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世纪九十年代，我们的话语里多了市场化、城市化、边缘人这些词汇，而直至当下作家关注城市边缘人生活的长篇小说却不多见，因而竹间的《边缘人生》让人耳目一新。
我们知道，城市化是统筹城乡发展的必然选择，而城市化的主体却是农民。农民进城不外两类，其主动者是进城打工、经商和做小老板的乡下人，其被动者则是因城市扩张失去土地而被迫农转非的准居民——《边缘人生》正是因把这两类人作为多情的描述对象，并倾力书写其融入城市的痛苦与艰难，从而让我们开卷之余，就有了一种久违的新鲜感。
自然，作品倾力的主动是许家湾那群杀进阳城的乡下人：许孝文、许孝东、许孝西和许孝柱。四个同宗的难兄难弟，以不同的起点，不同的目标和方式融入城市，想做真正的城里人，但拼打一番，又似乎都并未融入：孝文昧心编报，良知煎熬；孝东像巴尔扎克《高老头》里那个拉斯蒂涅，空有激情，仅凭一腔热血，即想向城市挑战；孝柱立不住脚，痛回乡下发展；而孝西邪门歪道，只玩城市姑娘，终至于脑袋搬家。相比之下，农转非的群落，命运之神倒有些眷顾：田秋秋与其父老田头处处以庄稼人的纯厚和真心待人，双双与城里人结成伉俪，是作者倾情赞颂的融入城市的楷模；田春春、李大容夫妇也以二心认同一心，从头过起来真正城里人的日子。
《边缘人生》以精致的琐碎娓娓于家长里短，抓住不同场合不同人物的典型心理进行描述，不疾不徐，在人物的对照、对应和补充中去把握融入的意念。这其中主动与被动，心理与行为，借力与助力，有形与无形都相当微妙，一枝笔是很难生花的，但作品中孝东与钱媛、孝文与刘英的爱情纠葛却是很好的看点。事实上，孝文的犹豫和退缩，孝东的心计与痞性，甚或孝西的偏执，邱腊梅的放弃底线，其人性本质中都有乡下人进城那种很难驱出的心理困境，即心理的贫困。即是说，他们这一群落走在城市的街道上很难是自信的，他们以自卑和小气筑成心理防线，以为城市处处都是算计和陷阱、尔虞我诈、落井下石、为富不仁，因而以占小便宜和不吃亏的乡村法理去面对城市规则，而以不惜力、不惜贱的小心钻营为能事，以为这样就可以融入城市群体，最终成为一个城里人。而这些阴暗心理还仅是其一个方面的表现。作者在作品中能洞幽入微地把这些乡下人的心理描述得有枝有节，当是很不容易的；偈子有云：“真佛只谈家常事。”小说能摈弃时下流行的大话大说，而着力于街巷闾里，以琐细见巧致，当更是不容易的。
《边缘人生》试可定位于雅与俗之间的流行小说。说其雅，是说作品在城市边缘人融入城市的痛苦与艰难的描述中触动时代脉搏，把握人物个性，以人物多样性及其细微心理描写来突显其多彩的时代人生；说其俗，是说作品趋同时尚，迎合普遍阅读心理，以其机趣、男女情热来构成错综的叙事单元，使小说有较好的阅读期待。当然，把自己作品能定位于雅俗之间且能践其旨规，也是相当不容易的。赵树理在谈雅与俗时说：“为农民写的东西也要讲品位，什么品位的东西摆在什么位置上。茶壶摆在茶几上，夜壶就不能摆在茶几上。”所以，在把握作品的俗的度上，赵树理是我们的榜样。失度，失其品位，把夜壶摆在茶几上，甚至神龛上，我们所见的这样的作品还少吗？从把握作品雅俗之度这一点说，竹间的小说也是值得我们细细地品读的。
当下，有许多作家关注城市边缘人这一块，但多属于猎奇、猎艳之类，而少有以切肤之痛，以担当之责来书写城市边缘人的生存斗争的。作家竹间矢志于这一方土地的耕耘，让我们拭目以待他的下一部长篇。
张宗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