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如果这几点都做不到，在你发现已经必输无疑的时候，就要像打牌时常说的一句话——少输为赢。老太太还能活几天，你好好地活着，吃着喝着乐着玩着，妞泡着鸟提着，靠死她，也算是一种赢。
可年轻的皇帝，非要在这场毫无悬念的斗争中继续下去。
京畿附近，掌控军队的实力派，只有荣禄、董福祥、聂士成、袁世凯，前三人根本没有任何可能与皇帝结好。于是，他们把目光瞄准了袁世凯。
袁世凯驻守过朝鲜，加入过强学会，思想开明，平日也力主变法，还为康有为向皇帝传过书信，又掌握着中国最先进的新式陆军队伍。如果能把他争取过来，帝党势力的天平上将加上一块重磅砝码。
只是，袁世凯与荣禄走得非常近，这也不得不考虑。于是，他们决定派康有为的亲信徐仁铸到小站进行试探。
平常都没有交情，以为关键时刻凭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就能说动一个政坛上的新秀红人吗？合纵连横的战国策读多了吧？
自然，袁世凯是多么圆滑的人，他在徐的面前极力表示对皇帝忠心，也表达了对康有为的敬仰之情。这番客套话，任何一个官员，甚至普通人，也会说，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含义。
一般来说，政坛上的人要学会读隐语，这是一门比任何外语都要复杂得多的语言，要从一个人的表情、神态、行为来判断，一个字、一个眼神都不能放过，而变法派这些人显然在这方面的功夫欠缺得多。即使派徐仁铸亲自前来试探，也不能很好地判断出袁世凯到底是怎么想的，否则也不会继续下错棋了。
9月13日，光绪帝在向太后请安时，要求选举英才，聘请外国政治家做顾问，开懋勤殿来议论国家大事。太后脸色非常难看，把上谕往旁边一扔。
光绪帝知道，自己和太后之间，已经产生了无法弥合的缝隙。
回来后，光绪帝心急如焚，连写两道密谕，分别给了杨锐和康有为，要求赶紧寻找救助之道。
光绪皇帝决定召见袁世凯，并对其加以笼络。
9月14日，光绪帝召见了袁世凯，详细询问了练兵事宜，夸奖之后又赏了侍郎候补。这等于明摆着告诉他，要破格提拔他为副部级。
第二天，也就是9月15日，光绪帝再次召见袁世凯，告诉他以后与荣禄各办各事，互不掣肘。这其实就是宣布，袁世凯可与荣禄平起平坐，并可直接与皇帝对话。
正如阎锡山日记里的一段话所说：
突如其来之事，必有隐情，惟隐情审真不易，审不真必吃其亏。但此等隐情，不会是道理，一定是利害，应根据对方的利害，就现求隐，即可判之。
这个突如其来的好处和利益，让聪明的袁世凯胆战心惊。袁世凯的心像羊肉串儿一样，被架到了火上嗞嗞啦啦地烤着。——把“心”像羊肉“串”儿一样地烤着，这不就是那个“患”字么？两个中心，给大臣们的心带来这么多问题。
根据自己捕捉的信息，袁世凯清楚地知道，自己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一面是无权皇帝的拉拢，一面是无处不在的后党的虎视眈眈，利与害之间，他必须做出选择了。
平心而论，袁世凯是希望变法，实现国家强大，不至于受外敌欺负的。但是变法派实在是不成气候，一个没有实权的皇帝，领着一群没有实际经验的小秘书。从秘书们起草的稿子来看，理想、空想加幻想，与真正的变法需要相差太远，他们简直不是变法，而是胡闹，视变法为儿戏。这样的变法，没有任何成功的可能。就连后来被砍头的、康有为的弟弟康广仁都这样评价康有为的缺陷：“伯兄（康有为）规模太大，志气太锐，包揽太多，同志太孤，举行太大，当此排者、忌者、挤者、谤者，盈渠塞巷。而上又无权，安能有成？弟私窃深忧之！”
两利相权择其重，两害相权择其轻，从自己的发展前途而言，他心里也清楚，他会往哪一方面靠拢。
最后决断的时刻就要来到了！
袁世凯告密与变法失败
局势微妙的时候，兵权在握的袁世凯突然获得皇帝召见，并且破格提拔为侍郎候补，又许诺与荣禄并驾齐驱，年轻皇帝看似高明的一招棋，则无异于是向太后宣战了！
光绪的一举一动，慈禧太后都了然于胸。老太太鼻子轻哼：你还在娘胎里的时候我就知道你，从你穿开裆裤的时候我就看着你长大，你的一举一动，怎么可能逃得出我的手掌心？
为确保万无一失，她命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荣禄直接坐镇天津看着小站的7千人，又在京津之间的道路上，调集董福祥和聂士成的军队，各路人马加在一起共14万人！
也就是说，在小站到京城之间，摆下了超过小站陆军20倍的兵力，撒开大网，等着君来。
双方就要到了决斗的摊牌时刻！
你别看清朝统治者对外作战水平不怎么样，但对内部汉人的防范，那真是做到了滴水不漏。当年曾国藩与弟弟曾国荃攻下太平天国的都城天京时，在湘军的周围，已经布下了天罗地网，这些周围的邻居们，个个磨刀霍霍，有左宗棠的楚军，李鸿章的淮军，以及绿营、八旗各路人马。吓得曾国藩打下天京后，第一件事就是大裁军，以示自己的忠诚无二。
在政治上，只要有权，谁还讲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在特殊时刻，你不作为，就是想要作为。
从某种程度来说，政治就是个二选一的游戏。你想做不偏不倚的第三方，除非有极高的政治智慧和政治手段，否则，就离死期不远了。
后人写史总是苛责袁世凯在关键时刻的告密，其实袁世凯面临的形势非常严峻，他已经受到后党的怀疑，稍不留意，就会粉身碎骨，没有任何机会帮上皇帝了。如果不走出打小报告这一步，等着他的，就是死。
而且，许多人根本想不到的是，袁世凯的这支军队，毕竟是个新兵营，主要任务就是训练，他们的粮饷、弹药，全部由天津城的直隶总督补给。平常训练时，新军也没有几发子弹，统治者把枪与弹分开，关键时刻让你手中拿的玩意儿连烧火棍都不如。
不管袁世凯告密与否，他都没有任何可能与皇帝扯上关系。
而在局势危急的时刻，光绪的召见和加官，无疑是给袁世凯上眼药、敲丧钟，把袁世凯彻底逼上了绝路，别说不告密后果会如何，就是告密晚了，都会说你政治立场摇摆不定。
在这种情况下，袁世凯的告密是必然的，这就是人性，这就是血淋淋的政治斗争。袁世凯要是不告密的话，他就不是一个有血有肉、有理想有追求的人，而是一个“完人”。按照公孙龙子“白马非马”的逻辑，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完人，不是人。”完人只能存在于人们的想象之中，而不能穿越到现实生活中来。
历史是由有血有肉的人组成的，分析历史必须基于人性。可以描述但不可苛求，可以批判但不可审判。
我们没有理由去责备他，不信换任何一个人试试看，当时会怎么做？
上海师范大学的历史学家萧功秦教授在评价这段历史时有一段话，非常精彩，兹完整转述如下：
历史中的人与现实生活中一样，同样具有人皆有之的人性弱点与幽暗性。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在特定环境中，以特定方式作出自己的选择，并适应他的特殊生活环境，于是就有了万花筒般的丰富生命。如果你把慈禧太后、荣禄、李鸿章、孙中山、袁世凯看作一个个在适应自身环境过程中的鲜活的、有缺陷、有矛盾的生命，而不是某种政治代码或符号，你的笔下就会呈现出更真实的，因而也更深刻的历史形象，人们可以通过他们理解那个时代环境与结构。重要历史人物与精英其实都是多面性，他们面临的环境压力更大，内心冲突更强烈，比一般人的精神世界更复杂。
9月18日，康有为等人接到了皇帝的密诏，让康有为等速速逃离京城这个是非之地，越快越好，跑到南方，为日后再图变法预留火种。这表明，形势已经万分危急，皇帝知道，大势已去了。
康有为、谭嗣同等人连夜开会，却始终想不出一个好的计策，唯有捧诏大哭。最后，康有为决定铤而走险，假传皇帝圣旨，要袁世凯率兵勤王，杀荣禄，围颐和园诛杀太后。于是派谭嗣同到袁世凯寓居的法华寺摊牌。
最后一招，不成功，则成仁。
只是，他们哪里知道，袁世凯这个光杆司令，即使有心帮忙，也调不来远在天津小站的兵了。早就被“兵将分离”了。
9月19日夜，谭嗣同夜访法华寺。又一次试探性的谈话后，拿出皇帝的密诏，并全盘托出了他们的行动计划。
袁世凯信誓旦旦，满口答应下来，这反倒引起了谭嗣同的不安。只是迫于无奈，实在没有其他可供选择的路了。
这是一次巨大的政治冒险，赌一把吧。
第二天，袁世凯在回天津之前，又一次受到皇帝召见。
两派相争，他也不敢轻易得罪哪一派势力，万一太后百年之后，年轻皇帝执政，自己还是有个退路的好。于是，袁世凯非常委婉地说出了自己的想法，主要表达了三层意思：
第一，变法不要操之过急。“古今各国，变法非易，非有内忧，即有外患，请忍耐待时，步步经理，如操之过急，必生流弊。”
第二，要用老成持重之人主持变法。“且变法尤在得人，必须有真正明达时务老成持重如张之洞者，赞襄主持，方可仰答圣意。”
第三，皇帝身边的年轻新贵，资历太浅，能力不足，思虑不周。“至新进诸臣，固不乏明达勇猛之士，但阅历太浅，办事不能慎密，倘有疏误，累及皇上，关系极重，总求十分留意，天下幸甚。”
袁世凯知道变法派必败无疑，自己得寻找保全自己之道。否则，连受皇帝三次接见，又加上皇帝近臣谭嗣同连夜密访，这些根本不可能瞒过太后的耳目。别说自己是掌兵大员，朝廷时刻都没放松过监视，就是普通人，受皇帝这样接见，都极易引起太后的怀疑。法华寺周围，到底有多少密探盯着，说不定谈话的内容早就报到太后耳朵里了。统治者要是没有这个本事，他们也不会安稳地坐在一把手的位置上了。
袁世凯已经打定主意该怎么做了。
9月20日下午，袁世凯坐火车回天津。下火车后，直奔直隶总督府，把变法派的行动计划，以及自己如何受召见的全过程对荣禄和盘托出。
当晚，荣禄连夜乘车回北京，向太后告变。袁世凯暂时不回小站，“代理”和“充当”直隶总督，坐在这里看家护院，看似抬举他，实则软禁他。
9月21日，慈禧乘銮直奔光绪寝宫，指着鼻子大骂他忘恩负义。随即对外宣布，皇帝有病，需要静养，将他软禁于水中孤岛瀛台。慈禧重新执掌大权。
人在幼年时的经历会影响一生，就如同小象小时候拴在树桩上，长大后自认为再也挣不脱一样，光绪只要一见他的“亲爸爸”，就会不由自主地浑身发抖。一个皇帝，就这样被人指着鼻子大骂一顿后，他的权力被彻底地收走了，一同收走的还有皇帝的人身自由。
紧接着，我们所熟知的戊戌六君子：谭嗣同、林旭、杨锐、杨深秀、刘光第与康广仁被收监。9月28日，六君子血染菜市口。康有为和梁启超在外国人的帮助下，逃出京城，躲过一劫。
维新变法失败，除京师大学堂保留之外，所有变法措施全部废除。
袁世凯在此重大事件中确实是告密了。但是，变法派的失败与袁世凯的告密有没有必然的因果联系？想清楚了这个问题，可能会对那段历史理解得更透一些，也更少些对前人的苛责。
换个角度来说，从慈禧太后和荣禄立场考虑一下：袁世凯的告密，统治阶层应该为自己培养的干部在关键时刻政治立场坚定而欣慰。何况，从私人角度来说，荣禄在袁世凯小站练兵的时候，是力保过他的，是一条线上的人。别忘了，用马克思的话讲，人是有阶级性的。袁世凯也不是超阶级的人。
历史的复杂性，也正是在这里。
历史的多姿多彩，也正是在这里。
历史注定不是那么枯燥乏味的，历史的舞台为各色人等提供了充分表演的空间，尤其是六君子中谭嗣同的作为，直到今天，仍然让人们扼腕叹息。
谭嗣同，字“复生”，在顽固派围捕六君子之前，他完全有机会从容地离开京城，但这位湖南义士却非要用自己的鲜血警醒沉睡中的世人。
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逃在国外的康有为，为这位叫“复生”的战友，悲痛地写了一副挽联：
复生不复生矣；
有为安有为哉！
那个叫“复生”的人，不能复生了，而这个叫“有为”的人却没有作为。
……
谁念西风独自凉，萧萧黄叶闭疏窗，沉思往事立残阳。
翻开《周易》，里面的第49卦——《革》卦，赫然映入眼帘的“初九爻”写着：“巩用黄牛，不可以‘有为’也！”不禁心下悚然。
不知道康有为的名字与这卦的爻辞有没有渊源，如果有的话，那可是很有意思的事了：
革，就是变革，革命。康有为要“革命”！
可是，初爻，位在最低，是最没有权力的“位”。《周易》告诫，卜到此卦此爻者，仿佛被如黄牛皮一般坚韧的皮革牢牢缚住，变革时机未到，不要轻举妄动，不宜造次从事，即“不可以‘有为’也”。
这就是玄机吗？
天道与人道相隔太遥远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又谈何容易？
今天，我们总是从情感和道德角度来思考维新派，立足于他们是救国救民的角度来评价，其实，毋宁说，他们是好心办坏事，或者说是不会办事，无意之中却造成了难以预料的灾难性结果。
重新掀开这页尘封的历史，我们今天可以这样说，人才的损失固然非常可惜，但最可惜的，是多灾多难的中国，又失去了一次宝贵的腾飞机会。而这一失去，真的不知道要经过多少年才能挽回。毕竟，属于一个国家和民族崛起的机会，真的不是很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