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书籍的爱好者，——不过仅仅是爱好而已，并不敢说，我将要计划成就些什么，倾吐些什么。但是在生命的过程中，它是我精神上的伴侣，消磨我好多光阴，养成我现在一天不读书就感觉到不快的习惯。三年前从南洋抱病返来之后，朝夕溷于家乡的别墅里，闭门谢绝一切，像与尘世隔绝似的孤寂的生涯，就全仗了它做我灵魂的安慰。养病生活，种花喝茶之余，端坐萧斋中，对着心所爱好的书卷，自由披览，殊感到无穷的兴味。孔仲尼“学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的精神，我是拳拳服膺的。我藉读书来疗病，来消忧，不仅追求智识而已。几年寂寞的滋味也够受了，每当静穆之夜，凝对一灯如鹭，想到康德那种严肃而孤独的生活，完成纯理性批评那部名著，未曾不感到一个学者要研究一种学问，要探其究竟，测量其浅深，必须冷静地运用头脑，深沉地思索；又必须躲避无谓的应酬，勤于积蓄心智的宝藏，不要间断，每天总要积了多少。以故你不能量他的学识有若干深，喻其深处，有如海洋，几于看不见底。但同时，一方面又觉得孤独的读书研究，往往陷于偏颇，它的危险，势必成为心思之暴君。康德和黑格尔那种倒因为果的哲学，我以为，未始不是孤独读书研究的结果；卢骚思想在当时那样的偏激，或许多半由于孤独的生活造成的。我们翻《明儒学案》，细心研究当时学者思想之倾向，就很容易知道他们的偏蔽是从何而生：陈白沙悍然主张“观书博识不如静坐”之说，开阳明玄学之先河，而结果是流入于冥思与垄断，造成晚明心学之昌披。其弊端，不消说是肇于习静。所以孤独的研究学问，孤独的思索事理，有好处同时也有坏处。
于是，读书以外就非常需要谈话了。顾亭林与人书云：“独学无友，则孤陋而寡闻；久处一方，则习染而不觉。”殊为有见之言。即如英国的学者，常常讲着“交际是人们最好的导师”这句话，也有同样的道理。然而这应该先下了一个解释，说此与酒食征逐等应酬，绝对不能混合为一。酒食征逐的交际，那是现社会上的忙人钓名取利的专业，读书人大多不屑为，为之则难免消磨一点蓬勃的朝气，岂止无益学问事业而已。好的交际，无论世界上哪一个学者，都承认它能帮助学识之苗滋长，又是扩大胸襟，润泽心情的滋补剂。你合眼想想，集合几个在书堆里住过的人，各打开心智之宝库，彼此均得到一种莫名的快感，不是最有趣而且最有益的事么？平常我们读书，虽然斗室中便能坐对世界上古往今来许多大人物心血写成的结晶，涉猎报章杂志，又能晓得目下世界热血怎样的流行；但是这些不如把他拿来和朋辈讨论一过，蕴在脑府中的学识，一定没有永久的储积弗漏，也许没多时便悄悄地跑到无影无踪了罢。你要知道，一个人的智识和学力原极有限，须有多人的交换、研究、拭磨，那才有丰富的贮藏。往日所不能贯通的道理，所未听闻的事物，一朝体喻，在有益的谈话里得来者，却往往有过。古人所谓“与君一夕话胜读十年书”，确是一句有经验的话，确能洞悉谈话之真趣。
记起十八世纪约翰生博士(Dr.S．Johnson)曾集合了许多同志，组织了一个伦敦文学会，也专为谈话而设。这个文学会，并没有一个固定的场所，那是流动无定的：他们的集合，有时在会员的家里，有时在咖啡店中。谈话之际，把各人的心声赤条条地献出来。那班才人，既在书堆里饱餐着长久书香的气息，又孤独地躺在安乐椅上自由运动着脑筋。一朝倾吐谈锋，把不能移在纸上或将要在纸上的事理，借着一口嘴，展转的发泄，每次会逢作了几小时的交换，心境之欣娱岂俗人所能领略？虽则到现在隔了百余年，然而潇洒余韵，后人在书里读到这事，不禁对它生起憧憬。为此，便常引起我的梦想来。
我常常这样的想：如果有一所幽静的地方，每逢星期日便聚了几个思想和脾气颇为同调的朋友，在那里开一个谈话会，那是一桩非常愉快的事。人总离不开谈话，在学问的海里求寻者，更加需要谈话来调剂。闲谈也非“群居终日言不及义”的意思，如其用得适当，正是能助长一切学术进境的源泉。
谈话会当略仿约翰生博士当时那样子，那是活的，有生态的，和正人君子们所开的会，根本就异其趣。我想要集合几个朋友，志趣大致相同，在一个厅子里，目中所见，并无生人，耳中所闻，并无俗调，各人随便穿什么衣服，随便坐或躺，不拘形迹，也不讲究规矩，或喝清茶，或抽香烟，性之所适，都无不可。清谈的材料，可没一定：自上天说到下地，自革命说到恋爱，自《皇清经解》说到《品花宝鉴》，自《原富》说到《金瓶梅》，范围随便他大与小，问题随便他正与偏，全由各人的自由，谁也没有预定。不过在这里，毕竟总要抱定宗旨，那就是：无论如何，绝对不容说违心之论的话。各人皆赤条条地把自己所经验的事说出，把最近所看的书讲出，把自己对于社会对于人生的态度与见解的情趣，忽而慷慨激昂，忽而低声细语，各人的态度，压根儿就没有一点拘束。如果有一个问题提出，各人的见解有不同时，无妨大声争论，纵问题如何重大，争论时也须间杂调笑，那才不致枯燥无味；假使一旦所争论的问题得到解决，大家都要一致哈哈大笑一阵，一不惯哈哈大笑的，播扬嘴角微笑着也是无妨。有时大家嚷着饥饿了，主人便弄一两样点心拿出来吃。老李可直接批评老赵的点心做得不好，夸自己的太太会做好点心，味道既佳，花样又巧；老赵不服，滔滔地争辩了。老张可参加意见，并提议下星期的集会，须到老李家里，目的是在尝尝李太太的点心弄得如何好吃，是不是老李“车大炮”，代他的太太吹牛。到了兴尽的当儿，各人随即自由散会，主人并不“鞠躬如也”立于门外送客，客人亦不临行向主人“九十度”，绅士的俗套根本就无须表演。一星期中得到这半天的消闲，然后各修“胜业”，我以为可真是忙碌于读书写作者之一种清纯舒畅的安慰。这种流动式的谈话会，比固定的为胜。此不特省钱租会址，并且交换智识在这样得来者居多，联络感情也以此为上法。然而人们为什么不？
另一方面讲，谈话之佳妙处，又是一种艺术；而此种艺术却从磨练中来。上面所讲的谈话会，就能够磨练谈话的艺术。徒有孤独的读书而缺乏谈话的磨练，不言其他，单在写作一方面，我相信其文决不能引人入胜，了无余味。清人许多朴学家，我读他们的文章几乎欲睡，非关题材干燥，实是他们不善于谈话的艺术，因之文字上之组织便不能动人。例如赫胥黎关于生物学上之著作，题材何曾不干燥，然而我们读之津津有味，其故便在于此。所以晋人善清谈，故其发言吐辞常有妙致；明人自中叶以后亦善清谈，故其零星小品往往多轻清可喜之作。我以为读书人平日研究有得，欲发挥某种学理上的文章，如先把该问题与良朋作口头上讨论一二过，然后着手写下，以谈话式的笔调出之，则必能独饶风趣，必能引起读者之注意。你以为何如？
载第13期（1934年10月5日出版）
小品文的危机
……
鲁迅
仿佛记得一两月之前，曾在一种日报上见到记载着一个人的死去的文章，说他是收集“小摆设”的名人，临末还有依稀的感喟，以为此人一死，“小摆设”的收集者在中国怕要绝迹了。
但可惜我那时不很留心，竟忘记了那日报和那收集家的名字。
现在的新的青年，恐怕也大抵不知道什么是“小摆设”了。但如果他出身旧家，先前曾有玩弄翰墨的人，则只要不很破落，未将觉得没用的东西卖给旧货担，就也许还能在尘封的废物之中，寻出一个小小的镜屏、玲珑剔透的石块、竹根刻成的人像、古玉雕出的动物、锈得发绿的铜铸的三脚癞蛤蟆，这就是所谓“小摆设”。先前，它们陈列在旧房里的时候，是各有其雅号的，譬如那三脚癞蛤蟆，应该称为“蟾蜍砚滴”之类，最末的收集家一定都知道，现在呢，可要和它的光荣一同消失了。
那些物品，自然绝不是穷人的东西，但也不是达官富翁的陈设，他们所要的是珠玉扎成的盆景、五彩绘画的磁瓶。那只是所谓士大夫的“清玩”。在外，至少必须有几十亩膏腴的田地，在家，必须有几间幽雅的书斋；就是流寓上海，也一定得生活较为安闲，在客栈里有一间长包的房子，书桌一顶，烟榻一张，瘾足心闲，摩挲赏鉴。然而这境地，现在却已经被世界的险恶的潮流冲得七颠八倒，像狂涛中的小艇似的。
然而就是在所谓“太平盛世”罢，这“小摆设”原也不是什么主要的物品。在方丈的象牙板上刻一篇《兰亭序》，至今还有“艺术品”之称。但倘将这挂在万里长城的墙头，或供在云冈的丈八佛像的脚下，它就渺小得看不见了；即使热心者竭力指点，也不过令观者生一种滑稽之感。何况在风沙扑面，狼虎成群的时候，谁还有这许多闲功夫，来赏玩琥珀扇坠、翡翠戒指呢？他们即使要悦目，所要的也是耸立于风沙中的大建筑，要坚固而伟大，不必怎样精；即使要满意，所要的也是匕首和投枪，要锋利而切实，用不着什么雅。
美术上的“小摆设”的要求，这幻梦是已经破掉了，那日报上的文章的作者，就直觉的知道。然而对于文学上的“小摆设”——“小品文”的要求，却正在越加旺盛起来，要求者以为可以靠着低诉或微吟，将粗犷的人心，磨得渐渐的平滑。这就是想别人一心看着《六朝文絮》，而忘记了自己是抱在黄河决口之后，淹得仅仅露出水面的树梢头。
但这时却只用得着挣扎和战斗。
而小品文的生存，也只仗着挣扎和战斗的。晋朝的清言，和它的朝代一同消歇了。唐末诗风衰落，而小品放了光辉。但罗隐的《谗书》，几乎全部是抗争和愤激之谈；皮日休和陆龟蒙自以为隐士，别人也称之为隐士，而看他们在《皮子文薮》和《笠泽丛书》中的小品文，并没有忘记天下，是一蹋糊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明末的小品虽然比较的颓放，却并非全是吟风弄月，其中有不平，有讽刺，有攻击，有破坏。这种作风，也触着了满洲君臣的心病，费了许多助虐的武将的刀锋，帮闲的文臣的笔锋，直到乾隆年间，这才压制下去了。以后呢，就来了“小摆设”。
“小摆设”当然不会有大发展，到五四运动的时候，才又来了一个展开，散文、小品的成功，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这之中，自然含着挣扎和战斗，但因为常常取法于英国的随笔，所以也带一点幽默和雍容；写法也有漂亮和缜密的，这是为了对于旧文学的示威，在表示旧文学之自以为特长者，白话文学也并非做不到。以后的路，本来明明更分明的挣扎和战斗，因为这原是萌芽于“文学革命”以至“思想革命”的。但现在的趋势，却在特别提倡那和旧文章相合之点。雍容、漂亮、缜密，就是要它成为“小摆设”供雅人的摩挲，并且想青年摩挲了这“小摆设”，由粗暴而变为风雅了。
然而现在已经更没有了书桌；鸦片虽然已经公卖，烟具是禁止的，吸起来还是十分不容易。想在战地或灾区里的人们来鉴赏罢——谁都知道是幻梦。这种小品，上海虽正在盛行，茶话酒谈，遍满小报的摊子上，但其实是正如烟花女子，已经不能在巷堂里拉扯她的生意，只好涂脂抹粉，在夜里蹙到马路上来了。
小品文就这样的走到了危机。但我所谓危机，也如医学上的所谓“分利”(Krisis)一般，是生死的分歧，能一直得到死也能由此至于恢复。麻醉性的作品，是将与被麻醉者同归于尽的。生存的小品文必须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开血路的东西；但自然，它也能给人愉快和休息，然而这并不是“小摆设”，更不是抚慰和麻痹，它给人的愉快和休息是休养，是劳作和争斗之前的准备。
八月二十七日
载《现代》3卷6期（1933年10月出版）
谈诗
……
郁达夫
我不会做诗，尤其不会做新诗，所以新诗的能否成立，或将来的展望等，都谈不上。似闻周作人先生说，中国的新诗，成绩并不很好。但周先生的意思，不是说新诗可以不要，或竟教人家不要去做。以成绩来讲中国新文学的里面，自然新诗的成绩比较得差些。可是新的感情、新的对象、新的建设与事物，当然要新的人诗人才歌唱得出，如以五言八韵或七律七绝，来咏飞机汽车、大马路的集团和高楼、四马路的野鸡、机器房的火夫、失业的人群等，当然是不对的。不过新诗人的一种新的桎梏，如豆腐干体、十四行诗体、隔句对、隔句押韵体等，我却不敢赞成。因为既把中国古代的格律死则打破了之后，重新去弄些新的枷锁来带上，实无异于出了中国牢后，再去坐西牢；一样的是牢狱，我并不觉得西牢会比中国牢好些。
至于新诗的将来呢，我以为一定很有希望，但须向粗大的方面走，不要向纤丽的方向钻才对。亚伦坡的鬼气阴森的诗律，原是可爱的；但霍脱曼的大道之歌，对于新解放的民族，一定更能给与些鼓励与激刺。
中国的旧诗，限制虽则繁多，规律虽则严谨，历史是不会中断的。过去的成绩，就是所谓遗产，当然是大家所乐为接受的，可以不必再说；到了将来，只教中国的文字不改变，我想着着洋装，喝着白兰地的摩登少年，也必定要哼哼唧唧地唱些五个字或七个字的诗句来消遣，原因是因为音乐的分子，在旧诗里为独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