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思想的影响在中国广泛而深远。综观中国近代异彩纷呈的思想流派，没有哪一种思想能像“新民”思想那样历经百年而依然魅力不减，它对国人思想所产生的影响，跨越了历史的长河，而延伸到当代。今天，站在21世纪的历史高度来回溯“新民”思想的历史发展，我们也更为深刻地体会到：从作为主体的人的近代化角度来思索社会近代化问题的“新民”思想，正是国人为拯救备受屈辱的近代中国而在艰难探索中所开辟出的救亡图存的路径。可以说，作为救亡图存之路径选择的“新民”思想，正是奠基于传统文化所提供的深厚的思想资源以及近代西方思想的传入所引发的国人思想观念的革命。
第一节 问题的缘起：社会危机下对人的精神层面的反思
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近代中国社会，是外部资本主义的入侵和内部封建机制的衰败相互交织、社会危机日益加深的社会。这种社会危机，是中国传统的政治一社会体制所无法应对的，继而在引发思想界认知结构和思考方式变迁的同时，也使得国人产生深重的危机意识。张灏把危机意识概括为三个特征，即：一是对现实日益沉重的沉沦感与疏离感；二是具有强烈的前瞻意识，投射一个理想的未来；三是关心从沉沦的现实通向理想的未来应采何种途径[1]。危机意识促使国人在反思并努力挖掘传统文化中可供利用的资源以与时代要求相适应的同时，更为迫切地希望从西方汲取思想营养，以找到拯救中国社会危机的出路。
一、文化救国：救亡图存下的艰难探索
自鸦片战争起，中国被迫打开国门，一改闭关锁国的封闭状态，开始了艰难而曲折的近代化的历程。这个历史时期，正如王尔敏所说，是“中西接触频繁，西方器物知识大量涌入。中国朝野人士所见所闻，为亘古以来所未曾经验”的特殊时期[2]。在时代的挑战面前，先进的中国人开始了其艰难的探索。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运动、辛亥革命以及之后的新文化运动，无不体现了国人为实现救亡图存之梦想而上下求索的奋斗历程，这个奋斗历程也揭示出国人开始由追求器物层面的变革，继而追求理论和制度层面的变革，进而发展到追求思想文化层面的变革的层层深化的过程。
梁启超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中，高屋建瓴，全面总结和概括了鸦片战争之后国人的思想历程。他把中国近代救亡图强和学习西方的运动概括为三个时期：第一期，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第二期，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所以拿“变法维新”做一面大旗，在社会上开始运动。第三期，是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3]。因此，大体上说，国人的民族反省是按照从器物到制度，再到心理的三个阶段不断递进、不断深入的。
鸦片战争的失败，开启了近代中国全面接触、学习和引进西方文明的历史进程。战败的屈辱以及西方先进的器物文明震撼着国人，在意识到西方势力威胁的同时，国人的科技意识也进一步觉醒。因此，以重塑强国之志为目的，曾国藩、李鸿章等人所开展的以“练兵制器”为核心的“洋务运动”，便是试图通过技术、器物层面的现代变革而实现强国之梦的实践表现。然而，这种试图通过重振国威以血洗天朝上国战败之屈辱的意气，尽管也可以武装起坚船利炮，但是在来势凶猛的外敌面前，依然是不堪一击。甲午战役的惨败，无疑宣告了这一轰轰烈烈的救国运动的破产。
正是由于“于西学，仅袭皮毛，震其技艺之片长，忽其政本之大法”的洋务派的失败[4]，促使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进一步从制度层面思考救亡图存的道路，认为废科举、开学校、变官制乃救弊之法，比起“兵学之末”来说，是更为根本的东西。梁启超更是在《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一文中，借德国人之言沉痛地指出：“日人之游欧洲者，讨论学业，讲求官制，归而行之；中人之游欧洲者，询某厂船炮之利，某厂价值之廉，购而用之。强弱之原，其在此乎。”[5]在梁启超看来，甲午之战所昭示的日中国力之强弱，正是日中学习西方的本末不同所致。日本正是由于学习和掌握了西方富强之本，建立起了先进的制度体系，所以能在明治维新后迅速崛起，一跃而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而中国则由于单纯地效仿西方坚船利炮等器物之强而忽视了更为根本的制度之改善，因而在甲午之战中一败涂地，遭受重创。由此，中国欲实现自强，就必须改变原来的舍本逐末之法，把制度变革放在首位。这样，对制度变革的思考就成为19世纪末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的首要选择。这一制度层面的思考体现在行动中，就是当时旨在变革政治、经济、教育制度的“戊戌变法”。但是，这一自上而下的改良运动，最终以六君子喋血京师，康有为、梁启超流亡海外而告失败。
但戊戌变法的失败在宣告制度救国无望的同时，无疑为思想家们从精神层面开辟新的救国道路提供了契机。在对失败根源进行深刻反思的基础上，他们开始认识到：东西文化的差异以及由此而引发的思想价值观念的不同，正是导致中西贫弱和富强差异的深层原因。可以说，正是维新变法运动所倡导的制度变革的失败，使得先进的中国人把目光投向制度背后的思想文化领域，认识到近代中国的社会危机不仅是政治危机，更是精神的危机、文化的危机。正如费正清、刘广京在其主编的《剑桥中国晚清史》中所评价的：“尽管维新运动没有能达到它的政治目标，但它所引起的思想变化却对中国的社会和文化有着长期的和全国规模的影响。”“这一思想变化开创了中国文化的新阶段，即新的思想意识时代……引起了原有的世界观和制度化了的价值观两者的崩溃，从而揭开了20世纪文化危机的帷幕。从一开始，文化危机便伴随着狂热的探索，使得许多中国知识分子深刻地观察过去，并且超越他们的文化局限去重新寻找思想的新方向。”[6]应该说，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其思想价值体系由于兼具道德伦理的社会世俗性和文化的优美和谐性而具有强大的内在力量，从而以其独特的魅力备受推崇，令无数异质文化顶礼膜拜。“天不变，道亦不变”可以说是历次朝代更替中不变的思想元素。而近代的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则彻底改变了这一切。尽管辛亥革命在制度改革层面曾一度取得了成功，也燃起了国人新的希望，但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依然如故的残酷现实使得国人的强国之梦再次破碎。一代知识精英开始认识到以往的变革都未曾触及伦理道德以及其他思想观念的文化壁垒，当传统的思想价值体系已经无法适应近代多变的社会状况之时，反思传统文化的弊端，更新和改变传统的思想和价值观念的问题就迫在眉睫。由此，“文化意识的改造，国民价值观念、道德理想、知识结构、精神风貌、生活方式和人格素质的更新与重构，被视为救亡强国的逻辑起点和中心环节”[7]。
于是，政治变革居于次要地位，文化救国则成为当时救国的主题。文化救国论在把当时中国社会的危机归结为精神和文化的危机的基础上，试图通过引进西方文化以重塑传统文化，构建起全新的思想价值观念，并以此来塑造国人，进而实现人的近代化。在知识精英看来，人的近代化是中国近代化之基础，没有人的近代化，中国近代化就成了无源之水。而实现人的近代化之所以要以全新的思想价值观念来重新塑造国人，则是因为人们在数千年来传统文化的濡染和熏陶中所形成的思想观念及其所呈现出来的道德状况已经无法适应近代社会。
应该说，先进的中国人在探索救亡图存的道路进而开启中国近代化历程的过程中，在尝试了军事、经济、政治等种种救国路径皆告失败之后，才继而萌生了对人的文化心理提升的思索。正如美国著名的学者阿历克斯·英格尔斯在他的《人的现代化》一书中所指出的：“许多致力于实现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正是在经历了长久的现代化阵痛和难产后，才逐渐意识到：国民的心理和精神还被牢固地锁在传统意识之中，构成了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严重障碍。”[8]一个国家固然可以从国外引进先进的技术设备，移植卓有成效的政治和管理制度，“但如果国家缺乏能赋予这些技术设备、政治制度以真实生命力的现代心理基础，如果执行和运用着这些现代制度的人，自身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都经历一个向现代化的转变，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是不可避免的。”[9]中国近代化的历程也正是如此。历经几番探索和周折，先进的中国人终于把目光锁定在人的近代化身上。
人的近代化，即西方人所谓的“人的发现”，肇始于文艺复兴运动，历经宗教改革、启蒙运动而初步完成。文艺复兴使“人们将目光从天国降到人间，将人类从理智的迷梦中唤醒，将人类自身的本来面目还给了自身，将人的现实性、独立的主体地位和作用及其价值，以及丰富的个性发掘出来”[10]。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们站在时代的高度，将古希腊时期关于人类自身的理性认识纳入到新的关于现实人的思想体系中，在更广泛和更高的层次上肯定了人的尊严和伟大[11]。如果说文艺复兴是在世俗的层面倡导人性，使人们更加关注尘世的生活，是确立人的主体性地位的第一步，那么宗教改革则是在精神信仰的层面倡导人性，使人真正成为自己精神上的主体。而之后的启蒙运动，则使个人的存在具有了终极的价值，个人成为独立、自主、平等的个人。这种个人主义的理念，正是西方近代思想的根基。应该说，西方的启蒙运动对中国的思想界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近代以来，随着西学东渐，西方启蒙思想家对自由、权利等的思考，深刻地影响了近代中国的思想家们。他们在传统崩溃、民族危亡之际，开始了通过重塑国民精神来救国的艰难探索，开始踏上了推进人的近代化的漫漫征程。
二、新民：人的近代化之取向
应该说，当思想家们认识到人的近代化问题的时候，对传统文化的反思和改造就浮出水面，成为一个首当其冲需要解决的问题。因为清末所出现的大变局，使得在中国延续了数千年之久的儒家纲常名教维持下的礼治秩序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中国出现了自春秋战国以来的又一次大规模的礼崩乐坏。这种礼崩乐坏所代表的，是原有的社会政治结构的解体，而这种解体所撼动的，正是其赖以建立的、处在深层的思想文化。这样，文化取向危机就产生了。文化取向危机意味着文化深层的裂变。张灏从价值取向危机、精神取向危机和文化认同危机三个方面来解读文化取向危机，认为：文化取向危机首先是基本的道德与社会价值取向的动摇，是作为传统文化主流的以礼为基础的规范伦理和以仁为基础的德性伦理所代表的儒家的基本道德价值在近代所遭遇的冲击、动摇甚至是解体；精神文化危机则是文化取向危机的另一个表现层面，是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中的宇宙观与价值观遭遇危机和挑战，中国人失去了赖以安身立命的基础，其生命和生存的意义世界受到了质疑；而文化认同危机，则是当国人认识到中国只是作为世界众多国家中的一员而存在的时候，其内心所产生的强烈的文化失重感及其对西方爱恨交加的矛盾心理[12]。文化取向危机的产生，无疑孕育着文化变革的可能。
文化变革的方向何在？应该说，文化变革与中国近代启蒙的任务不谋而合，都是要解除封建传统思想文化的精神禁锢。在这里，思想家们由于其自身的不同的人生经历、不同的西学和中学背景，选择了不同的道路。尽管近代思想家们采取的路径不同，但都是在对作为传统文化主流的儒家思想的固有价值体系进行深刻反思和批判的基础上进行的，而且这些反思和批判也不只是单纯地要以新易旧，而是一个不断地改造、重建的过程。正是通过这样的一个过程，儒家传统文化才能获得新的生命力，并借此重铸民族心理意识，从而使人的近代化成为可能。可以说，传统文化正是在这样的一个变革中而得以延续和发展，成为作为人的近代化之社会和心理根基的新文化。
