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当然知道“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可是，那样的“同步处置”，会让人担心“打老虎是假，打百姓是真”——对雷政富们高高举起、轻轻放下；而对赵红霞们却悄悄举起、重重砸下，来个“严厉惩处”。一言以蔽之，公众担心的是，有的地方借“把权力关进笼子”之名，行“把百姓关进笼子”之实——也就是说，“把权力关进笼子”悄悄地变成了“被权力关进笼子”。一字之差，霄壤之别！反腐败要把权力关进笼子，怎么一弄两弄之后，却是反腐败的人被权力关进了笼子！
重庆纪委表示，“依法依纪推进调查，最终结果要对历史负责、对社会负责，要经得起历史检验、经得起社会评判”。这是很积极的态度，人们会拭目以待。只有真正把权力关进笼子，才能打得了“苍蝇”与“老虎”，才能经得起历史检验，这是一个常识。至于“社会评判”，必然是众说纷纭的，同样有个基本道理是：权力中人最应该控制的是自己的大脑，而不是别人的嘴巴。
笼子外的权力
时任青岛市政府副秘书长兼口岸办公室主任的卢新民，以女儿卢璐的名义，买下青岛市崂山区的沿海别墅，随后全部重新拆建；审批面积600平方米，可实际建筑面积达3200平方米；买别墅花了2000万元，选择改造尚未结束，坯型工程的总造价已达1200万元；而且破坏海岸礁石，侵犯公共海岸线……
对于网络的曝光，《中国青年报》记者到现场踏访，采写了报道《豪华海景别墅顶风违建的背后》，于2013年6月27日刊出。最新消息是：别墅目前已暂停施工。
要说这豪华海景别墅顶风违建的“背后”有什么，其实很简单，就是“权力”二字。如果没有硬如礁石的权力做“地基”，这别墅是不可能弄成这样的。权力派生金钱，权力更派生特权。没有权力作为靠山，这别墅别说能够改建成“航母级别”的，估计早就变成“烂尾”的“别野”了。
不过，现在这个别墅还没有变成“别野”，其“别墅梦”的蓝图如果真的实现，那可够得上“国字号”级别：“内设6层直通电梯、豪华通海游泳池、360度海景天台，以及甲板级通海阳台……”更耐人寻味的是，该违建别墅被举报后，有关部门曾下达过停建通知，但停建通知被束之高阁；城管执法局曾下令“限期拆除”，却仍在建设；记者向青岛市纪委监察局咨询时，工作人员均表示认识卢新民……公权力对权力中人的监督管理，总是表现得这么的虚弱。
读报总要问个为什么：为什么“市政府副秘书长”出身的就这么牛？动辄几千万的钞票是哪里来的？“打铁还需自身硬”，难道成了“权力自身最硬”，民众扳不动？不是说要“改进四风”吗？工作上形式主义，对百姓官僚主义，对自己享乐主义，这“奢靡之风”在这超豪华别墅上空可是刮得真带劲啊！
权力不进笼子，原来是进别墅的。笼子外的权力，就等于别墅里的权力。“别墅梦”是依靠权力而做成的。
权力失控的社会，往往是乱而无序的。苏联解体时产生的首个亿万富翁名叫戈尔曼·斯特林格夫，他有一句话发人深省：“混乱让我迅速富有，混乱也让我迅速变得一无所有。”当年开办首家交易所的斯特林格夫，曾毫不隐讳地说，是苏联解体之后的混乱状况成就了他的财富；他与政界关系密切，曾倾其财力参选总统——总统自然是没当上，财富也在一夜间灰飞烟灭……这样的“乱而无序”，不是常态社会；转型社会，应该尽力避免“乱而无序”。任何一个理智的人，都不会喜欢这混乱中的“迅得迅失”，即使他不是一个“患得患失”的人。
一批胆子生得大、双手伸得长的贪腐官员，在权力失控的混乱中迅速“暴富”，拿到手里装进兜里的，动辄几千万甚至上亿。比较落马之前和落马之后，真是来得快去得也快，比如那个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如果不能从体制制度上真正解决权力过分集中又得不到制衡制约的问题，那么，权力中人有多少能够幸免？
如今斯特林格夫全家搬到宁静的莫斯科郊外农村，他安心于当一个农民。他在他家小院的栏杆上，挂了当年交易所的交易铃铛，每天早上，他都仪式般地摇动那只铃铛，纪念那个逝去的时代。
而在秦城监狱里，刘志军显然是无法每天鸣响火车汽笛的。
走出历史走进法治
陕西省横山县波罗镇，发生一起矿权纠纷案，省国土资源厅拒不执行法院的生效判决。2010年7月22日，新华社就此播发“新华时评”《如此以权欺法应当彻底查处》。“以权欺法”的说法很重。
无独有偶，历史上演惊人相似的一幕，同样是在陕西省横山县，同样是一起矿权纠纷的官司，在最高人民法院审理过程中，收到一份来自“陕西省政府办公厅”的函件。《中国青年报》在报道的标题里问：公函发至最高法，谁在干预司法？
“权”与“法”，本是两个独立体，“独立行使审判权”是宪法权利，宪法规定法院不受行政机关的干涉。但在古代中国，一向是官、法不分的，县官就是“法官”，升堂就是开审，“一把手”定夺案件，一个人说了就算，惊堂木一拍，就如同法槌落下。而今，行政机关为了案件也得打官司，怕输掉官司还得发“公函”去说道说道，绝不是自己一个人说了能算数，“县官断案”终究变成了“法官断案”，这在司法史上无疑是进步，这样的进步是无法退回到古代中国的娘胎里去的。
我们讲政治文明，就要讲约束权力，防止权力滥用如同“权力超人”。政治文明的对立面是吏治腐败，而腐败通常都是越权滥权带来的。不久前收看著名京剧《四进士》，说的是明朝嘉靖年间，四个新科进士出京为官，共约赴任后不违法渎职；但碰上具体案件，遇到请托利益，有人就堕落了，一封求情信加上三百两白银，就扳倒了断案的“一把手”，结果就是颠倒黑白、草菅人命。封建官场对权力的约束，只能以权力管权力，也就是以“青天”扳倒“贪官”。“县官”与“法官”合二为一的制度安排，没有别的约束权力的路数了。这是人治不是法治。
历史的进步是很艰难的，每个时代都有各自的权、法烙印。“不论是谁，稍稍有权威后就开始耀武扬威了。”这是蒋纬国晚年谈到权力权威时的感叹，他说，“共产党对老百姓态度亲切，老百姓自然倾向他们。”
近读《蒋纬国口述自传》（中国大百科出版社2008年1月），其中有个故事让人忍俊不禁。一天，上尉蒋纬国乘火车从西安回潼关。车上很拥挤，火车开动不久，他看到一个上校从自己身后挤过去，不一会又从对面挤回来。他站起来问上校：“你是要找人还是要找位子？”上校说找座位，蒋纬国就给他让座。上校看了一眼，伸手就打了蒋纬国一巴掌，责怪他早不让座。蒋纬国分辩说，上校第一次是从背后过去的，不知是在找座位还是找人，这次是从对面走过来，才觉得上校可能是在找座位。蒋纬国这么一说，又挨了上校一巴掌。让出座位后，蒋纬国挤到厕所里坐在便桶上。此时列车长来查票，有人对他说了此事，他就告诉上校，你刚才打的是蒋介石的儿子蒋纬国。上校赶紧跑到厕所门口，“嘣”的一声跪了下来，并再三地道歉。“这一来反而把我吓坏了，我挨揍时并没有被吓，反而觉得很正常，但是看见了一个上校跪在我一个上尉面前，我可受惊了，就赶快把他扶起来。那位上校一定要我原谅他，说他家里还有老娘在，好像我马上就要把他拉出去枪毙似的。”
上尉之吓，是因为上校跪在他面前；上校之吓，是因为上尉有那样一个大权老爹。从《四进士》到“上校打巴掌”，我们都看到权力不受约束所演绎的情形。
那么到了今天，我们应该有充分的理由，走出历史、走出“权治”，走进法治、走向文明。
存量腐败乎？增量腐败乎？
又一只“大老虎”被拿下了：安徽省原副省长倪发科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倪发科2013年1月就不再担任副省长了。在任副省长期间，主要负责科技、国土资源、住房城乡建设等方面的工作。
拿下“大老虎”，是反腐败的成就。没人愿意看到“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老虎打不到，就打小老鼠。一二三四五，下山打老鼠；老鼠打不到，就打纸老虎”这样的结果。
有学者分析，贪腐被发现被检控的概率为2%-5%，贪腐不算是“高风险”。这样的说法当然是一家之言。我们必须重视反腐防腐、严惩腐败，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最近还有学者提出反腐新概念：“优化存量利益，严打增量利益。”这似乎有“过去的腐败就算了”的意思，大抵是为曾经的腐败开脱。“存量利益”是“存量腐败”乎？“增量利益”是“增量腐败”乎？毫无疑问，如果只严打新增的腐败，这显然是不可能的。腐败必须反，而且是不得不反，先得把“存量腐败”清出去，将进行中的腐败的猖獗势头压下去，“先治标，后治本”。
这段时间，有关中央巡视组的报道有不少。巡视好比“千里眼”、“顺风耳”，作用就是“找到老虎”、“抓到苍蝇”，发现“存量腐败”。巡视就是主动出击，主动发现，通过“找个人谈话”、“听街谈巷议”等等实实在在的方式方法，发现线索、发现问题。巡视期内，“个别谈话”对象少则一两百人，多则三四百人；而街谈巷议则能折射出“领导干部八小时以外的活动真相”。2011年4月初，中央第四巡视组抵达上海后，有大量群众要跟中央巡视员直接对话。巡视组采取了“号牌预约”方式，先排队领取登记表、递交材料，再敲定会面时间。驻地门前聚集了大量群众，还有群众拖着棉被、床垫排队。由此可见，反腐败的民意基层之结实。
近年来查处的上海市原市委书记陈良宇案、太原市原市委书记侯伍杰案、天津市原检察院检察长李宝金案等等，都是中央巡视组通过个别谈话等渠道，发现了线索。最典型的是那个李宝金，活宝一样跟巡视组说“来天津你们想办什么事就找我，市长办不了的事，我都可以办”。这一句牛气冲天的“承诺”，在巡视员的脑子里画下了问号：市长办不了的事，检察长凭什么能办？一位与李宝金相熟的企业老板向巡视组解读：“你不给他办，他就办你。即利用查案的职权，抓你的小辫子。”最终“一句话”牵出了死缓大贪官。
不可想象，这些贪腐高官的“存量腐败”如果没有被发现，他们一直在位，甚至一路高升，那会贪腐成什么样子，那样的“增量腐败”会增到什么程度。
看来，有些专家的“反腐建言”，只在术的层面打转；那样，无论如何折腾，都将事倍功半。体制制度不解决，反腐防腐少成效。只要政治体制不改，结果必是腐败不变。只要公权力不受制约，腐败照样大规模蔓延。“把权力关进笼子里，把钥匙交给国民”，这是必须的。
有时听专家的建言说了一大堆，还不如看人家一条新闻。比如不久前，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一项法令，将严格执行政府官员和国企领导收支申报制度。他们必须限时放弃在海外拥有的银行账户和股票，否则将被解职。按俄罗斯现行法律，政府官员必须申报购入房产、土地、汽车、贵重物品、股票和在海外持有资产的信息，同时解释购入这些资产所用资金的来源。俄罗斯有关官员说，打击腐败“没有不能触碰的领域”。
“反腐防腐”这四个字，反腐就是反“存量腐败”，防腐则是防“增量腐败”。
权必先独，而后腐生
我非领导，但我首先也想“指出”一下：网络上大量转发的这个报道，用的标题都是“广州城管队长受贿400余万元，称怕得罪人才收钱”，这实在是太不准确了，这回这个受贿的主人公，哪里是什么“广州城管队长”，他只是“广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的白云分局的太和镇执法队的队长”，看明白了，这个名叫王宝林的城管队长，只是镇里的哦。
尽管是最基层的，官儿不大，权力可不小。城管与认不认定、拆不拆除违章建筑密切相关，那个向王宝林一次次行贿的主儿，不就是害怕自己的违建被拆吗！
王宝林是镇里的城管队长，队长就是权力，权力就能“寻租”，就能谋利。两年之间，王宝林存钱2071万元，银行保险箱里还有黄金3.4公斤，价值122万元——他如果没有“权力”，哪来如此“钱力”。
王宝林这老兄给自己的贪腐找借口倒是蛮有特色，他说行贿人都是“通过中间人来行贿”，而这些中间人都有权有势，“如果我不收的话，得罪不起”。这简直就是说，我本身是没有腐败的，只是那些“虫儿”很坏，我得罪不起！
有一句很形象的话，已经将腐败说得很明白，那就是“物必先腐，而后虫生”。你自己的肌体不腐烂，如何生得出“虫儿”？蛋有裂缝，苍蝇叮之，这是常识。
如果进一步去想，那么，这“物”是怎么“先腐”的？“物”为何会“腐烂”下去？这样又回到了“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会导致绝对的腐败”这个常识上头。所以，导致腐败的无他，就是“权力”二字。即使是王宝林那样的“镇里的小小城管队长”，也是权力。权力失去有效制衡，成为“独此一家”之权，亦即“绝对权力”，那么，不腐败是没有可能的。在此，我模仿“物必先腐，而后虫生”，称之为“权必先独，而后腐生”。这样，“权独—物腐—虫生”这三者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就很清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