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有地雷迟滞清军前进，但日本的竹添公使一看不是袁世凯的对手，就把朝鲜国王强行带出王宫，后来国王被清军救下。
日本公使又自焚使馆，把罪名加到袁世凯的头上。是你先开的第一枪，是你烧了我们的使馆。
出了事，肯定是你的责任，由此顺延到你盟友的责任，最后总账还是算到你头上。
其实，没有证据的时候，自己制造证据这个主意是不错的，这是日本人的惯用伎俩，何必非得等着谁开第一枪呢？有机会要上，没有机会时，也要善于制造机会上嘛。日后的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都是日军谎称日人失踪，要进中国军营中搜查而挑起的。后来，希特勒也用了这一招，**入侵波兰之前，在德波边境，一支德国党卫队化装成波兰军人，制造了所谓波兰军队袭击德国的事件。随即，德军2500辆坦克、2300架飞机、150万大军，像蝗虫一样黑压压地向波兰扑了过去……
吓都能把人吓死。
后来的史学研究认为，如果不是袁世凯在朝鲜的当机立断，中日两国在战场上正式相遇，可能就不是十年之后的甲午战争，袁世凯使两国交兵推迟了十年。
河南少林功夫，对日本武士道，第一回合，少林代表队获胜。
“袁世凯”这三个字，也让日本人认识到了天朝还真是有能人。袁世凯的资料，也正式进入日本间谍的眼睛。《一个日本记者笔下的袁世凯》一书，就是日本间谍搜集的袁世凯从当兵到当总统前的详细资料的总结及分析。
友邦人士，莫名惊诧。
这个年轻人，这么难对付吗？
必须设计除之。
这样，年轻的袁世凯为他的勇于承担遭遇了政坛的第一次波折。
清日天津谈判
竹添公使跑回日本后，诬蔑袁世凯无故挑起事端，攻击日军，伤害日商，焚日使馆，破坏中日两国的“友好”关系。日本以此为借口，向清政府施压。
日本为什么如此怕年仅26岁的袁世凯，以致非要除之而后快？
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
高手出招真的不一样，日本人看到袁世凯的遇事之忍，出手之狠，善后之稳，意识到他绝对是个劲敌。
从《一个日本记者笔下的袁世凯》中透露的只言片语可以看到，当年的电讯业刚刚起步，还很不发达，袁世凯与北洋大臣的往来密电，中间要经过多重周转才能送达，尤其是要通过西洋国家之手（就像互联网兴起时，终端服务器在美国一样），而日本在间谍方面是极用心的，他们出重金悄悄购得了袁世凯与李鸿章往来密电，尤其是袁世凯率兵冲进朝鲜王宫之后向李鸿章汇报并提出的下一步处理意见的密电。这封密电被日本人得到，使日本在兵败的不利情况下，暗中抢得了先机，捞到不少好处。
从这封信中，我们可以领教一下当年袁世凯处理事情的手段：
首先，朝鲜亲清派向袁世凯求助，这就是法理依据，师出有名。袁世凯明知道日本人贪婪，向占据王宫的日本人提出要求日军退出的问题是不会有结果的，但袁世凯却仍然正式致函日本公使，日本人置之不理，又派一个兵弁持名片和信件前往，被日本人射杀，这才率兵直冲王宫。这叫先礼后兵。
其次，救出朝鲜国王后，朝鲜王不敢回到王宫居住，袁世凯又将其暂时移驾清军营中，并果断派兵维持都城的秩序，这就占据了有利的地位。
同时，袁世凯向李鸿章提议，日本都能把琉球据为己有，我方何不把朝鲜按照清朝行省对待？具体政策可以有所不同。否则，日本人蠢蠢欲动，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如不先下手，早晚为日本所图，这块地方就会成为我方的心腹大患。
李鸿章收信后，开始筹备事宜，并派吴大澂、续燕甫为钦差查办大臣，带兵舰两艘前往朝鲜，根据事态发展情况，择机处理。
日本人买到这则密信后，大吃一惊，针对这三条狠招，赶紧摆出了对策：
其一，派井上馨为全权大使，抢在清朝钦差大臣之前，率兵直抵韩京，与朝鲜政府谈判，不打了，咱讲和。不过你必须赔点款吧，谁让你们把使馆给烧了啊。别管谁烧的，反正使馆受损了。你必须给钱，要不然我方太没面子了。
其二，继续增兵施压，拉出想打架的架势，让清朝钦差大臣不敢轻视。
其三，在报纸上公布袁世凯与李鸿章往来信件的核心内容。
刚刚登上朝鲜半岛的清朝钦差大臣，一看己方的许多计策已经泄露，只得以查此次变乱为由，草草了事。
从此，日本开始对密电保持高度关注。正是依靠对信息的把握，十年后的甲午战争中，日军才顺利地一举击败清朝陆海两军。当我们今天全在评论当年清军如何无能、如何不堪一击的时候，其实不知道，幕后的猫腻才是决定两国军队胜负和国运的关键。
日军通过截得的清军情报，总能在恰当的时间、恰当的地点，集结恰当的兵力与清军对抗，清军处处被动，其实不是清军无能，而是——清军在下明棋，日军在下暗棋。
如此下法，不可能不输。
这一次事件，日本人要求清朝必须查办袁世凯，是他使两国关系发生了“不愉快”。而清政府和清军内部，也有人对袁世凯的少年得志心存不满，便趁机攻击他“擅启边衅”，惹是生非，任性妄为，把外交关系和国家置于不利的被动地位。
这一时期，清朝正陷入中法争端的泥潭，不愿也无力与日本撕破脸皮，加上袁世凯是个小官，犯不上为了一个小官而使两个国家过不去。
而且，从清朝官员的处事习惯来看，只要事情当时有了“圆满”的解决，不管后遗症多大，处理事件的人都能获嘉奖；相反，即使你再忠心为国，但你不能妥善解决麻烦，那也是无功而有过之人。
清朝官员不知何时养成的这个毛病，利则相攘，患则相倾。一件事发生后，不管对错，先整自己人，以免此人太狂，以后不听招呼。弄得人人不敢负责，层层汇报，想让大家一起来负责。可是，到最后出事时，却查不到谁来负责，只得拿勇于任事者祭旗。如果这件事是好事儿，那八竿子打不着的人都会来争功。
伏尔泰曾言，雪崩时，没有一片雪花觉得自己有责任。
大家共同负责，就会演变成大家谁都不负责。
此风的长期浸润，就使中国官场形成了喜欢口号式的摇旗呐喊而绝不主动做事的坏习惯。
“擅启边衅”这个罪名可不小，意思就是说他未经上级同意，就破坏了中日两个国家之间的友好关系。又有人奏说袁世凯妄自尊大、乱改章程、蓄养官妓等。袁世凯心灰意冷，心想不如避开风头，于是以养母牛氏重病为由，要求回国归乡。请辞获准后，他终于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
其实，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看，袁世凯能够生存下来，与李鸿章的暗中帮助是分不开的，李鸿章对袁世凯确实是恩遇有加。毛头小伙袁世凯的误打误撞，正好配合了李鸿章在国内的发展战略和外交平衡战略，因为如果此时没能按得住日本，清军就会同时在南方与法国、在东北与日本战场相遇，那是更应付不了的。
袁世凯此时被查处，以及打发回国，一方面，李鸿章是暗中维护；另一方面，可能李大人也觉得袁世凯有点儿狂，处事任性妄为，先敲打他一下，冷他一下，以后需要的时候再任用。袁世凯是一块好玉，但还需要继续打磨。
1884年冬，清朝派来查办袁世凯和处理两国关系的大臣，晋谒朝鲜王，转达清廷意旨，劝朝鲜要忍耐，顾全大局，小不忍则乱大谋嘛（不过，谁也不知道这个大谋是什么）。同时把袁世凯驻守王宫的军队全部调回本营。这样自认理亏的处理办法，让日本人得寸进尺，向朝方提出了更加苛刻的条件。由于朝鲜的外事属于清政府，查办大使也决定不了，所以谈判决定改到天津进行。
而清政府为了不冲击洋务运动的近代工业化进程，不想因为朝鲜问题与日本剑拔弩张，使国内的洋务运动失去稳定的周边环境。因此，中日天津谈判，清朝采取了息事宁人的原则也是必然之事。只是，当时中国缺乏职业外交家，中日天津谈判，让清朝傻傻地置自己于不利的地位，而当时却没人明白。但日本人却非常明白，十年后的甲午战前，日本就巧妙地利用了《天津条约》中的条款。
1885年初，伊藤博文来天津解决中日冲突问题，清朝方面派李鸿章为全权大臣，两国在4月签订了《天津条约》，规定两国同时从朝鲜撤军，谁也不派人训练朝鲜军队，以免引起误会。但条约的要害之处为：今后朝鲜如有重大事件发生，派兵去朝鲜之前，要互相照会，和对方打个招呼，事定即撤兵，不许留防。
甲午战前，日本就是在这一条上做足了文章。朝鲜有事发生了，清军出兵了，跟日本打了招呼。于是，日本也出兵了。事情平定后，清军乖乖地履约，撤出了朝鲜，而日本兵却源源不断地涌上朝鲜国土……
而这个派兵前的“互相照会”，其实就是使日本取得了和清政府在朝鲜的同等地位，朝鲜，从以前的大清宗主国独立支配，演变成了中日两国共管，在国际法权上，日本占了大便宜。
日本人当年总结清朝的外交，用了十个字：非野蛮无理，即拱手听命。
清朝的官吏，在内部争权夺利的时候，一个个鬼精鬼精的，但一旦涉及对外事宜，便蠢到了愚不可及的地步。当你仔细品味一下对外交涉的诸多事宜，你便哭笑不得。
对内精明，是有小聪明；对外愚蠢，是无大智慧。
在老鼠面前，猫也终于找到了虎的感觉。
“一日之苟安，数百年之大患也。”南宋思想家陈亮在《上孝宗皇帝第一书》中的这句话，说得太准了，讽刺得太好了。
独当一面
《天津条约》签订后，中日两国相继从朝鲜撤军，热闹的半岛骤然冷清下来，给了第三方以可乘之机，“北极熊”发现了猎物！
沙俄的势力开始渗入朝鲜。
而朝鲜看见清朝这个主子软弱不可靠，也有心与沙俄往来。
清朝的和局出现了重大纰漏，主持北洋事务的李鸿章又一次面临困局。
袁世凯的思维是很灵活的，嗅觉是很灵敏的。在国内的他也没闲着，他知道李鸿章大人对他的印象不坏，他也知道只有牢牢靠住这棵大树，自己才能得到更大的机会。
在政治上，真正得一人之心者，可得天下也。反复投靠不同的主子，虽然可能一时获利，但最终会被所有人抛弃。
袁世凯一面通过叔叔袁保龄积极结交李鸿章身边的各类人物，使他们能在无意中向李大人说起自己的好，一面把自己在朝期间的所思所得，以及当前的半岛局势问题，写成条陈，上达李鸿章。袁世凯俨然成了朝鲜问题研究专家，且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和阅历。其要点大致如下：
第一，朝鲜臣民本来就受日本人蛊惑想独立，而今天我们的兵将全撤，再也没能力扼制独立派。
第二，朝鲜国王本来就生性懦弱，最易受人蒙蔽，沙俄势力的进入，使其很容易受到俄国人的愚弄。因此，必须考虑在朝设立监督机构。
第三，我们现在在朝鲜只设商务委员一职，由陈树棠担任，当遇到外交事务时进退不得，这样的自缩权力，为各国所轻视。所以应该仿效元朝，派大臣监国。
第四，应该把扣在国内的大院君送回朝鲜，他有智谋和雄才，通过政治平衡，能够阻挡闵妃集团投靠俄国的倾向，如果能晓以大义，充分利用矛盾，那么朝鲜局势的稳定对于大清是有利的。
处在不利局面之际，袁世凯适时得体地展现自己才能，终于给自己重新赢得了受李鸿章关注的机会。
这个主意提得不错，李鸿章动心了。
李鸿章与众人商议之后，决定先把大院君送回朝鲜，而护送之人，非袁世凯莫属，只有他才熟悉各方事务，且有权威向国王、闵妃、大院君三方施压。
1885年9月，李鸿章在与大院君充分谈话之后，又向袁世凯面授机宜，派袁世凯送大院君回国。袁世凯在大院君面前极力说明自己在李鸿章面前的大力保奏，并让大院君盟誓，这才向朝鲜进发。
到达汉城后，袁世凯又经过了一系列矛盾排解和斡旋活动，至少在表面上不能让闵妃把握的朝鲜排斥大院君，这才回国复命。
只是，让李鸿章和袁世凯始料未及的是，大院君已经不再对清朝感激和听命了，而是心怀怨恨，因此，这一策略并没有阻挡朝鲜脱清亲俄的步伐。
李鸿章也感到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于是，在袁世凯圆满完成任务回国后不久，他就向总理衙门保奏袁世凯，让袁世凯“办理朝鲜交涉通商事务”，“交涉”就是要“预闻外交之意”，比以前的驻朝商务委员权力大多了。
10月30日，清政府正式任命袁世凯为“驻朝总理交涉通商事宜”的全权代表，加三品衔。从此，袁世凯成了清政府驻朝最高领导，其实质就相当于他在给李鸿章的条陈中所说的“监国大臣”。
这一年，袁世凯刚刚26岁。如果从其兵龄和资历来看，只相当于军队中的一个初级士官，或者一个连排级干部。
这个提升速度是火箭级的，在近现代历史中，除了袁世凯，大概只有林彪和他的儿子林立果是这个速度了。林彪18岁进入黄埔军校，23岁当上军长；他的儿子、“老虎”林立果，一年兵、二年党、三年副部长。袁世凯差不多就是这个速度。
有了尚方宝剑又掌握实权的袁世凯，携西文翻译唐绍仪，正式在汉城成立公署，走马上任。
唐绍仪，广东人，1859年生，1874年首批赴美幼童留学生，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在政坛上，他跟随袁世凯并得到发展和重用。后来，袁世凯当上总统时，唐绍仪就任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
此时的朝鲜局势，比袁世凯当营官时要复杂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