，将一只只装有稻草人的船驶向敌人占领的河里。夜晚时分，敌人不停地射着箭。到了拂晓，船只顺流而下，他从稻草人身上拔下能够使用几个星期的箭。有这么一个中国人！另一个故事是，皇帝正为找不到千里驹而感到绝望。后来他的宰相告诉他要等待，第二天他带了一匹死马回来。一匹死马？皇帝说，花了五百块金币？宰相回答说：对，但是当人们听到你为一匹死马所支付的代价时，他们就会知道你会为一匹活马支付多少钱。一点不错，皇帝很快就有了许多可供挑选的马，于是他很容易地从中找到了他所需要的马。
但愿拉尔夫有一个像这样的顾问！不过他得做他自己的顾问。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去想，仍无法找到任何banfa（办法）。一星期一星期没完没了地拖下去，就好像一英里又一英里的大海。怎么办，怎么办。最后，他无力地想，要不就扯个谎。这年春天，他已经修完了课程，反正秋天只安排写论文。如果他不在走廊上，不在课堂里，那么这不就是好机会吗？人们会忘掉他的，除了和他一起准备硕士论文的教授。幸运的是，平克斯喜欢他。
或者说，他至少过去喜欢他。
“你的意思是让我说谎？”平克斯说。他摸着他那参差不齐的胡子。“当他们问的时候，你让我说我不知道你在哪里？”这是在平克斯那间狭窄而且堆满了纸张的办公室里。
“也许这个问题没人问。”拉尔夫说。
“但是假如他们要问，你让我说谎。”
在这种下午，城里的每一辆汽车似乎都有喇叭问题。窗户只开了一个缝，“嘀嘀嘀嘀”的喧闹声仍然不绝于耳。
“不是我不希望你有好运，”平克斯说，“祝你好运。但是请原谅，我不喜欢说谎。让我告诉你，即使你不说谎，也会有人说你鬼鬼祟祟的。但另一方面，如果你说了谎，他们说你偷偷摸摸，那就更坏了。”他停了停。“我只能告诉你我知道的。”
拉尔夫咬着嘴唇。“如果我被送回家，共产党会抓住我。”他说。
这至少使得平克斯又摸了摸胡子。他的脸的下部有点向下打褶，好像是由于惧怕而从闪闪发光的圆顶前额里缩了回去。拉尔夫解释他如何会被投进监狱，甚至有可能掉脑袋。
“是有可能被杀掉还是肯定会掉脑袋？”
拉尔夫犹豫了一下，说：“有可能。”
平克斯叹了口气。“请原谅我将此点明，”他说，“如果你不上学，你就不会被抓。”
拉尔夫站起身。
“很抱歉，”平克斯听上去有点累，“但是有一件事我需要向你解释。有些人十分关注他们的名声。你懂我的话吗？”
“不懂。”拉尔夫说。
“即使是在他们的本国，有些人也不在家。”
“不在家？”
“你读报吗？”
“中文报纸。有时候读。”
“瞧，也许我是偏执狂。但是事情正在进行，不用多久，人人都会成为间谍或共产党或两者都是。你知道我在谈论什么？”
拉尔夫摇了摇头。
“你应该看报纸。我们都应该小心一点儿。”平克斯解释道，情况恶劣的时候，有些人的情况比其他的人更糟。
“人们不喜欢你？”
“这是一个宗教问题。”
“人们因为你的宗教信仰而不喜欢你？”
“你去过哪儿，南极洲？”平克斯说，“例如德国人。德国人不喜欢我们，‘因为我们的宗教’。”
“哦，”拉尔夫说，“我懂了。你是犹太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