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这年夏天，多雨，东京城像煮在锅里的猪杂碎，到处都稀稀水水，日头一出来，满城街巷都是反照的光团儿。西城有条胡同叫豆芽胡同，其状也如豆芽一般，胡同口窄小得仅能走进一辆手推车，里边细长，深处稍稍一拐，展出一片地面，亮出一个阔大门楼，这就是豆芽街上的“豆”，户主是在书店街经营土杂货物的“恒大杂货店”的老板，姓程，人称程掌柜。程掌柜的儿子二十早过，定于初三婚娶寺后街一位女子，可因本月天气连阴，雨水勤注，豆芽街地势太低，积水多，阴气大，于喜不利，就把“好期”推后三天，改为初六。怕初六胡同路面不干，又专门推来一车沙土，在胡同口的豆芽尖上堆起一个小坝，以防主街上的雨水再往里灌。到了初五这天，街上还存着积水，胡同里却干了路面。
这当口，他来了。
“程掌柜。”
“有事？今天恒大货店不开业。”
“贺喜贺喜！我姓鲁名耀，明儿来给你老打打杂，做做下手咋样？”
程掌柜是个讲究人，看看他长袍上的一身脏污，说：“谢谢了，我人手齐全。”
“真的？”
“真的。”
站一会儿，他猛一转身，走了。
初五夜，程家好不热闹忙乎，一个豆芽胡同进进出出，塞满已来帮忙的喜知客。拉桌搬椅，砌灶蒸馍，动刀切菜，叮叮当当，吆七喝八，人手其实极缺。
他站在豆芽梢儿上，望着那一派景致，呆了大半天，摔出了一句话：
“奶奶的程掌柜，看你让不让老爷当知客！”
说毕骂完，就隐进树影里。
三更时分，知客散尽了。五更时分，程掌柜睡不着，起床推门一看，可了不得，长长的一条豆芽胡同，满是积水，腿膝盖儿深！在清清的月光下，明明亮亮，堆在门楼下的桌椅板凳，船样在水面游动。连夜蒸下的一簸箩白馍，泡在水里成了白浆。程掌柜心里忽悠一下，腿一软，差点倒下去。他哗哗趟着积水，到胡同口一看，那沙土小坝被人掘开了，满街雨水都灌进了胡同。日头一出，新媳妇的花轿就要抬过来，程掌柜急坏了。知客们都不在，只好找来铁锹，堵住坝口，亲自用桶往外倒水。哗啦——哗啦——没几下，已累得腰酸背疼，脚下又冷得寒战，便“娘”地叫一声，直起腰，道：“我得罪你们谁了呀！”
这当儿，从街头晃过来一个人，走路一摇一摇，在水色的月光里，像竖漂的一截黑木头。他摇到胡同口时站住了。
“程掌柜，一早就忙呀？”这人就是鲁耀。
掌柜叹了一口气：“人心都叫狗吃了。”
“看您老年纪这么大，怎能干了这活儿？”鲁耀说着，将长袍往腰间一挽，脱掉鞋子，跳进水里，操起水桶，哗哗就倒起水来。瘦身子一弯一直，一提一桶，比掌柜的手儿快了许多。
到天将亮时分，月落了，仅余几粒星星在城上空闪着，街面朦朦胧胧，国槐的影子都融进了黑色里。豆芽胡同的水也基本完了，鲁耀丢下水桶，扶腰站起来，朝身边的主人看了看，笑一下。
“不误你家娶媳妇吧，程掌柜？”
“我不亏待你。”程掌柜说着，回身在门楼下取来一兜蒸馍，递给他，“晾干就能吃。”
看那馍都是经过水泡的，鲁耀没有接。
“饭时我和知客们一道吃……”
掌柜说：“我家知客人够了。”
把眼吊起来，鲁耀将桶扔到墙根下。
“程掌柜，东京的红白事，还没有谁家不请我鲁耀去充知客的。”
程掌柜很坦然地笑一下。
“下次吧，我家二少明年娶。”
他转过半边身。
“那我就走了。”
“多谢你帮忙……”
走了半步，他停下来。
“真走了……”
掌柜朝豆芽胡同里转过身。
“不远送。”
再没说啥，他从程掌柜手里夺下那一兜水泡蒸馍，三脚两步就出了胡同口，朝着鼓楼大街走去。
东天已经透红，日头露出半张脸。东京城干干净净，树在红光里微微摇着，叶子嫩得滴水，房屋楼店都洗得了无纤尘。豆芽胡同口的两侧，大红“喜”字已经贴了出来，极为醒目招人。就这时候，忽然来了两个讨饭花子，一人手举托盘，上摆米糕、芝麻条、烧饼、油饼各一个，为四色礼品，一人手拿浏阳产的百响小鞭一挂，到胡同口“砰啪”一放，大声叫着“贺喜贺喜！”朝程家门楼去了。
东京的喜事有规矩，凡送礼的如若不以宾客相接，请上桌吃喝，就需加倍封礼相还。总管的案头放有一叠红纸，就是以备封礼之用。一般还礼都在五百制钱到一贯之间。自然“杆儿的”叫花子是不能请上桌的，既然他们托盘置礼送来，就得厚礼还去。
有个快腿知客回去报信，说叫花子贺礼来了。
总管问：“掌柜，还礼吧？”
“还。”
“多少？”
“八百。”
于是总管将八百制钱用红线穿了，红纸一裹，让快腿知客送了出去。
两个花儿接了八百钱，千恩万谢，一再祝福，出了豆芽胡同。
然而，这里前对贺喜的花儿方去，后对紧跟又来。一样的衣服破烂，一样的满脸脏污，一样的四色礼品，一样的浏阳小鞭，一样的拿去程家八百制钱。日未升三竿，程掌柜就接了这样九对贺礼叫花儿，赔去制钱七八贯。
正在应接不暇的当儿，胡同口突然接连鞭响，噼里啪啦，炸得豆芽胡同一抖一抖。总管以为是花轿来了，措手不及，忙派知客出去察看，谁知竟是二十多个讨饭花儿，全部手举托盘四礼，破衣烂衫，不等鞭炮烟雾散尽，就涌进胡同里，“贺喜！贺喜！”“掌柜的，下人给你送福来了！”“祝你家早得贵子啊！”叫叫嚷嚷，潮水一般卷到程家门楼下。
总管不敢接礼，接了就需二十贯钱送出，于是忙去问主家。
“咋办？”
“不理他们。”
“不便吧？”
“东京的叫花子百百千千，打发得起吗？”
如此，总管就把这帮贺人硬拒了，任他们在门楼下恭的贺的吵翻天，就是不派知客去收托盘上的礼。这样僵持了好一阵，叫花儿们看指望不大，就收起托盘，怏怏走了。
不久，新娘真的来了。一顶花轿被红绿绸布的缠花包裹着，八个轿夫都是民间汉子，身体结实，又懂轿行，一闪一闪，起起落落，缠花在轿上飘飘摇摇，远远望去，像是由南向北移动着的一棵开满花的树。两个响器班，分列花轿两侧，共吹着一曲《百鸟朝凤》，声音舒展昂扬，流水般在街道潺潺作响。看热闹的居民前拥后挤，鞭炮不间断地在人头顶炸响。快腿小二在拐弯处招风见了，忙回身到程家禀报。跟着总管和搀扶就从门楼出来，迎到胡同口上，将红地毯一节一节铺满豆芽胡同。
可事情万万也难以料到，当新娘子到胡同口下轿时，突然从对面人群中又闯出十余个讨饭花儿，都是三十几岁，结结实实，一个个头戴孝布，身穿麻衣，手持招魂幡，齐刷刷地跪在轿前，号啕大哭，声音嘶哑，破喉烂嗓，爹呀娘呀，妻的儿的，哭得惊天动地，真如丧了考妣一样。
事情来得突然，轿夫一见这些汉子孝子，搁下轿子就呆了。响器班一向还没遇见过“红白相撞”，一人止吹，全班就乱了调儿，稀稀拉拉，此起彼伏，慢慢两班响器都止了吹打。街面上除了十几架嗓门的狂哭，就再也没有别的动静。丁点儿也不悲哀，却十分热闹，围观的市民一下把花轿晾到一边，朝着孝子围过来。
新娘子下轿后，原本还有很多程序，可这会儿喜丧相遇，为了躲避，也顾不了许多，一出轿门，搀扶拉上就跑，慌不迭儿，嘴里叫着：“躲邪！躲邪！躲邪！”
新娘子知道自己出嫁遇上了白丧，一过程家门楼，起先还是哀哀地压着嗓子哭，和新郎拜天拜地时，听那门外孝子仍在嚎吼，越发觉得晦气，便索性哭出音来。娶妻嫁女，本来一桩喜事，没想到闹出一片哭声。掌柜急了，叫道：“我哪儿做了孽事啊！”抱头蹲在上房不动了。
总管急了，亲带几个知客出外搀孝相劝，不仅劝不动弹，那十几条汉子孝子反把脸转向豆芽胡同里的程家门楼，哭得更加厉害。没办法，只好回去减了婚娶的繁事，匆匆把新娘送进洞房。找到主人问：
“掌柜的，你得罪下了谁？”
掌柜说：“我得罪过谁？”
“那是几个恶作的叫花儿，像要叫你破财的。”
“豁上吧，每人给一千制钱去……”
一个知客送出去十几贯，一会儿又原封不动把钱拿回来。
“狗日的不要……就死哭，劝不动。”
这时候，一个常做知客的出来说：“这怕要由掌柜亲自出面请鲁耀先生调停哩。”
程掌柜听了，怔怔，坐在罗圈椅上木着脸，连吸十几袋水烟，让总管带着二十贯制钱出去了。
不一会儿，鲁耀来了，背着叉褡，后边跟着掌柜和总管。他到众孝子面前，从叉褡里取出钱来，朝每个孝子面前扔了一贯，说：“都他妈别哭了，程家总管有事，我接总管了，你们都是知客，快都进屋洗罢脸，端菜上桌，宾客都在等着呢。”
果然，十几条汉子，从头上扯下孝布，擦把脸，把孝布和麻衣往一堆儿卷了，笑嘻嘻跟着鲁耀进了豆芽胡同。
今日东京相国寺中藏的《相国寺竹枝词三十首》中有诗云：
上通抚道下通猴，
屁股常年一片油。
三十六行相国寺，
无人不拜鲁杠头。
这诗是我死后作的。记得在世时，并没有文人这般抬举我鲁耀。人的作为能入诗，能留后人，可想活着也算得有作有为了，不然谁肯枉费笔墨呢。自从在程掌柜家做了总管，我就不做知客了。城内的数百条街道胡同，没有谁家不知道“红白总管”鲁耀的。马道街、相国寺、龙亭、铁塔、禹王台、砚庆观……无论到东京的哪个地方，人们都熟识我，见面不是称我“鲁总管”，就是叫我“鲁先生”。做了总管，成了人物，就有了财存。有了财存，我就在现省府前街买了房子宅院，开了“明记杠局”，成为鲁杠头。从那时候起，我在东京就有了自己的营寨，开始了我鲁杠头辉辉煌煌的一辈子。
《如梦录》中的《形势纪第二》开头道：
东京地脉，原自西来，故惟西门直通，余四门皆屈曲旋绕，恐走泄旺气也。势如卧牛，故名曰卧牛城。城内周府前有兴龙桥，又有左右两龙须，东自锭匠胡同，往南至大店，过鼓楼而东，由鹁鸽市迤南，东至第四巷，南抵宋门大街止；又自鼓楼往东至五圣角，向南抵宋门大街止，谓之左龙须。西自武庙，往南，至钟楼。
我所置宅院就在卧牛城西南，离钟楼不远，地皮约有半亩余地，房是青砖青瓦，四合院子，院里有梧桐两棵，树皮四季都分外滑润，涂油似的。夏天树皮上生出很多苔丝，地上潮潮一股湿气，十分凉爽；冬天则温暖舒适，宜人可意。到第二年秋天，省府前街有家杠局，经营不善，生意被曹门大街一家杠局夺了，我出面请客，把这家杠局盘让过来，于是，旺火添柴，势头大振。
杠局，是专做抬死人生意的。
我的“明记杠局”临街是三间门面瓦屋，门头上的字号用金色漆了，棺材抬手没有固定身子，都是“莲花落”帮的徒弟们，有死人就抬，就吃喝。没死人就上街去唱去讨。这买卖别无所盼，就盼着东京多死人。多死人才会有兴隆好生意。然东京人并不为杠局多死，要赚钱就要把曹门大街的杠局也掀倒，让明记杠局在东京独家经营，独赚死人银两。
我原想和曹门街杠局好好斗上一番，不想那杠局竟那么稀软，像是纸扎的，经不起我鲁耀一脚踢，只一指碰碰就破倒了。
事情是在过年。大年三十那天，小二过来对我说，当家的，该请先生写对联了，杠局过的是头一个年，对联要吉利。我说，你去曹门大街看看，看他们局的大门上写的啥。小二跑步去了。
约有一碗饭工夫，小二回来递给我一张纸，上边请人抄了他们局门的对联：
天龙义气高百斗德必有邻
司马文章壮千秋群贤毕至
门额上写的是：
关雎志喜
我把那纸一团，扔了。
“字好吗？”
“请书院先生写的？”
“啥价？”
“一副对联就给了一千。”
“你去，到书店街联市上把写字最差的给我叫过来，一副对联给五贯。”
“掌柜……”
“去，在联市上唤唤，看热闹的越多越好。”
对联市是春节前自成的，每年都在鼓楼北的书店街，路边上摆下桌子，一个挨一个，桌上都放着笔墨纸砚。纸是割好的对联纸，宽宽窄窄的红条儿耷在桌角，砚台压着，在风中哗哗地动。每张桌前，站着一个先生，手插在长袍袖里，有人从前走过，就忙问：“写不写？”人说：“看看。”“来吧，不光字好，文也吉利！”“价呢？”“随你便。”这就成了。酬劳早已形成惯例死价，无论字好字坏，都要给上百个制钱。只有那些字迹确实不好的，才躲在联市的角落里，歪歪扭扭从老黄历上抄一副，红脸青筋地和小门穷户的主人吵吵争争。
我的小二到鼓楼下站住脚，面向联市大声唤：
“我家掌柜要写对联啦，哪位先生去？”
叫声不落，就有六七个先生提着毛笔抢过来。
“远不远？”
“不远，省府街。”
“这么远，价得高些。”
“一副对联五千制钱！”
“真的？五千！”
“真的，五千。”
“掌柜是谁？”
“鲁杠头。”
“走吧，我去！字是东京一流的，相国寺的门联就是我写的。”
有个先生扯住了我家小二的衣袖子。
小二道：“鲁掌柜说了，字写得好的不要，谁的字差谁就跟我去。”
人群哑了一会儿。
“傻子……”
“羊癫疯吧……”
这六七个先生离开我家小二，回了各自桌前。小二看没人应招，就到鼓楼下边，找到一个写字手抖的老汉。
“你去不去？”
“你闹啥耍儿？”老汉说。
我家小二取出五贯制钱往老汉桌上一摔：“你说去不去！”
老汉一怔，收起钱，就提笔和我家小二一道来了。后边跟了一旗子看热闹的人群。
拉过桌子，铺好红纸，小二把墨磨好。
老汉说：“鲁掌柜，我字真的写不好。”
“写吧，我就看上了你的字不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