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新话语（或者标准英语）可以破译为：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三号《泰晤士报》报道老人家“当日指示”极为不妥，提及了不存在的人。全部重写，存档前把你的草稿提交上级复查。
温斯顿把那篇犯事儿的文章通读了一遍。老人家“当日指示”，看起来主要是表扬一个名叫FFCC组织的工作，它是为在水上堡垒服役的士兵提供香烟和其他享受物品的。有个名叫威瑟斯的同志，一名主要核心党员，获得特别提名，授予奖章，二级特殊勋章。
三个月后，FFCC突然毫无缘由地解体了。你可以推测，威瑟斯及其同事现在失宠了，但是报纸和电屏上没有报道这件事儿。这是意料之中的，因为政治犯一般不审讯，连公开谴责都没有。大清洗涉及成千上万的人，公开审讯卖国贼和思想犯，让他们可怜巴巴地认罪后再执行枪决，专门示众，一两年之内不过一次。更常态的情况是：对党不满的人索性就销声匿迹了，从此杳无音信。谁都再也无法知道他们的下场如何。在有些案例中，他们也许还没有死掉。温斯顿知道的案例中，有三十多个人都是这样先后失踪的，还不包括他的父母。
温斯顿用纸条轻轻地掸拂几下鼻子。对面那个小格子间里的蒂洛森同志，仍在对着说写器诡秘地说话。他抬了一会儿头，又是那种满是敌意的一瞥。温斯顿怀疑蒂洛森是不是像他本人一样在从事同一种工作。这是完全可能的。这样诡异的活儿从来不会交给一个人来做；再说了，把这种活儿交给一个委员会来做，那就等于公开承认篡改行为发生过。很可能，十几个人现在都在对老人家实际上说过的话进行修改。过不久，某个核心党内智囊人物挑选其中一个版本，重新编辑，启动必要的交叉核对程序，然后选中的谎言就载入永久的记录，成为真理。
温斯顿不知道威瑟斯为什么后来失宠。也许因为腐败，也许因为失职。也许老人家只是剪除了一个深得人心的下属。也许威瑟斯或者他身边的某个人被怀疑有异端倾向。也许——最大的可能——事情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大清洗和人间蒸发是政府运转的必不可少的部分。唯一的真正线索在于“提及非人”几个字眼，表明威瑟斯已经死了。你不能一口咬定这种情况是有人被捕了。有时候，他们会被释放，被允许再活一两年，然后执行枪决。也有非常偶然的情况，你相信某些人很早就死了，随后其会在公开审判时幽灵般出现，其供词牵连到几百人，之后再销声匿迹，永无音信。但是，威瑟斯已经是个非人了。他不存在了；他再也不存在了。温斯顿拿定主意，仅仅改变老人家讲话的倾向是不够的。把老人家的讲话改得完全与原来的话题毫无关联更为可取。
他可以把老人家的讲话修改成对卖国贼和思想犯的一般性谴责，但是这有点露骨，而杜撰成一次前线的胜利，或者第九个三年计划超产胜利，也许会让记录过分复杂。他所需要的是一种纯粹的幻想。突然他脑子一闪，好像有了现成的东西，一个名叫奥格尔维的同志的影子出现了，最近在战斗中壮烈牺牲。有时候，老人家发出的“今日指示”，是赞扬某个卑微的低级别党员，认为这种人的生死可以成为榜样，值得仿效。今天，他应该赞扬奥格尔维同志。是的，没有奥格尔维同志这样一个人，但是只需印上几行字，伪造一两幅照片，就可以马上让他存在了。
温斯顿想了一会儿，随后把说写器拉过来，开始用老人家熟悉的口气口授：一种军事与学问兼具的口吻，而且，因为使用先提问题而后立即回答的把戏（“我们从这件事上吸取什么教训呢，同志们？教训就是——这也是英社的基本原则之一——就是”等等，等等），容易模仿。
奥格尔维同志三岁上拒绝所有的玩具，只喜欢战鼓、机关枪和模型直升机。到了六岁——提早一年对他放宽规定，予以特殊照顾——他加入了少年揭发队；九岁上，他当上了队长。十一岁时，他向思想警察揭发了他的叔叔，因为偷听到了叔叔一次显然在他看来有犯罪倾向的谈话。十七岁上，他成为少年反性团的区队长。十九岁上，他发明了一种手榴弹，被和平部采用了，第一次试用，就炸死了三十个欧亚国的战俘。二十三岁上，他在作战中牺牲。他驾驶喷气式飞机，携带重要的急件，飞越印度洋，被敌人追击，最后身带机关枪，跳出直升机，连同急件一同坠入海底——这样的死法，老人家说，一想起来不可能没有钦佩的感情。老人家还对奥格尔维同志的一生的纯洁和单纯补充了几句。他不喝酒，不沾烟，除了每天在健身房健身一小时，没有别的娱乐，而且发誓过独身生活，相信婚姻和拉家带口与一天二十四小时献身公职不可兼顾。他开口必谈英社的各种原则，打败欧亚国敌人并且搜捕特务分子、破坏分子、思想犯、卖国贼是他终生的目的。
温斯顿心下争辩，是否授予奥格尔维同志特殊勋章；最后，他决定取消，因为这需要反复核查，不值得。
他又瞅了一眼对面小格子间那个对手。说不清什么东西似乎肯定地告诉他，蒂洛森与他自己一样在忙同一件活儿。无法知道谁的版本会最终被采纳，但是他坚定地相信他自己的版本会被采纳。奥格尔维同志一个小时前还云里雾里的，现在就既成事实了。他觉得不可思议：你竟然可以创造死人，却不能创造活人。奥格尔维同志从来没有在现在存在过，这下却在过去存在了，而且一旦这一伪造行为被忘记，他就真正存在了，证据确凿，如同查理曼大帝或者尤里乌斯·恺撒确有其人那样。
五
天花板低矮的食堂，沉下地面很多，午餐队伍缓缓地前行。饭厅里已经人满为患，人声鼎沸。格子窗后面的餐台上，烂炖的雾气飘过来，带着一种酸酸的铁腥味儿，倒还没有压过胜利杜松子酒的酒气。在饭厅那头，有一个小酒吧，不过一个墙洞大小，花一毛钱可以买到一大杯杜松子酒。
“正是我要找的人哦！”温斯顿身后一个声音说。
温斯顿转过身去。来人是他的朋友赛姆，在调研司上班。也许“朋友”二字不是一个确切的词儿。当今之日，你是没有朋友的，你只有同志；不过与有些同志交往比与另一些同志交往更令人愉快。赛姆是一个语言学家，一个新话语的专家。没错，他就是目前正在编辑新话语词典第十一版的庞大专家组的人。他身量瘦小，比温斯顿还矮小，黑头发，凸出的大眼，表情悲伤却不乏嘲弄，那样子好像一边跟你说话，一边仔细审查你的脸。
“我一直想问问你搞到刀片了没有？”他说。
“一片也没有搞到！”温斯顿说，带了几分心虚，“我踅摸过了所有的地方。怎么也找不到刀片了。”
大家都在不停地和你要刀片。其实他有两个没有使用的刀片，藏起来了。几个月来刀片奇缺。不论什么时候，党的商店里总有一些必需品没有供应。有时候是扣子，有时候是织补毛线，有时候是鞋带；目前则是刀片。如果你迫不得已，只能到“自由”市场上偷偷摸摸地踅摸一些缺货。
“一个刀片我用了六个星期了。”他找补一句，不是真话。
队伍又向前挪动了几步。他们停下时，他转过身来又面向赛姆。他们两个从餐台边一摞餐盘上各拿了一个油乎乎的铁盘子。
“你昨天去看那些战俘执行绞刑了吗？”赛姆问道。
“我在干活儿，”温斯顿说，一副漠不关心的样子，“我想我会在电影上看的。”
“那可不是一回事儿。”赛姆说。
他那双嘲弄的眼睛上下打量了一下温斯顿的脸。“我了解你，”那双眼睛好像在说，“我看透你了，我很清楚你为什么没有去看那些战俘被绞死。”从一个知识分子角度看，赛姆正统到了恶毒的程度。他带着一种令人不快的隔岸观火的满足，谈论起直升机袭击敌人的村庄、思想犯的审讯和忏悔、喜爱司地下室的处决。和他谈话，大体上就是一件让他赶快脱离这种话题的苦差，尽量让他纠缠新话语的技术细节，他在这方面是权威，乐此不疲。温斯顿把头侧向一边，避开他那双黑眼睛的审视。
“绞刑进行得不错，”赛姆回忆说，“我想他们把战俘的脚捆上令人扫兴。我喜欢看见他们两脚踢腾。更带劲的是，到了最后，舌头吐出来了，变青了——青紫青紫的。那种细节很过瘾。”
“下一个，过来！”戴白围裙的无产者手持勺子，喊道。
温斯顿和赛姆赶紧把他们的盘子放在格子窗下面。每个盘子里立即得到了一份午餐——一小铁锅粉灰色烂炖，一块面包，一小块奶酪，一杯无奶胜利牌咖啡，还有一片糖精。
“那边有一张饭桌，在电屏下，”赛姆说，“顺道我们捎带一杯杜松子酒。”
供应他们的杜松子酒装在没有把子的瓷杯里。他们一路留心，穿过拥挤的饭厅，把盘子放在铁皮面饭桌上，一个桌角上有人洒了一片烂炖，稀糊糊的一堆，看上去像呕吐物。温斯顿拿起杜松子酒杯，停下来鼓起勇气，咕咕几口吞下了油腻味的杜松子酒。他挤了挤眼睛，泪水流了出来，一下子发现他很饿。他开始一勺接一勺地吞咽烂炖，习以为常的稀汤里有几块海绵状的东西，大概是肉做的。他们两个谁都没有再开口说话，埋头把饭吃完。温斯顿左边的饭桌上，在他身后边一点，传来一个人的话音，语速很快，喋喋不休，刺耳的呱呱声像是鸭子在叫，压过了饭厅那种惯常的嗡嗡声。
“词典进展得怎么样了？”温斯顿为了压过那个声音故意大声问。
“慢呀，”赛姆说，“我在整理形容词。蛮有意思的。”
他一听人提到新话语，马上来了兴致。他把小饭锅推向一边，一只修长的手拿起自己的面包，另一只手拿起奶酪，身子探向饭桌，以便交谈时不用扯着嗓子。
“这第十一版是定稿本，”他说，“我们把这种语言最后定型了——人们张口说话就是这种形式，无人再用别的形式说话。等我们把这部词典完成了，像你这样的人就得一遍又一遍地学习它。你以为，我敢说，我们的主要工作是发明新词儿。才不是呢！我们在摧毁老词儿——每天摧毁几十个，几百个。我们把语言砍削成骨头架子。第十一版没有一个词儿在二〇五〇年之前会成为过时的。”
他饥肠辘辘地啃食面包，吞咽了几口，然后接着说话，带了一种学究气的激情。他那又瘦又黑的脸生动起来，两眼没有了嘲弄的神色，几乎像在做梦。
“那真是一件妙不可言的事情，把老词儿一个个摧毁。当然，最大的浪费在于动词和形容词，不过几百个名词也弃掉不用了。不仅仅是同义词，还有反义词。说到底，一个词儿要只是另一个词儿的对立面，还有什么正当理由存在呢？一个词儿本身就包含了其对立面。比如说‘好’这个词儿。如果你有一个像‘好’这样的词儿，还有什么必要知道‘坏’这个词儿吗？‘不好’一词就一举两得了——甚至更可取，因为这才是不折不扣的对立面，那另一个词儿就多余了。再比如，如果你想要一个‘好’的更强有力的版本，留着像‘优秀’和‘出色’这样一连串词义模糊没有用处的词儿，又有什么意义呢？所有这类词儿都算上又有什么意义呢？‘加好’一个词儿的意思就都有了。或者，如果你想表达得更强烈一些，‘双加好’一个词儿全解决了。当然，我们已经在使用这些形式了，不过在新话语的最后版本里，别的形式就都不存在了。等到最后，好和坏的整个概念只用六个词儿就万事大吉了——实际上呢，只用了一个词儿。难道你不觉得这很带劲吗，温斯顿？当然，这是老人家的创意。”他把话补充完整了一些。
温斯顿听见他提到老人家，脸上掠过一种乏味的急切神色。然而，赛姆还是立刻看出来温斯顿缺乏一种热情。
“你不是真的欣赏新话语，温斯顿，”他说，很有些悲哀，“即便你在用新话语写作，却还用老话语思考呢。我偶尔在《泰晤士报》上读过你写的一些文章。文章写得不错，但是它们是译文。在你心里，你更愿意守住老话语不放，就是舍不掉老话语模糊而无用的形态。你领会不了摧毁老话语的妙处。你知道新话语是世界上唯一的语言吗？新语言的词汇每年都在缩小。”
温斯顿当然不知道这个。他莞尔一笑，心下希望表示认同，却不相信自己说得出口。赛姆又咬下一口黑乎乎的面包，三口两口嚼咽下去，继续说道：
“你难道没有看出来，新话语的全部目的就是缩小思想范围吗？最终，我们将把思想犯实际上控制到不可能再犯的程度，因为将来没有什么词汇可以表达思想犯了。每一种观念，一旦需要，只用一个词儿来表达，把其含义毫不含糊地界定下来，其附属含义统统除掉，彻底忘记。在第十一版里，我们距离这一点已经不远了。但是，在你我死后，这个过程还会长久继续下去。每年都会减少一些词儿，逐年递减，意识的范围也就越来越小了。当然，即使现在，思想犯没有了理由，也没有了借口。这只是一个自我约束的问题，实际控制的问题。但是，到了最后，连约束和控制都不需要了。等语言完美了，革命也就完成了。新话语即英社，英社即新话语，”他补充道，露出几许神秘的得意，“你可曾想过，温斯顿，到了二〇五〇年，最迟这个时间，有哪个活着的人能听懂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谈话？”
“除了——”温斯顿疑心重重地开口道，随后马上停下来。
到了嘴边的话是“除了无产阶级”，但是他制止了自己，不完全清楚这话是否在某种程度上不够正统。但是，赛姆还是猜出来他要说什么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