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儿女都在80年代初就去美国读书，后来在那里入了美国籍；孙子和外孙女都生在美国，他们都成了美国人。为此，我曾写了一篇随笔《我的子孙成了美国人》。文章的大意是说，我们汤家几代都是读书人，也可以说是“书香门第”吧！我总希望我们的后代能继承，但我的子孙们都成了美国人，以后将不会“认祖归宗”了。由是不免有点悲从中来。这自然是受儒家的所谓“传家风”的影响吧。当我把我的这种想法向乐黛云说后，她却说：“他们属于新人类，是世界人，没有传统的国家观念，什么地方对他们生存和发展有利，他们就在什么地方作出贡献，有什么不好！”乐黛云这话又透露出庄子思想的影子，庄子主张“任性”“放达”的思想，她认为应该让自己照自己想做的去做。对她的说法，我虽并不赞成，但我也不想反驳，因为儒家讲“和而不同”呢！
乐黛云喜欢求新，在她的一篇文章中对《老子》的“有物混成”作了新解，她说：“中国道家哲学强调一切事物的意义并非一成不变，也不一定有预定的答案。答案和意义形成于千变万化的互动关系和不确定的无穷可能性中。由于某种机缘，多种可能性中的一种变成现实。这就是老子说的‘有物混成'。”我说不能这样解释吧！《老子》中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是说“道”这个浑然一体没有分化的东西，先于天地就存在了。乐黛云说：“你那个是传统的解释，没有新意。”我说：“我们就各自留自己的意见吧！我不想和你争论，因为我主张‘和而不同'。”她说：“我赞成庄子说的‘物之不齐，物之性也'，我们两个做学问的风格不同，这是由于我们的性格不同呀！”我和乐黛云从来不合作写文章，但人们会发现我们的文章中往往体现着互补性，这就是因为“儒”“道”在我国历史上本来就是互补的嘛！
记得我们70年代在鲤鱼洲“五七干校”时，我在八连，她在七连。当时七连的连长请我去讲课。在我讲之前，连长先说个没完。乐黛云就急了，大声说：“你请人家来讲课，怎么你老没完没了地讲。”当我讲完后，我就向那位连长说：“乐黛云是急脾气，你讲的那些都很重要嘛！”因为我怕他对乐黛云发生误解。从我说，表现着儒家主张的“和为贵”的态度；从乐黛云说，她确实有些道家庄子的豪爽。
最近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一本我和乐黛云的随笔《同行在未名湖畔的两只小鸟》，其中一半是我的文章，一半是她的文章，都是各写各的。但是这本书的“序”是我写的，她只是改了几个字。在这“序”中有这样一段：“他们今天刚把《同行在未名湖畔的两只小鸟》编好，又计划着为青年们写一本总结自己人生经验的肺腑之作。他们中的一个正在为顺利开展的《儒藏》编纂工作不必要地忧心忡忡，另一个却对屡经催稿，仍不能按期交出的《比较文学一百年》书稿而‘处之泰然'。这出自他们不同的性格，但他们就是这样同行了半个世纪，这是他们的过去，他们的现在，也是他们的未来。”
我们的性格那么不同，可是为什么可以和谐相处地在一起生活了五十多年，而且一定会到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呢？这就是我们家的儒道互补。
我的子孙成了美国人
2001年12月30日，我和乐黛云由旧金山飞往纽约，住在我女儿新泽西的一所比我们在北京的房子大一倍的房子里，她把主卧室让给我们，相连的洗手间，除了有淋浴外，还有一个可以冒泡的大澡盆，这对我最合适不过。因为我有老年性皮肤瘙痒症，每天要在泡澡后抹上一些药膏，才能稍许止痒。2002年1月1日，我儿子一家由纽约来，我只有这一儿一女，这样我们可以一起度过新年之夜。这是我们全家多年没有在一起过年后的一次聚会，儿女两人再加上儿媳、女婿、孙子和外孙女，全家九口人，还有乐黛云的一位亲戚和她的男朋友，十一个人在一起吃了一次年夜饭，照了许多可以让我们回忆的照片。就在我们全家汇合在一起时，我忽然发现并想到一个问题：“我们汤家的下一代和下下一代都从中国人变成了美国人。”这使我颇有一点悲从中来之感。
说来话长，简单地说，这也是我们造成的结果。1981年乐黛云先到美国，在哈佛做访问学者，后到加州大学（伯克利）任研究员；我在1983年也作为罗氏基金学人到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院客座。我们都认为，美国的教育制度，特别是他们的研究院比中国要好得多，就希望儿女们也到美国来学习、深造。而他们都是学理工的，也很想出来使自己能接触学科的前沿。当然在他们学成取得了硕士学位或博士学位后，我们希望他们回国参加祖国的建设，但他们都异口同声地说：“我们不能回去，看着你们几十年在各种运动中，颠来倒去，受了那么多苦，我们回去干什么？”他们并且说：“我们之所以学理工，不学你们那套文科，就是想离开那些没有什么标准的是非之地。我们学的东西，是1+1=2，这可以重复验证。我们不回去当然觉得对不起你们，但为我们的子女想，我们不希望他们再像你们一样，不知怎么样会掉入自己也莫名其妙的深渊中。”对这样的道理，我们虽不赞成，但也确实驳不倒他们。
我的女儿和儿子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入了美国籍，孙子和外孙女都生在美国，自然是美国人了。这就是说，我们的下一代和下下一代都是美国人，再加上我弟弟（我只有这一个弟弟）的两个女儿也入了美国籍，她们的子女也都生在美国，这就是说，我们汤家（由汤用彤起）这一支，以后都是美国人了。这不能不使我深为遗憾。可是儿女们却在美国生活得很好，而且孙子和外孙女更是美国化，在那里表现很突出。
不说他们的工资比我高出三四十倍，扣除税收，女儿的工资也比我高出近三十倍，这些对我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比我自由，回想起，在我们最好的、最有创造力的年龄段，是我们自己心甘情愿地接受了一种思想，而不能摆脱听领袖和领导的话，把领袖当“神”来崇拜，大好的年华就如此过去了。我们自己当然有责任，应该反省，但是不是这种定于一尊的学说也有问题，指导我们言行的这种制度也有问题？经过文化大革命后的自我反省，我得出一条宝贵的经验：一切根据自己良知来判断是非，决不再跟风，决不再崇拜某一个人，决不把某种思想看成绝对真理。我得到这条经验也是经过了长期的思考、一点一点摆脱“新老传统”（三十年来的新传统和三千年来的老传统）的束缚而得到的，特别是“六四风波”之后，我自认为已经较清楚地知道以后应走的路，一条独立思考的路。
我并不认为，美国是什么“天堂”，它的社会同样存在着种种问题，而且有些问题非常严重。但相对地说，人们比较自由，比较少受政治的干扰。我的孙子Brady，现在十三岁，上初中二年级，他在小学五年级时，全美数学考试，取得第二，纽约州第一。他由小学升入亨特中学是他们小学中的唯一被录取的一个。亨特中学是纽约大学的附属中学，是纽约市最好的公立学校。我希望他顺利成长。我的外孙女Hedy今年十二岁，读初一，她的功课也不错，被选拔参加各种特殊的考试（即用部分大学入学试题考中学生），她喜欢舞蹈，也弹钢琴，会画抽象派的画，还会在电脑上编卡通故事。我女儿常向她说：“应该像哥哥Brady一样。功课出类拔萃。”Hedy说：“Brady哥哥是天才，我不是，我只做我喜欢的。”但很可惜，我的孙子和外孙女，中文很差，孙子还能听、说；外孙女听、说都有困难了。这也不能不使我大大地失望了。
我把我的失望说给乐黛云听，她的看法却和我不同，她说：“他们属于新人类，是世界人，没有传统的国家观念，什么地方对他们生存和发展有利，他们就在什么地方作出贡献。我们不同，受着国家观念的影响。总是觉得，为自己的祖国服务，是理所当然的。实际上按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最后国家总是要消亡的，进入世界大同。儿孙们在美国既可促进文化交流，为人类作出贡献，又可证明中华民族在任何地方都可作出贡献，有什么不好？”她的这番话，从道理上说，我驳不倒她，但从感情上说，我却较难接受，特别是我想到：我的子孙们怎么都变成了美国人？总觉得有点对不起我的祖父和父亲，没有让孩子们保存我们的“家风”。
我和乐黛云完全可以在20世纪80年代移民美国，但我们总认为“我们的事业在中国”，儿女们要为我们办“绿卡”，我们一直没有同意。从1983年起我几乎每年都会或开会或讲学到美国。1990年9月，加拿大麦克玛斯特（McMaster）大学授予我和乐黛云荣誉文学博士学位，并聘请我们在该校任客座教授四年，我们谢绝了四年客座教授的任期，只答应第二年（1991年）到该校讲学半年。对没有移居国外，我们不仅不后悔，而且为之庆幸，因为我们在国内多少可以为我们的人民做点事。二十年过去了，可以扪心自问，我们是在为中华民族的学术文化事业，为中外学术交流，做了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我们在国内外学术界有许多朋友，我们是幸福的。
原收入《同行在未名湖畔的两只小鸟》，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2005
注释
[1]钱穆：《燕园论学集》，24—25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