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的死，总是不出乎人的意料。但同时又让人深深震惊。不让人意外，是因为诗人与死亡之间确立的这样一种关系：亲密、决绝。在这份名单里，已经有太多的诗人将死亡这朵黑花佩戴在胸前。而这个黑色花朵编织的花环，永不会扣上连环。让人震惊，是因为诗人的死，让我们再一次意识到生活的不堪。诗人是人群中的异数，他们的语言接近于神谕，一个真正的诗人，是一个人群中的痛苦者和孤独者。一个乐呵和“聪明”的诗人是可疑的。不能指望一个诗人来书写人世的欢乐，哪怕他也曾浸沐在爱情的光辉中而愉悦地吟唱，但那是为他更深沉的痛苦埋下伏笔。一个诗人，是让所谓正常的人不舒服的人，他远远地站在人群之外，睥睨一切，在你嘚瑟和傲慢时，给你冷不丁的一刺。你可能永远理解不了一个诗人的精神世界，那里曾被神灵、哲人，也被死亡之神徜徉过。
陈超从河北的某座高楼上坠下，让千里之外的南昌，让这个夜晚，回荡起巨大的声响。他落下的姿势容易让人想起某种黑鸟。一个不算老的中年男子，戴着眼镜，黝黑狭长的脸，善意的笑容，拒绝与世界合作的眼神，亚麻色毛线衣、赭色皮夹克、蓝色牛仔裤，一个中年男人应有的浑厚沙哑的嗓音，脑子里印着的无数的诗行，穿行于哲学与诗歌之间的那道光芒，仿佛对人世洞彻肺腑的清醒和失望，深沉的爱与眷恋，不舍与迷茫……他在黑夜里，像一片树叶一样无声地落下，落进时间那透明的洞穴，落进夜晚那神秘的召唤，落进冬天那深邃的寒冷，落进宇宙那不可知的轨迹……对于我，陈超是个完完全全的陌生人，从未谋面，不曾相识，但他又是一个亲切的知己，一个伙伴和挚友，一个师长，以及一个隔岸行走的朋友。
在石家庄河北师大，与南昌贤士花园之间，隔着怎样的距离？我从不曾到达那个城市，据说那里空气质量不怎么好，作为首都的邻居，它面临着经济上和其他说不清的压力。这是一个城市的压力，和那个叫陈超的诗评家、诗人，关系轻浅。有人说，因为陈超的存在，一个路过河北的诗人将变得小心翼翼，不敢太放肆。这份尊敬，是否因为陈超的离去，而变得不复存在？陈超的离去是一个谜。他用如此古典、如此传统、如此诗人的方式，和世界告别，因此让那些在精神上和他有过映照的人，感到疼痛。
我坐在南昌贤士花园的住所里，听到一个黑夜的持烛者从楼上坠下，发出沉闷的响声。也在手机的屏幕上，看到许多泪水和惋惜之言在微信里乱飞。那是农历甲午年初冬的一个夜晚，有人说，这一年是从寻找一架飞机开始，到寻找另一架飞机结束。在下落不明的人群中，有一个叫陈超的诗人，和属于诗歌的一段隐痛的秘密。
责任编辑：张森
我的思想演变史
赵瑜
年少时和哥哥一起看电影，幕布带来了一个陌生的世界。电影里的人穿的衣服、说的话，以及吃的食物，均陌生。这种差异打断了我对世界固有的认知，让我的内心在僻静的乡村接收到了外面的一束光。
在那个饥饿仍然逼迫着我们的时代，外部世界对我来说是无用的。我被身边极其贫乏的事物包围，我关心的是最为基本的生活问题。玉米秆和什么庄稼搭配在一起种会更甜。狗叫三声的时候父亲是不是从外地回来，并带来了我爱吃的食物。夏天的时候，睡在院子里的哪棵树下面蚊子不咬。我关心这些琐碎的事情，吃食、冷暖，或是简单的衣着，这些事情的排序最为重要。
那时的欢喜多是感官的。喜欢春节，春节意味着可以穿上一身新衣服，吃到馒头夹肉。肉，差不多是一个家庭的存折。村子里如果谁家多割了两斤肉，都会在街上多走两圈，让全村的人都看到，他们家比平时多割了肉。然后呢，这家里的孩子在同伴中的地位都会有变化。
这贫穷而封闭的生活现状，既悲凉也安静。愚昧会增加个体快乐的比例，所以，每一个人的童年都是快乐的，包括那些身处苦难中的孩子。
年少时父亲农闲时在外地做工，回来的时候会带少量的零食。那些食物的味道也打开了我日常生活的窄狭。村子里偶尔来的一个帮将死的老人画像的南方人，他的口音以及他随身携带的绘画工具，都延伸了我对世界的理解。或是某年大雨，邻近的省份有受灾的逃荒者，像远道来的亲戚，坐在我们家的院子里帮助我们剥玉米，然后，吃了晚饭，又到邻居家里干活，他们不要钱，帮助干体力活，只求有吃的，他们对贫苦生活的包容能力，教育了我。这所有来自外部世界的世事和面孔，均让我慢慢生出一些去远方的冲动。尽管这冲动生成得突然又模糊，却仍然打破了我的日常生活的节奏。
对远方有了渴望或者想象，这是我思想发生改变的开始。
中学在一个离家十几里的小镇上，住校。大约所食用的东西变化不大，思想发生改变的尺寸并不多。唯一变化的，是分数，是年月的累积以及对青春期孤独感的抵抗。那时正流行交笔友，我有了第一个通信的朋友。一个浙江女孩，仿佛并没有交换过照片。那是一个拍照需要去照相馆的时代，拍照意味着端庄、等待，甚至有一种必须要做的仪式感。和一个远方的青春期少女讨论的内容不外乎读书和理想，离恋爱仿佛还有数百米的距离，不必借用照片来挖掘自己的个人史。那种在书信中相互诉说迷惘的单纯真让人珍惜，仿佛，我们的一生只从上帝那里借到为数不多的储量，过了一段时间，用完，人生便开始进入内心混浊的成熟期。
大学在离家很近的古城，那城市破败、市井，有一股婚后女人泼妇一般在街头骂人的披头散发味道。也果真，大学在闹市区，前后左右有深巷，入进去，会见到打牌的老人，被老婆骂的男人，和一只手拿着尿罐一只手拿着油条的传奇少妇。我那时在课余时间做家教，一个浙江人，他们用让我吃惊的饮食向我展示了一个外地人的特征。我意识到自己在过往的十多年里，一直是饥饿的，我所吃过的食物过于单一、贫乏，所以，这甚至影响到我对世界的判断。这户浙江人用花样繁多的食物，让我对以前的生活方式有了质疑。
我的思想第一次发生了变化，我想留在城市里，甚至是省城或者南方的城市里，我想摆脱饥饿感，它比孤独感来得更持久和热烈。
刚工作的时候在省城周边的一个小县城里，小兽一般，多动，热情。但也不过是在笼子里。我从一开始就觉得我迟早要离开那里。工作也好，生活也好，多是浅薄而激烈的状态。这是我在小县城所养成的生活习惯，这种劣质而自作聪明的习惯，一直伴随了我很久，我怀疑现在仍然会有细部的毒素未被清洗。
真正思想开始变化的时间是我到省城的那一年，我二十二岁，在省城的一个都市村庄租了一间小房子。每天早晨，在一楼排队上厕所的人会相互埋怨和催促。那么恶劣的生存空间催生了人心的变质。我差一点就堕落在那都市村庄的生活环境里，老是偷偷让电表走得快的房东，隔壁职业可疑的女人房间里的叫床声，以及查暂住证的警察，这些因为生存而扭曲了的人性同样会传染给我，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