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英伦帝国，在我的家族中，是一嘴永远也无法吐出口的痰。
我的爷爷直到九十二岁时，每每提起那个遥在西天的国度，都还如在厕所门口嗅到了奇臭样，扭一下头，呸！朝着地上狠狠地吐一下。
在我决定去英国之前，我决定先回到海边的那个小镇上，回家探望一下已经年岁古稀的爷爷去。父亲在城里工作，母亲一生都在乡村的那个古镇上，守着土地，也守着爷爷。在我孩童的年代里，爷爷就像一棵苍老的槐树，弯曲、多皱，枝杈横生，每天都拄着一杖弯拐，在镇街上走来走去，闻着山那边的海腥味，和人们说去说来，仿佛，他是那个镇上的标本和记忆，如同一部久远的插图志书样。他与人说天，与人说地，而其总是喋喋不休的，却是所有的镇人们都感陌生的英伦国，和所有活着的镇人们，都没有见过的高鼻蓝眼的英国人。
那时候，爷爷摸着我少年的头，指着一道蜿蜒的山坡，说铁路就从那山下穿过去，伸到海边的码头，然后，把镇上的金矿、铜矿，装上喷着白烟的火车，直接运往停靠在码头的巨轮上，就把这个国家的宝藏，呜呜呜地鸣着汽笛，运到了他们该死的大英帝国里。爷爷说，英国轮船上会吞云吐雾的桅杆，高高的耸在天上，没有见过那种桅杆的海鸟，经常会飞撞在洋桅杆上头破而血流。
说那鸟的死亡，其实正是一种中国人的气节哦。
可是说到气节时，爷爷似乎有些气短。他想起了他的爷爷，那个在镇上开矿的生意人。那个抽大烟的北方商人，把他离阵子只有几里的铜矿，因为抽烟，卖给了和他同岁的英商。把镇街上一街两岸多半都是我们家族的资产，也都一口一口地抽进了他的灵魂，把那房舍店铺的钥匙，随着一纸又一纸的文书，也都一一地送到了别姓人的手里。最后，随着山那边海岸上的码头越来越大，这边山肚子被挖得越来越空，而我们家族的铜矿和店铺，终于就日渐少去，旁落人家，直到一个光宗耀祖的大户人家，只剩下一所破落门院时，我爷爷的爷爷，在卖了最后一辆为他运送过几十年铜矿料石的马车之后，痛痛快快的到镇街上的烟铺吸透了身子，吸干了魂灵，回来吊死在了自家大门楼的一道横梁上。
二
今天，我是一位作家。
二十几年前，在我去北京的大学初读文科时，爷爷曾经拉着我的手，走在我家所在的那条镇街上，指着一家曾经是染房的楼屋说，要不是你爷爷的爷爷抽大烟，这房子就是我们家里的。指着曾经的百货店铺说，要不是英国人到中国卖大烟，这座楼屋也是我们家里的。爷爷指着那一街两岸曾经是我们家族的荣耀骂着道：“他妈的，高鼻梁的没有好东西！”然后头一扭，跺了一下脚，朝着地上“呸！”一下，把我领到镇街头前的老桥上，指着远处一片模糊的山脉接着道——矿，就在那儿。
埋在山洞里的铁路，就在那最高的山头下。
我望着爷爷指去的方向，除了田地、山脉和沟壑，还有的，就是飘挂在天空中半潮半腥的大海的味。我不知道我该和爷爷说什么，便没有没脑地问了句：“你恨英国吗？”
爷爷望着我，像看着他未来的希望般，拿手在我的头上摸了摸，苦笑一下说，我们家族最大的遗憾，不是你爷爷的爷爷抽大烟，不是英国人来挖走了镇上的铜矿和金矿，而是——在我们家族里，没有谁有机会能在英国人的心里捅上一刀子。
在踏上英伦飞机的前三天，我回到了老家的那个小镇上。那时候，从海边运过来的海产品，本都是活蹦乱跳的生命，鲜亮在街边的水池和大盆里，可弥漫在半空的气息，却是都已死过的臭鱼烂虾味。街面上那些在一百年多年前曾是我家的楼屋和房舍，在这二十几年间，迅速地消失殆尽，如风吹云散样。继后取而代之的，是一栋接一栋的楼房和商店，是自上而下都镶着通体白亮的瓷砖和玻璃，宛若这个古镇和古国，都被包在了瓷砖和玻璃里。
好在我们家，那个被岁月堆砌和挤压的青砖老宅房，还文物样坐落在镇街最东的几棵大树下。九十二岁的爷爷，也还文物样，躺在上房的南屋里。就在那屋里，我对爷爷说，我要到英国时，已经卧床三年的爷爷，他昏花眼睛忽然亮起来，盯着我像盯着一个他不认识的人，直到从窗口泄来的阳光在我脸上照得有些热，他才借助那光色，认清了他面前床边的人，正是他的大孙子，那个在北京读书、并留在北京日日写作小说的人。
“你去哪？”
“去英国。”
又有了这一问和一答，爷爷确信了我的话，脸上嶙峋蜡黄的肤色，先还有着些微的润红与柔和，可及至明白我确实要去英国时，那微红柔和就没了，慢慢成了僵硬和死色，仿佛他坐在床头上，果然是一尊毫无血色的蜡质老人像。就这样过了一会儿。天长地久的一会儿，爷爷把他的肩膀扭了扭。扭着时，我听到了他浑身的骨节在僵硬中的转动声，仿佛一台久无使用、好无润滑的机器在转动。然后，他就从身后的一个紫檀木板箱中取出了一个小木盒，两寸宽，两寸高，却有八寸长，也是檀木紫红色。他用左手托着那木盒，用右手拉过我的手，把我的手按在那个长条木盒上，脸上放着光，嘴唇有些抖。抖着说：“我们家终于有人要到他们英国了。我们家祖祖辈辈的遗愿是，有机会了，一定要朝英国人的心上捅一刀。”
爷爷的双手风烛残年地抖。抖着时，他手上青筋老脉的跳动如颤抖的琴弦般。就在那琴弦般的伴奏里，我听清了爷爷代表着他百年的祖先对我说的话：我们家终于也有人要他们到英国了，你一定要朝他们英国人的心上捅一刀！
三
我到英国的走访前后共十天。
除了在伦敦南岸举办的“今日中国”的文化活动上有着一场演讲外，还附加着到剑桥大学的东方系，进行了一场文学演讲和对话。其余就是以文化交流为由的游览和参观。吃的是正宗的西餐，住的是星级酒店，陪同我的人，除了翻译外，还有我可敬的小说译者、出版社的编辑和发行，以及一对才华出众的英国夫妇和孩子。他们夫妇是诗人和作家，住在英国巨石阵旁的乡村别墅里。在那巨石阵覆盖的土地上，他们让我在那儿感受到了和中国不一样的天空和草原，不一样的风情和文化。然后，我就随着他们去参观唐人街、博物馆、美术馆、大教堂，参观了卡尔·马克思的墓和他的好友恩格斯的故居，做着每一个中国人第一次到英国都会做的事：拍照和留念，感叹和唏嘘。而唯一不同的，是在我内心的深处里，我始终都记住了爷爷的那句话：我们家族里，也终于有人可以到他们英国了。
这句话让我在离开伦敦的前一夜，乘借了夜深和人静，独自离开市中心的假日酒店，走在伦敦的大街上，望着那俯首皆是的数百年和上千年前的古建筑，脚踏着已经有深深辙痕的石面路，朝着泰晤士河那儿走过去。伦敦的大街上，没有我家乡的臭鱼烂虾味，也没有中国北方特有的树木和田野的土腥味。天空中潮润的海味里，和街面上飘散的泰晤士河的水汽里，夹裹的是古建筑的砖腐味和到处都是石头被雕琢后的岁月味。大街上还偶尔跑着的出租车，和那些不知去哪儿调情欢乐回来的高鼻梁的小伙儿、姑娘们，他们到我面前都会淡下脚，注目我一眼，仿佛对我有些异国异样的不信任。
我就这样到了泰晤士河的一座桥头上，望着对面俗称为“伦敦眼”的大转轮，坐了天长和地久，想了地久和天长，直到有一个卖鲜花的阿拉伯姑娘从哪走过来，把她卖剩下的一捆玫瑰在我面前试问我买不买，我才从桥头的栏杆石上坐起来。
我们彼此用手比划着，在灯光下我买了她全部的玫瑰花，然后朝着桥心走过去。就在那座古桥间，我把那捆花一枝枝地撒到了泰晤士河的水面上。俯首在桥栏看着时，我看见那一枝枝鲜花下落着，花香的味道又浓又烈地留在我的鼻子下。而飘在泰晤士河水面上一束束的花，隐隐约约，如雨天飘在中国河道上有迹可寻的乌篷船。
四
从英国回来后，我的爷爷下世了。
九十二岁，无疾而终。待我再次从北京回到老家里，爷爷已经被镇上的人们安葬在了他指给我看的镇西最高的山脉上。那山脉绵延起伏，逶逶蜿蜿，一边是辽阔无际的大海，一边是我家那个曾经有过繁华的古老小镇。而就在那脉山势之下，是被英国人挖空的铜矿和隧道。
爷爷的坟墓，就在这山势和岁月的景观上。普普通通，一堆黄土，连那土中的新草都还未及生出来。
我坐在爷爷的坟墓前，手里拿着我去英国时，他亲手交给我的那个祖传木匣子。那匣子里是一柄牛皮刀鞘和匕首。爷爷说他的爷爷死了后，他的父亲就拿着这柄刀匕去镇上、矿上和码头，一心要用它捅死一个、两个英国人。可结果，不是他去了没有见到英国人，就是种种原因见了没能下去手。
再后来，这刀匕和遗愿，爷爷的父亲就交到他手了。
又过了几十年，爷爷就把这刀匕交到我手了。爷爷说：“拿着它，我们家终于有人可以到他们国家了。”可当我把这刀匕瞒着爷爷放在我家老宅的一个墙角时，我对爷爷说：“你放心，我把这刀匕带到英国去。我不会让这刀匕白白去一趟英国的！”
爷爷为了这话捏了捏我的手，然后在我走去的当夜无疾而终了。
他死的安详而满足。
我坐在爷爷的坟脚上，望着那曾经有过我家无数家产的老镇子，嗅着从几十里外飘来的大海的味，手里端着那个紫檀木刀匕木盒时，我想我该写一部关于我的家族与英国恩怨的历史小说了。那小说的名字就叫《我的家族与英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