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全部，他已经不大确定上述情况是否发生过。这样的偶然事件从来没有后续。他们做过的一切只能在心里保持信仰，或者希望，除了自己之外，别人也是党的敌人。也许，谣传庞大的地下阴谋活动的确是真的——也许，兄弟会真的存在！尽管逮捕、忏悔和处决没完没了，却不能肯定兄弟会不只是一个神话。有些日子他相信，有些日子他不相信。没有确凿的证据，只是一些飘忽不定的感觉也许就意味着什么或者什么都不是：偷听谈话的片段、厕所墙上模糊的乱写乱画——一次，甚至，两个陌生人相遇，手上一个微小的动作看上去仿佛是默认的暗号。这都是瞎猜：很可能他瞎想出了一切。他回到他的小格子间，没有再看奥布赖恩。他不再想顺着思绪追溯他们瞬间的接触。即使他知道如何处理这事，那也是危险的，这不难想象。一秒钟，两秒钟，他们交换过心照不宣的目光，可故事就此打住吧。然而，在你不得不活下去的封锁的孤独氛围里，瞬间的目光交流也是一个难忘的事件了。
温斯顿打起精神，坐直身子。他打了一个嗝儿。杜松子酒从他的胃里往上翻腾。
他的眼睛重新聚焦在纸页上。他发现他坐着无可奈何地默想时，竟然还在写，仿佛是自动的行为。所写的东西不再像以前一样是歪扭的笨拙的字迹。他的笔在光滑的纸上挥洒自如，又大又简洁的大写字母赫然在目——
打倒老人家
打倒老人家
打倒老人家
打倒老人家
打倒老人家
一遍又一遍，占了半页纸。
他不由得感到一阵恐慌。这很多余，因为写下这些特别的字，一点也不比开始写日记这样最初的行为更具危险；但是有那么一会儿，他还是忍不住要撕掉那些写了字的纸页，把这项工作统统放弃算了。
然而，他到底没有撕掉纸页，因为他知道那样做没有用的。他写了“打倒老人家”，或者压根儿没有写，两者是没有区别的。他继续写日记，或者就此打住不写，也没有什么区别。思想警察迟早会抓住他的。他已经犯了——即使他从来没有动笔，也已经犯事儿了——罪大恶极之罪，别的罪就不在话下了。思想犯，他们这样界定。思想犯是很难永远藏住的。你也许可以成功地躲过一时，但是他们迟早会逮住你，在劫难逃的。
行动总是在夜晚——秘密逮捕十回有十回都是在夜间进行的。突然从睡梦中搞醒你，粗鲁的手拉扯你的肩膀，光亮在你的眼睛前闪动，一圈阴沉的脸围在床边。在绝大多数的案例中，没有审讯，没有逮捕报道。人说没有就没有了，总是在黑夜发生的。你的名字在登记册上被抹掉，你过去做过的所有事情都被一笔抹掉，你曾经来过世上一次被否定了，然后被忘记了。你被消灭了，灭迹了：常用的说法是蒸发了。
瞬间，他被一阵歇斯底里的情绪紧紧抓住。他开始写起来，急不可待，字迹潦草：
他们会枪毙我我不在乎他们从脑后枪毙我我不在乎打倒老人家他们会从脑袋后面枪毙我我不在乎打倒老人家——
他仰坐在椅子里，为自己感到有点不好意思，接着把笔放下。紧接着他吓得魂飞魄散。门边传来敲门声。
居然就来了！他静静地坐着，像一只耗子，徒劳地希望不管谁敲门，敲一敲就走人了。但是，没有的事，门又敲响了。拖延是最不可取的。他的心通通跳得像一面鼓，但是因为长期养成的习惯，他尽可能不露声色。他站起身，步履沉重地向门口走去。
二
温斯顿把手伸向门把手时，看见他留在桌子上的日记本没有合上。“打倒老人家”写满纸页，字体倍儿大，隔着房间看去都清清楚楚。这可是再愚蠢不过的。但是，他意识到，尽管惊恐不已，他原本就不想在墨汁没有干时合上笔记本，弄脏那乳白色的纸页。
他屏住气，打开了门。如释重负的暖流一时间传遍全身。站在门外的是一个没有血色、愁容满面的女人，稀薄的头发，面纹毕露。
“哦，同志，”她干巴巴地开口道，声音呜呜咽咽的，“我觉着听见你回来了。你看你能不能过来一下，看看我们厨房的下水池？下水管好像堵上了——”
来人是帕森斯太太，同一层楼的一个邻居的妻子。（“太太”这个词儿也是党不大提倡的——你应该叫每个人“同志”——不过对有些女人来说，你会本能地使用这个称呼。）她是一个三十来岁的妇女，但看上去要老得多。你得到的印象是，她脸上的纹路里都是灰尘。温斯顿跟随她进入过道。这些业余的修理活儿几乎每天都让人恼火。胜利大厦是旧住宅，修建于一九三〇年左右，眼看就要坍塌了。泥灰不断从天花板和墙壁往下掉落，只要下雪屋顶就会漏水，供暖系统通常烧得半热，要不会出于节约的动机索性统统关上。修理的活儿，除非你自己动手，要不就不得已由高高在上的委员们批准才行，一拖就可能拖上一两年，哪怕是换一换窗户玻璃这样的小事儿。
“当然只是因为汤姆不在家。”帕森斯太太含糊地说。
帕森斯的住家比温斯顿的大，从不同的角度看有些脏乱。每样东西看上去都磕碰过，糟践过，仿佛这住地儿刚刚闯入过什么大猛兽。运动行头——曲棍球棍、拳击手套、瘪足球、一条外翻的汗渍斑斑的短裤——扔满一地，饭桌上摆了一堆脏兮兮的碟子和卷角的作业本。墙壁上挂了青年团和少年揭发队的旗帜，还有一幅巨大的老人家招贴画。房间里那股熬圆白菜味儿一如既往，整栋楼里都习以为常，但是一种刺鼻的汗臭味儿又无处不在，那股味儿——你一下子就闻出来了，可就是很难说清楚为什么——是某个此时此刻不在场的人的汗臭味儿。在另一间屋子里，有人拿着一个蜂窝和一张卫生纸，正试着与电屏上发出来的军乐保持一个调子。
“是孩子们，”帕森斯太太说，冲着那扇门瞅了一眼，一副放心不下的样子，“他们今天没有到外面去。不过当然——”
她习惯话说到一半欲言又止。厨房的下水池里满满的脏水，绿汪汪的，要比熬圆白菜味儿难闻多了。温斯顿跪下来检查那根下水管的拐弯接头。他很不情愿上手，他很不情愿跪下，这个姿势总是引发他的咳嗽。帕森斯太太帮不上忙，一旁干看着。
“当然要是汤姆在家，他一会儿就修理好了，”她说，“他喜欢这类活儿。他手上利索，汤姆很在行。”
帕森斯是温斯顿在真理部的同事。他这人发胖，活跃，愚笨得没救，热情有余而能力不足——属于那种全然不问青红皂白只会表忠诚的走卒，甚至超过了思想警察，党的稳定靠的就是这种人。三十五岁上，他才恋恋不舍地脱离了青年团，而且在升入青年团之前还曾不顾超龄在少年揭发队多待了一年。在真理部，他就职于一个次要的岗位，不需要什么智力，但是另一方面他却是运动委员会的一个领导人物，该委员会所有委员都忙于组织团体远足、自发游行示威、节约运动，以及一般性的自愿活动。他会一边“叭叭”抽着烟斗，一边得意扬扬地告诉你四年来每个夜晚他都在社区活动中心出头露面。他走到哪里，哪里就会有一种难以阻隔的汗臭味儿，一种他生活向上的不言自明的证明，即使在他离去之后还久久不散。
“你有扳手吗？”温斯顿问道，一边鼓捣接头处的螺丝帽。
“扳手呀，”帕森斯太太答道，一种软弱无力的口吻，“我不知道，真不知道呢。也许孩子们——”
传来一阵靴子走动声和又一阵蜂窝喇叭吹出来的军乐，因为孩子们冲进了起居室。帕森斯太太拿来了扳手。温斯顿放掉脏水，取出一团堵塞下水管的头发，感到一阵恶心。他就着水龙头流出的冷水尽可能把手指清洗干净，然后回到另一间屋子。
“举起手来！”一个野腔野调的声音喝道。
一个漂亮男孩从饭桌后跳出来，八九岁，凶巴巴的样子，用一把自动玩具手枪对准了他，而他的小妹妹，六七岁了，用一根木棍做着同样的动作。他们都身穿蓝色短裤，灰色衬衫，脖子上系着红领巾，这是少年揭发队的队服。温斯顿把两手举过头，但是感觉很不舒服，因为那男孩一副穷凶极恶的样子，根本不像在进行一场游戏。
“你是卖国贼！”那个男孩叫喊道，“你是一个思想犯！你是欧亚国的间谍！我要开枪打死你，我要让你蒸发掉，我要把你送往盐矿改造！”
他们两个突然朝他扑过来，大喊“卖国贼”和“思想犯”。那个小姑娘学着他哥哥的样子，亦步亦趋的。这场面怎么说都有几分令人胆战，好比小虎崽在嬉戏，很快就会长大，成为吃人的大虫。那男孩眼光里有一种虎视眈眈的野蛮，显然渴望暴打或者踢翻温斯顿，而且意识到做到这步几乎唾手可得了。真是万幸，他举起的不是真枪，温斯顿心下思忖。
帕森斯太太的两眼惶惶地从温斯顿身上转向两个孩子，又转了回来。在起居室更亮堂的光线下，温斯顿很有兴趣地注意到，帕森斯太太脸上的纹路里果真有尘土。
“他们闹死人了，”她说，“他们因为不能去看绞刑心里有气，不是因为别的。我很忙，没有工夫带他们去，汤姆不到时间下不了班。”
“我们为什么不能去看绞刑？”那男孩歇斯底里地吼叫起来。
“就要去看绞刑！就要去看绞刑！”那小姑娘学舌道，一边不停地蹿跳。
几个欧亚国罪犯因为战争罪，当天晚上要在公园被送上绞刑架，温斯顿记起来了。这种事儿一个月发生一次，成了一种广受欢迎的围观活动。孩子们总是叫嚷着让大人带着去看热闹。他向帕森斯太太道别，向门口走去。但是，他顺着过道还没有走出去五六步，他的脑后就挨了一下，一阵不堪忍受的疼痛袭来。那感觉像是一根烧红的铁丝捅进了他的身体。他立即转过身来，看见帕森斯太太把自己的儿子拽进了门道，那男孩正在把弹弓装进口袋里。
“戈尔茨坦！”那男孩随着身后的门关上，吼叫道。不过，最让温斯顿难忘的是那个女人灰不溜丢的脸上无可奈何的神情。
回到住处，他急速地走过电屏，又坐在桌子前，不停地揉着脖子。电屏上的军乐声停止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脆生生的军人的声音在宣读东西，口气粗鲁，自得其乐，绘声绘色地报道停泊在冰岛和法罗群岛之间新式水上堡垒的武器装备情况。
养了这样的孩子，温斯顿想，那个倒霉的女人一定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再过一两年，他们就会日日夜夜地关注她思想改造的苗头了。当今之日，几乎所有的孩子都很恐怖。最糟糕的还是，通过像少年揭发队这样的组织工具，他们被系统地改造成了无法管束的小野人，但是这却不会在他们身上产生任何反对党的纪律的倾向。相反，他们紧跟党，尊崇与党有联系的所有东西。歌曲、游行、旗帜、远足、木枪训练、高呼口号、崇拜老人家——在他们来说都是一种光荣的活动。他们的一切残忍本性都发泄出来，撒在国家敌人、外国人、卖国贼、破坏分子、思想犯身上。三十来岁的人都担心自己的孩子，已经屡见不鲜了。理由很充足，因为不到一个星期《泰晤士报》就会报道一条消息，描述某个偷听别人说话的小密探——“儿童英雄”，人们一般这样称呼——偷听到了大人们背地里的怨言，然后向思想警察揭发。
弹弓球射击的疼痛终于过去了。他半心半意地拿起笔，纳闷儿他能不能找到新东西写在日记里。突然，他又想起了奥布赖恩。
若干年前——究竟有多少年了呢？一定有七年了——他曾经梦见自己穿过一间漆黑的屋子。他走过去时，他身边坐着的一个人说：“我们将在没有黑暗的地方相见。”话说得非常平静，几乎是随口而出——一种陈述，不是命令。他继续向前走，没有停下。奇怪的是，在那时，在梦中，那句话给他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只是到了后来，一步步的，那话似乎显露出了非凡的意义。他现在记不起来，做过那个梦之前还是之后，他第一次见到了奥布赖恩；他也记不得他什么时候认准那就是奥布赖恩的声音。但是，他反正认准了。是奥布赖恩在黑暗中对他说话的。
温斯顿一直不能确定——即便在今天早上两个人的目光相遇之后依然无法确定——奥布赖恩是朋友还是敌人。连这点也似乎无关紧要了。他们之间存在理解的链子，要比友爱或者党派效忠更重要。“我们将在没有黑暗的地方相见。”他说过。温斯顿不知道这话究竟什么意思，只清楚这话无论怎样都会成为真的。
电屏的声音停止了。喇叭响了，清脆而美丽，飘向静止的空中。喇叭声不停地呱呱道：
“注意了！请你们注意了！马拉巴前线传来急电。我们的军队在南印度打了一场辉煌的胜仗。我授权宣布，我们现在报道的这一行动，定会在不久的将来结束战争。急电如下——”
坏消息来了，温斯顿想。理所当然，骇人听闻地描述了一番歼灭一支欧亚国的军队之后，伤亡和俘虏的数字想说多大说多大，紧接着就要宣布，下星期开始，巧克力的定量供应会从三十克减少到二十克了。
温斯顿又打嗝儿了。杜松子酒的酒劲没有了，只剩一种令人沮丧的感觉。电屏——也许为庆祝这次胜利，也许为冲淡减量供应巧克力的记忆——开始播放《大洋国啊，这是为了你》。按要求应该立正。不过，处在目前的位置，他是没有人能看见的。
《大洋国啊，这是为了你》播送完毕，轻松的音乐响起来。温斯顿走到窗户前，背部仍然朝着电屏。天还很冷，却晴朗。远处什么地方，火箭弹爆炸，传来一声沉闷的振动的轰响。一周之内，二三十枚火箭弹会在伦敦城落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