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仅证明了和黄决策的果断和英明，而且成为和黄历史上最重要的一项交易，同时引来了海内人士的关注，他们纷纷来到和黄集团主席李嘉诚出售Orange的记者招待会。李嘉诚在会上说：“电讯业务是未来集团的发展重点，他已知道5年后和黄要做什么，也许好多人不理解，但我坚持的一个真理是，要想取得成功，首先要把目光放长远，敢于做出决策。”事实上李嘉诚也正是依靠果断决策，使和黄获得了一次次的成功。
默多克更是果断出手取得成功的典范。
鲁伯特·默多克1931年生于澳大利亚墨尔本以南30英里的一个农场，他是家中4个孩子中唯一的一个男孩。
因此父亲对他寄以厚望，10岁时被送到澳洲的杰隆贵族寄宿学校上学，也就是在这里，默克多形成了愤世嫉俗的性格。
由于是一个报业管理者的儿子，他被王公贵族的子女孤立。1950年，他到牛津大学学习，但在牛津大学，他又一次被排斥。牛津大学的同学并不很欢迎他，因为他只不过是一个从社会下层来的澳洲佬。这种令人自尊受挫的怠慢促使默克多成为一个反英人士。默多克的父亲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报业管理者，主办着包括墨尔本的《先驱报》在内的4家报纸。1952年，默多克的父亲因病去世了。在遗嘱中老默多克说，如果受托人委员会认为默克多值得支持，他希望默多克在报业及传播领域中拥有一个有用的、无私的人生。
但是据默多克的母亲说，老默多克对默多克是否有能力接管他所创立的事业心存疑虑，当时未满22岁的默多克急匆匆回到家乡，接过了父亲的事业，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回答了父亲。
默多克返回澳大利亚，在整理财务的时候，发现父亲的资产存在一些混乱，几家报纸在财政上出了问题，如果继续经营将陷入危机。在这种形势下，他果断地做出决定，说服母亲，只留下两份报纸，其他的都转让出去。
确立了发展目标后，默多克又到伦敦《每日新闻报》参加了简短的培训。
1953年，他返回了澳大利亚的阿德莱德后，默多克担任了《新闻报》和《星期日邮报》的出版人，这时他刚满22岁。
默多克决心把父亲留给自己的这两份报纸作为事业的起点。但在当时，《新闻报》和《星期日邮报》这两份报纸并不赚钱。默多克是一位善于思考的细心人，他清楚地知道读者要看的是什么，于是大胆地对报纸进行了一次彻底改革，新报纸出版后立即受到读者的欢迎。
自己经营的报纸虽然获得了成功，但年轻的默多克并不满足，他决心扩大影响。
恰在此时，他了解到珀斯市的《星期日时报》经营不善，濒临倒闭，便决定兼并它。
最后默多克筹措了40万美元兼并了这家报纸。默多克的一位朋友感慨地说：“他总是能够利用别人口袋里的钱把事办成。”占领了阿德莱德、珀斯后，他又继续寻找新的目标，他把眼光又投向了悉尼。
当时悉尼的报业已经被3个集团瓜分，费尔法克斯控制着《先驱早报》和《太阳晚报》，帕克公司掌握着《每日电讯报》和《星期日电讯报》，诺顿经营着《镜报》。
由于《镜报》经营不善，诺顿把它卖给了费尔法克斯，但费尔法克斯仍无法把它办好，这时默多克用400万美元从费尔法克斯手中买下了这家报纸。
对一个29岁的年轻人来说，400万绝不是一个小数目，但是默多克决心以英国的《每日镜报》为榜样，办好这个报纸。
默多克一直以来就有一个愿望，那就是创办一份全国性的报纸。但是说来容易做之难。
创办一份成功的全国性报纸，在大多数办报人心目中只不过是一个梦想。但默多克决心让他的梦想成真。他断定，一份客观公正的全国性报纸一定会获得成功，它将会是《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的一种混合体。
当《镜报》的地位刚刚巩固下来后，他就全力以赴地投入到新的事业中去了，经过不懈努力，1964年澳大利亚的第一份全国性报纸——《澳大利亚人报》诞生了。
许多人认为《澳大利亚人报》是默多克的另一面，因为这张刊载金融和政治事务的日报同那些通俗的大众化小报形成了截然不同的两种风格。但事实上，这张报纸亏损严重，为了荣誉和理想，默多克一直坚持下去。15年之后，《澳大利亚人报》才开始盈利。
默多克说：“我对我的任何一张报纸都不感到惭愧。那些告诉我报纸不怎么样的假内行让我恶心，假内行们只读一些没人想读的报纸。我怀疑他们根本就没读多少报纸，却在很多时候认为自己是一个自由主义者或者是一个激进主义者。他们认为可以把自己的品味强加给其他人。”
8.未雨绸缪，修炼超前意识
超前意识是指有长远的眼光，能把握时代的脉搏，高瞻远瞩地做出决定。在商业经营中如果没有独立的经营思路，在别人背后亦步亦趋，始终处于商业金字塔的最底层，不仅获利甚少，而且在发生经济危机时有可能成为牺牲品。经商要有超前意识，练就一双慧眼，只有永远比别人快半拍才能成为商战中的真正赢家。
在一片郁郁葱葱的丛林中，一只狼在漫无目的地走着，当走到丛林边上，狼突然看见在不远处的草地上竟然有一群驯鹿在悠闲地觅食。这只狼的兴奋劲儿一下子就上来了，刚要扑上去，忽然又觉得自己太冲动了，想着自己应该先计划一下，再顺着目标出击，这样胜的把握会更大。于是它又观察了一会儿，发现离它最近的地方有一只专心致志吃草的驯鹿，当下决定就是它了，便悄悄地向驯鹿走去。狼一步一步靠近驯鹿群，谁知就在离鹿群还有几步之遥的时候，驯鹿突然察觉，便以最快的速度四散奔逃。狼则对着预先“选中”的那只猛追过去。以极其惊人的速度超过了一只又一只驯鹿，但它就像没看见其他驯鹿一样，只对着被它锁定的那一只锲而不舍地追猎，最终它以坚忍不拔的耐性战胜了驯鹿，美美地饱餐一顿。
狼的特点是从来不会毫无目的地行事，面对猎物，它往往临危不乱，谨慎有加，对准目标，毫不迟疑，直至捕捉到猎物才肯罢手。人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往往会受到很多外界因素的影响，从而忘却了最初的目的，但是如果商人也像狼一样，认准唯一的目标，坚持不懈，一定能成功。
香港首富李嘉诚就是一个为实现目标而坚持到底的人。
1960年前后，李嘉诚以天才的头脑，敏锐的目光察觉出，当时市场上塑胶花的销路并非长久看好。因为凡是装饰品，日子久了就使人厌倦。美国人更是喜欢摩登，生产鲜花代替塑胶的日子不会太远。李嘉诚必须为自己手中1亿元的庞大资金寻找出路。
一天，李嘉诚独自驱车在户外兜风，无意中看到原野上的农民正忙于耕作，建筑工人正忙于建筑房屋。李嘉诚的思维豁然开朗，是啊，为什么没有想到经营房地产呢？
从50年代起，香港平均每10年便增加100万人口，住房问题十分紧张。香港地域狭小，人口密集。四五百万人挤在区区10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人口密度平均每平方公里5000余人，成为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之一，使这个素有“东方之珠”称誉的香港，成为名副其实的珍珠。“三代同堂”的大家庭已成为历史，社会对住房的需求直线上升。他从人口激增、住房空间有限、经济发展神速、土地使用日趋重要等方面预见到地价来日必然暴涨，香港地产业极具发展前途。他认为：“从古至今，以房地产最能保存币值和牟取暴利，尤其在‘寸土寸金’的弹丸之地——香港。”
李嘉诚当机立断，毅然决定投资地产业。1958年，他开始涉足地产界，在香港北角购地兴建一座12层高的工厂大厦。不久又在柴湾购地兴建另一座工厂大厦。这两座大厦的面积共达12万平方英尺。这就是说，当香港、九龙和新九龙中心地区地价猛涨，私人土地开发者在荃湾、元朗和大埔开始投资房地产的时候，李嘉诚早已捷足先登了。
香港寸土寸金，炒楼成风，是地产商的乐园。有的人用冒险的办法，采取“开发”方式投资。
所谓“开发”方式，就是买空卖空，侥幸取胜。就是说，你手上只有10万元，却要做100万元的生意，那不足的90万元就用地皮或楼宇向银行抵押，交纳利息。
这种做法的投机性大，好处是可以用小本赚大钱，你想赚更多的钱就向银行多借款，拼命搞“开发”投资。然而做生意不可能一帆风顺，任何商品绝不会只涨不跌。
物业市场一旦跌落，或者银行资金紧缩，“开发”商就毫无招架之力，只能乖乖投降，宣布破产。因为他没有资本，银行利息又多，倘若“剜肉补疮”的办法不灵，资金无法周转，一切都会化为乌有。
李嘉诚绝不做冒险的开发商，投机非他所长，稳健发展方是英雄本色。他以现金购买旧楼改造着手，地价低时大量买进土地，他看准了地价定会上涨，因此并不急于把买得的土地和房产脱手。特别是中国大陆发生“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香港进入了真正的黑暗时期，谣言四起，人心浮动，百业萧条，地产有价无市。
许多目光短浅的人担心“中共要用武力收复香港”，纷纷逃往美国、加拿大和东南亚等地，把工厂、商店、酒楼、住宅以极其低廉的价格出售。
在这种动荡不安的形势下，李嘉诚却独具慧眼，坚信“乱极则治，否极泰来”。历史不会倒退，中国人民一定会拨乱反正，力挽狂澜。
李嘉诚拨开眼前的迷雾，看到香港灿烂的未来，毫不动摇，稳坐钓鱼台。他一面小心翼翼地严格控制财务开支，避免发生财政危机，一面又利用经营塑胶业中每年不下千万元利润的盈余，把它们都投到购买低价的地皮和旧楼上去。
在人们争先恐后地抛售地产、物业的时候，他却胸有成竹地购买了一幢幢设备齐全的旧大楼，盖起一座座富丽堂皇的新大厦。
李嘉诚在地产低潮中崛起，19世纪70年代，香港进入了工业化大发展时期，被国际经济组织列为10个“新兴的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之一。
早在60年代，香港就成了亚太地区棉纺织品、服装、电子及塑胶玩具等少数几种轻纺工业中心。
70年代进入了“工业成熟期”，成为地区性的国际贸易中心、海空交通枢纽、金融旅游和通讯中心，工商业的迅猛发展，对土地的需求愈来愈大，香港只是个海港，陆地山峦起伏，可供商业利用的用地面积占全港面积（包括新界）的l/8。
70年代中期，许多内地人来到香港，人口激增，社会对各类楼房的需求急剧增加，与土地面积狭小的矛盾十分突出。
香港当局面对此种情况，实行了高地价政策。一方面大规模填海造地高价销售，另一方面垄断经营，实施了“价高者得土地”的方针。此政策更加助长了地产业投机活动的狂热发展，“炒”楼风更为盛行，因而造成了地产业随着市场的波动起伏不定。一些人高瞻远瞩，把握时机，大发横财；一些人目光短浅，急功近利，下错了赌注，倾家荡产。
李嘉诚真不愧是一位“商界奇才”，他熟谙地产市场的发展趋势，善于掌握买入和卖出的时机，时而迂回前进，时而单刀直入，因势利导，为公司未来的大发展开辟了道路。他左右逢源，得心应手，顺利地闯过各种险滩急流，在地产业几次大起大落中稳步前进。
1972年李嘉诚拥有的楼宇面积约有35万平方英尺，1975年增加到510万平方英尺，1976年发展到635万平方英尺。
香港作为西方进入中国内地进行经济活动的重要门户和中国通往世界市场的桥梁，吸引了世界各地的投资者。各种各样的商务活动从四面八方涌向香港。他们大力开设办事处，建立商场、宾馆，成立贸易公司，这样对地皮的需求就大大增多了，香港土地、楼宇供不应求，刺激着房地产价格的猛涨。
李嘉诚洞察时机，看好房地产市场的发展趋势，利用各种渠道扩展资金，大力发展地产业。到1977年，李嘉诚拥有的楼宇面积扩大到了1000万平方英尺，1979年增到1450万平方英尺。
70年代以前的香港地产业虽有几起几落，但总的趋势是上升的。进入70年代以来，香港地产业经过5年连续发展，1979年～1980年达到了顶峰。1979年房地产急速发展，地价之狂升猛涨十分惊人。这一年工业用地每平方米大约为13876元，约为10年前的12.5倍，20年前的133.5倍。非工业用地每平方米比10年前约增长一倍，为20年前的42.5倍。住宅用地地价一直高于工业用地，为10年前的15倍或20年前的87倍。随着地价几十倍、上百倍的猛涨，地产界巨子李嘉诚的财富也如长江之水滚滚而来。
高瞻远瞩、具备超前意识，目标恒定、坚持不懈地奋斗，这便是“商界奇才”李嘉诚的致富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