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中译本序）
许志强
一
阿尔巴尼亚作家伊斯梅尔·卡达莱的小说《H档案》（1990），讲述在纽约定居的两个爱尔兰人，漂洋过海到阿尔巴尼亚寻找荷马史诗的踪迹；他们自称“民俗学家”，携带着刚发明的带式录音机，试图搜集古代英雄史诗的残存，在此基础上破解荷马创作之谜。这件事听起来有点不靠谱，两个人一无经费，二无专业研究背景，靠在电台里偶然听闻的一点知识，就想在荷马研究领域做出划时代发现。要知道，古典学的三大主题，荷马、基督和莎士比亚，迷雾重重，歧见迭出，其争吵之激烈，说是在进行“血腥的学术战争”，丝毫不为过，这里头岂有门外汉置喙的余地？但小说的两位主角，具备门外汉才有的莽撞勇气，踏入阿尔巴尼亚北部山区，开始艰难的发现之旅。
乔治·斯坦纳的文章《荷马与学者们》（1962）谈到过这个现象，像是在为《H档案》中那种堂吉诃德式的举动辩护：“在文学和历史评论的三大经典谜团中，正是局外人做出了最杰出、意义最重大的发现。”诸如特洛伊古城的发掘、米诺斯经卷的破译、死海古卷的释义等，哪一桩不是局外人做出的业绩！这是一群“成分混杂的业余爱好者、神秘主义者和受直觉支配的怪人”，追随古典学“庞大的学术舰队”探测未知领域。伊斯梅尔·卡达莱的小说，单凭这个题材就可以说是吸引人的。披上人类学或古典学面具的学术之谜，成了《达·芬奇密码》这类畅销小说的卖点，自然也可以成为一部讽喻小说的叙述动机。《H档案》的“H”是“荷马”（Homer）的英文首字母缩写。透过近三千年时空，那位“盲诗人”的阴魂或许终将再现，小说里的主角这样认为。
荷马是否实有其人，这是荷马研究的一个热点，几乎每一篇探讨荷马的文章都要涉及，关乎史诗的创作、编纂、保存、传播等一系列颇具争议的问题。究竟谁是荷马？这个问题让不少人耗去毕生心血。古希腊人相信荷马确有其人。从古希腊全盛期之前到公元前5世纪，他们认定荷马的出生地是在小亚细亚海岸名叫开俄斯的岛上。公元前5世纪的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声称荷马与他相隔四百年。柏拉图读荷马，是表示不满的；他读到的两部史诗的文字本，不管是由雅典的执政官梭伦还是由雅典的独裁者庇西特拉图下令编订的，总之，固定的文字抄本已成为尊崇的对象，而柏拉图质疑的是史诗的“有害影响”，倒不是荷马本人的存在和归属问题。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将荷马史诗定于一尊，只谈美学评价，不涉及考证问题。大约从17世纪末起，人们对史诗的形成及历史上是否真有荷马其人等问题发生激烈争论。这前后的变化可用“古代派”和“现代派”区分。“古代派”更倾向于作者一元论，“现代派”更倾向于作者多元论。乔治·斯坦纳的文章对“现代派”的观点做了一番梳理，有感于荷马研究“每隔十年都会出现新论”，各种各样的发现“充满了激情和狂热信念”，尤其是在我们这个“后弗洛伊德时代，文学创作被看成是极其复杂的行为”，“19世纪编辑者看成是文字脱漏或穿插的地方，我们往往认为是诗性想象的迂回或特殊逻辑”，这与“古代派”的认识是有区别的。
实际上，古代语言学家对史诗的形成问题也早有争论。乔治·斯坦纳的文章没有提到的一个重要人物是维柯，后者在其《新科学》一书中就谈到古代语言学家的争议，并做出了他自己的考证和结论。维柯认为，“创作《奥德赛》的荷马和创作《伊利亚特》的荷马并非同一个人”；“荷马的故乡在哪里是无人知道的”，“就连荷马的年代也是无从知道的”；“荷马也许只是人民中的一个人”，“荷马不曾用文字写下任何一篇诗”；“用荷马史诗来说书的人……他们都是些村俗汉，每人凭记忆保存了荷马史诗中的某一部分”。
正如丹尼尔·J.布尔斯廷在《创造者》一书中所说，古希腊三大悲剧家的作品大半散佚，而年代更为久远的荷马史诗却独独保存下来，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而这是如何做到的呢？首先，特洛伊战争发生在公元前12世纪早期，荷马史诗形成于公元前8世纪，久远的历史记忆穿越四百年时空，这只能是凭借集体口述的方式才能做到。其次，被称为线性文字B的迈锡尼古语，于公元前13世纪从希腊本土消失，五百年后（大约在公元前8世纪），希腊人在本国语言的拼写中采用腓尼基字母，才重新有了书写文字，史诗正是在这一段没有书面文字的时期形成的，因此必然是一种口述创作。从以上两点看，史诗“是一个没有文字的时代游吟诗人集体记忆的产物”，这应该是没有疑问的。只是游吟诗人的集体记忆如何铸成结构缜密、品质卓越的经典，这一层关系似仍有待于破解。
20世纪荷马研究最可观的两大发现，都是由业余爱好者做出的。一是擅长密码学的英国建筑师迈克尔·文特里斯（Michael Ventris），他破解了神秘的线性文字B，让史前迁徙者带到希腊的语言变得依稀可辨。二是美国青年学者米尔曼·佩里（Milman Parry），此人深入南斯拉夫山区，亲耳聆听游吟诗人的吟诵，取得了非同寻常的研究成果。通常的看法是，这两个人在20世纪前期所做的探索，与过去两千年的荷马研究相比，带来了更多发现，可惜他们都英年早逝，未能在相关领域搭建起更坚固的桥梁。所谓的线性文字A也要留待另一个迈克尔·文特里斯去破解了。不管怎么说，谈到史诗口述传统的问题，人们倒是比从前更有信心，而这一点要归功于米尔曼·佩里的发现。
相关文献介绍说，南斯拉夫不识字的牧羊人坐在录音机前即兴吟诵英雄史诗，多取材于传统史诗主题，诸如宙斯的许诺、阿喀琉斯的愤怒、赫克托耳尸体赎回、海伦被帕里斯拐走等；他们反复使用这类情节，并通过听众喜闻乐见的诗歌习语加以联结，诸如“黎明玫瑰色的手指”、“有猫头鹰般眼睛的雅典娜”、“攻城拔寨的阿喀琉斯”等，这些是从传统节目单上就熟悉的。米尔曼·佩里发现，南斯拉夫牧羊人不就是在做荷马做过的事吗？《伊利亚特》头二十五行诗中有二十五个这种长短不一的习语套词。《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足有三分之一篇幅是由反复出现的诗行构成。现代读者看作是文学俗套，而它们是口述史诗的黏合剂。这些符合荷马诗韵的固定词句，给游吟诗人选唱下一段情节以喘息之机。佩里还发现，那些人每一次吟诵都有新的即兴创作，也许是受到天神启示，也许只是为了迎合听众，总之他们并未固守脚本，而是进行自由发挥，让史诗主题在固守程式和即兴创作的过程中得以维系。佩里和维柯的说法较为一致，所谓荷马只是众多游吟诗人中的一员，幸运之处在于，“某位精通新的写作艺术之人在纸草上机智地写下了这个杰出的游吟诗人演绎的几个传统主题”。究竟谁是荷马或许已经不太重要，事实上也无从考证。借助南斯拉夫边远地区的文化遗存，史诗的创作机制似乎以前所未有的清晰度逼近我们的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