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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眼李想到公司办公室一个来月了，接近不惑之年，他先后变换过五种工作：插队当过农民，而且在山区非常艰苦的环境中度过的；接着当装卸工，又是最艰苦的工种；侥幸当了车间办事员，却被派性影响下了台；下决心不再从政，搞点业务当好园丁，做默默无闻的人，没料到叫知青政策改变了人生轨迹，干上了接近上层领导的工作。这就是人生，社会形势的变换总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他逐步熟悉了办公室的人员。吴习是办公室负责人，真正的职务是办公室副主任，原来吴习是刚提拔不久的，过去是科员，原来的主任搞“三产”去了，领导没有把吴习直接提成正主任，看来留有余地，大概看她在工作实践中干的如何再定吧。新来不久的大学毕业生小陈、小王刚到时就接触过了，感到小陈挺有雄心壮志，说话也冲，虽然只是专科毕业，能力却在本科毕业的小王之上，而小王不爱说话，蔫蔫的，这样就缺乏与人交流的基本条件，自然给人的印象不如小陈，不过小陈跟着赵副总在水厂工地蹲点，在办公室时候很少，而小王负责公司的法律事务，在办公室就是闷头看他的法律书籍，李想跟他说话也不多。在另外一间办公室的两位同仁高女士和周先生，李想第一次来时见面聊过，现在又了解的更详细了。高荣年近40，刚结婚不久，而且是初婚。她可以说是办公室的元老了，招工到这个公司只在下面工地干了半年活就调到公司打字室当打字员，那可是多少人羡慕的工作啊。打字员在当时属机要岗位，公司的机要文件如人员的提拔、考察的资料等都要经过打字员之手，涉及到人的情况在政治第一的年代都属机密，只有被非常信任的人才有资格看，高有两优势：长得漂亮和出身好，这个岗位自然适合于她。这不禁让李想想起了原来那个单位的晓雪，情况如此相似啊，看来哪的单位打字员都要挑年轻漂亮的女性，毕竟她们都是常接近上层的，美貌也是资源那，就在政治突出的年代也不例外。可能有此原因，高的婚姻问题一直拖着，高不成低不就，到38岁时才解决，而且还有戏剧性。别看高长得漂亮，但有个最大的缺陷是牙齿很不好，歪歪扭扭的，很不整齐，一张嘴说话就给她漂亮的外表蒙上了阴影，于是便下决心解决，找到一私人牙科诊所，拔掉了满口真牙，装上了满嘴假牙，彻底解决了这窝心的问题。在镶牙的过程中，她与牙科大夫的儿子产生了感情，虽然那个小伙子比她小3岁，长得很一般，但日久生情，而且俩人都老大不小的了，便结成连理，李想把这段姻缘称为“牙为媒”。但高虽然很早就到机关，并担负多年的机要工作，可由于文化水平较低，打字员不干了才转到办公室干文书工作，虽在办公室工作多年，资格也最老，但能力问题一直没提拔成主任。那一次李想进高荣办公室，她正整理文件，见了李想很热情打招呼：“李想你好，早就听说你文笔好，能写文章，办公室现在就缺少这样的。”“哪里哪里，来的俩大学生文化水平都比我高。”李说。“他们都是刚毕业的学生，经验少，写出好文章要有经历呢。我就写不好，虽然有经历，可脑子里没文字，憋半天也不知如何下笔，字词儿也不知怎么摆。”高很诚实，给李想留下挺好的印象。正说着，大个子周明进来了，背着一个大挎包，“你、你好，李、李想，我刚，刚交换回来。”说着把包里的大小装着文件的信封掏出来递给高。这周明说话结巴李想报到那天就领教过，后来知道，周明也是几年前从外单位调到这儿的，人老实巴交，又是中共党员，政治条件好，就负责文件交换。当然这是上世纪的情况，现在网络非常发达，通过发邮件等方式更快捷了，但交换并没有完全取消，有的重要保密文件不适合网传，仍要人工完成，不过数量很少，不必再设专人每天办此事了。李想感到这黑大个周明很憨厚，虽然结巴但很老实，那时国有企业基本是计划经济，岗位定员不太严格，要是如今，交换绝不单设人，像周明这样的决不会被办公室部门使用。办公室除了这几个人外，还管着打字室和司机班。随着社会的转变，原来视为机要部门的打字室逐步去掉了神秘面纱普通化了，打字员要求也不像以前出身非根红苗正，必须是中共党员了。李想看到现在打字室的姓刘和姓冯两个姑娘样子很一般，姓刘的女子还整天叽叽喳喳的说个不停，比他原来暗恋的晓雪差远了，不禁暗自摇头。当时的司机班只有四个司机，开小轿车的尤其傲气，因为他们经常给单位的最高领导开车，牛气哄哄的，那时小轿车少，只有到级别的人才能坐，狐假虎威的司机自然也自觉高人一等了，实际上在古代无非是车马夫的角色。有一次李想在公司院里见到给苏总开车的崔司机，那家伙仰着头跟李想说话：“哦，你新来的吧，办公室不好干那，可得好好学啦。”一副趾高气扬的模样，李想暗想：你不就是个一般工人嘛，办公室的人都是干部也没有像你这样的，你凭什么教训人。正想着，苏总出来了，崔司机立即换了副笑模样，赶紧点头哈腰的打开车门，用手挡在苏总头顶搀苏上车。李想看了还是头次见到如此拍马屁的人，心里堵得慌，听说这崔司机不但与自己同龄，还曾是在延安插过队的知青，如今怎么成了这个样子。
李想在办公室的工作主要是文字方面的，开始心里紧张没头绪，吴习告诉他办公室工作无非就是三样：办文、办事、办会。听起来挺简单的，可一天下来忙得团团转，多日下来又总结不出什么突出业绩。李想主要负责办文，就是审核修改公司要发出的文件草稿。这些文件先由有关部门拟出草稿，交办公室审核，拟稿的人水平参差不齐，碰到不通的语句及错别字的要一一改正，改完交吴习审核后，再送有关领导签发后打印成文下发。这需要有好的文字功底，李想写作从小学就好，在办文上难不倒他。自从来到办公室以来，他兢兢业业，恪守职责，不多说不少道，待人处事恰如其分，叫别人觉得他没多好也没什么不好，认为他当过老师，有知识分子的味道，稳重老实，这也正是李想所要的效果。几次的挫折，生活的磨练，使他棱角磨秃，变得油滑。在山西受老安迫害是由于有人专门陷害他，包含着当时形势的客观因素，但他还有一件终生难忘的甚至差点丧命的经历却与当时形势及他的主观冲动有关：
那是李想在20世纪六十年代就读于北京一所重点中学，这是世界著名大学的附中，学校条件在当时北京中学中算得上一流，连柬埔寨西哈努克国王的儿子、美国黑人领袖的儿子都在此读书，李想是以优异成绩考入这所学校的。可以说，这所中学称得上是那所著名大学的摇篮，如果不是那场史无前例的“革命”，李想本应该有很好的前途的。但历史偏偏那样不公平，李想这代人陷入人生的旋涡中，他所在的学校是“文革”的重灾区，因为附中上面的大学是“文革”的导火索。“革命”爆发，校长残遭毒打，老师们被斗，美丽的校园被糟蹋得不成样子。十五岁的李想积极投入了“革命”，但他的“职员”出身根本进不了“革命”的核心阶层，学校里的高干子女贯彻所谓的“阶级路线”，自认为血统高贵，组织了“红卫兵”组织，造反起家，首先向校党支部发难，又罢了所有不是红五类家庭出身的学生担任的班干部职务，靠从父母那里得来的小道消息“革命”，总是正确。就说对待工作组这件事吧，本来上级为领导好“革命”，维持好秩序，派工作组进驻学校领导“文化革命”，而且也重用了那些高干子女，把他们的代表吸收到学校“文革”领导小组中来，而这些人中在过去不少是些纨绔子弟，学习挺差，品德低下，不被重用。可后来这些高干子女们得到小道消息，说工作组执行了错误路线，本来与工作组关系极好的这些人又赶紧反戈一击，反起工作组来，搞起了投机“革命”。李想本来就对那些高干子女趾高气扬的作风反感，工作组事儿一出来，他单纯的头脑更忍不住了，贴了张大字报，说：“谁反对毛主席派来的工作组，就小心他的臭狗头！”这句话在当时漫骂成风的“革命”风潮中本不算什么，可深深触动了那些血统高贵的人。工作组后来真的撤走了，一时领导权落到这些高干子女手里，疯狂的打击报复开始了，凡是以前对那些高干子女不满的学生，以及出身不好的学生无辜惨遭毒打，校园里充满白色恐怖，当时被称为“红八月”。所谓的“打狗队”挥舞着皮带挨班毒打他们事先列好名单的学生。李想自然逃脱不了，他的一句话不但挨了毒打，被皮带狠狠抽了腮帮子，肿了老高，差点把眼打瞎，后来全北京市的“红卫兵”组织还要在工人体育场开十万人大会，批斗所谓残害“红卫兵”的人，点名要李想去，幸亏周总理及时制止，要不李想非在会场上被打死不可。每当李想回忆起这段可怕的经历，不寒而栗又感慨万分：“文革”初期派工作组事儿现今才明了，原来当时不是毛主席派的，而是刘主席派的，毛早就要整倒刘，工作组事件也成了毛整刘的借口，自己当时才十五岁，哪知政治斗争的险恶，为此差点丢了小命。这是李想人生的第一次遇遇的大挫折，如果他能认真地总结，吸取教训，也许对以后的处事有帮助。可惜李想是感情用事的人，缺乏油滑的头脑，有点古代文人中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性格，所以在对待老安多吃多占问题上忍不住随便对知人知面不知心的人唠叨了，又遭到了一次重大打击。现在到了新单位决不能重蹈覆辙了，所以刻意塑造了个不多说不少道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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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室的三项主要工作办文、办会、办事，李想开始主要参与的是办文，经过一段时间的熟悉基本掌握的差不多了，因为公司牵扯的各项业务发的各种文件，大部分都是先由各业务部门起草，送办公室审核，办公室主要是通顺语句，修改不当用词及标点符号，只有与办公室业务相关的文件才由办公室起草。不过审核其他部门报来的文件也需要懂得相应的业务知识，这也是李想需要学习的，毕竟他原来所在的单位工作性质与此公司很不一样，不过李想善于学习，也很用心，掌握得比较快。
至于办会也不太难，只要事先考虑好程序，精心办理就是了。办事就不一样了，需要揣摩领导的心理，机动灵活使巧劲。给李想印象最深的是一次一个外地关系单位的领导来公司参观正在施工的工程，由李副总经理和吴习接待陪同。那个单位来了三人，到几个工地转了转，重点游览了北京著名的名胜古迹。临走时李副总叫吴习给他们买点礼物带走，但没说买什么，让吴习自己考虑。买什么呢，吴习想了半天，这送礼的事儿确实不好办，那时还是上世纪90年代初，几百块钱的礼就是大礼了，人们一月工资高的才几百块呀。这礼既要好拿好带，还要拿得出手，最后吴习买了三双高档名牌运动鞋，每双都是好几百块，算大礼了，当然事先都调查了他们的鞋号，客人们高高兴兴打发走了，吴习跑前跑后也辛苦了一番，整个接待看起来没什么纰漏。可奇怪的是李副总却不高兴，几天不理睬吴，有时还成心找茬儿，一次吴批文件时漏了一字，李当她面大发了阵议论，说什么你常搞文字工作怎么出这么低级的错？讽刺挖苦了一阵，搞得吴习尴尬不已，背后哭了一鼻子，女同志嘛爱面子，李还在背后说吴习办事太不灵活。吴怎么也想不通，不知道哪儿得罪了李副总，对李想说：“这李副总不知怎么回事，怎么专找办公室的麻烦，最近老找我的茬儿呢。”李想也摸不着头脑。后来与李副总接近的人点拨吴：“你那次接待客人买的鞋有李副总的吗？”吴立时恍然大悟：“噢，还真没想着给李总买一双啊，咳，我怎么没想到呢，反正都是公司花钱，开发票都写礼品，多少还不一样，也没人去追究，我怎么这么死性呢。”吴后悔莫及，真是出力不讨好呀，没想到李领导心眼这么小啊，这就是办事的难点。吴习心有余悸，跟李想说了这事儿，还说真是伴君如伴虎啊。李想听后联想到他在山西与老安的事儿，觉得这李副总与安俩人真相象，都是农民心理，心说真要记住以前教训，以后办事一定要小心再小心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